——不是灯泡、留声机、电影，也不是任何有形的东西，而是思考技术的方式。
托马斯 • 阿尔瓦 • 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只能用他的牙齿来倾听。这位留声机发明者的一只耳朵完全聋了，而另一只耳朵几乎听不见，这是他童年时一件痛苦事故导致的后果。为了欣赏音乐演奏或钢琴发出的细腻曲调，他会咬住木头，让声波传到他的头骨里。声音会通过耳蜗进入听觉神经，这会把旋律传送到他那巨大的头脑中。除了留声机上清晰可见的咬痕，爱迪生欣赏音乐的方式产生了奇怪的副作用。他听不到高频率的声音，无法忍受声乐中的颤音，而且声称莫扎特的音乐是对旋律的侮辱，但他的内耳是如此敏感，他可以找出录音中的细微缺陷，比如笛子演奏中的一个高声调，这让音响工程师惊叹不已。
催生了唱片产业的倔脾气聋哑人只是他独特的矛盾之一，爱迪生的名声一直在剧烈波动。这取决于你是倾向于持有崇敬的还是修正主义的观点：爱迪生（1847 —1931）是天才还是小偷；美国资本主义的英雄还是贪婪的怪物；历史上最伟大的技术专家还是被高估的美国白人。在传记作家埃德蒙 • 莫里斯（Edmund Morris）耗费7年的新作品中，总结了这位多愁善感的人物，爱迪生是具有多面性的巨人。
莫里斯的巴洛克式风格的描述展示了在幼时受到金钱激励却不关心财富的爱迪生；他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电影工作室，却对电影却没什么兴趣；他是个炫耀公共关系的大师，却经常拒绝迫使他离开实验室的邀请和庆祝活动；他是个工作狂，一生拥有1 093项专利和无数的发明，包括白炽灯泡、留声机、碱性电池、X射线荧光镜和碳按钮麦克风，然而他最重要的思想并不是任何人可以取得专利或触摸的东西。
莫里斯的这本书并不是作为一本修正主义传记而撰写，但它有效推翻了近年来围绕爱迪生遗产的几个神话。首先，与其他许多人一样（比如爱因斯坦、毕加索、乔布斯），爱迪生也有着“天才”的绰号，有时被描绘成从童年尴尬的蛹中浮现出的美丽心灵。他在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的不同学校中来回穿梭，这让他早年的老师感到沮丧。但在母亲的指导下，他读得既循序渐进又如饥似渴。在13岁时，爱迪生建立了只卖水果、食品杂货和报纸的生意，每周净收入50美元，相当于今天年薪8万美元。几乎所有这些都用于购买电气和化学实验设备。不到青春期，爱迪生就已经融合了使他闻名于世的双生技能：赚钱的天赋和与生俱来的发明冲动。
莫里斯抛弃的第二个故事是：爱迪生仅仅是普及者，是没有真正发明任何东西的商人。大多数的发明都建立在以前成果的基础上，从蒸汽机到iPhone都是如此，关键的进步都来自于一次小小的调整，创造全新的东西几乎不可能。然而爱迪生似乎就是这样做的。
1877年的一天清晨，他在新泽西州门罗公园新成立的实验室里玩着一个隔膜：带有薄薄的金属底座的杯形装置，当爱迪生对着它喊叫时，它震动了。爱迪生想，如果他把一根针贴在那个金属底座上，他就能在柔软的表面上记录其声音的振动。助手制作了一个小圆柱形装置，在针尖下有一卷蜡纸。爱迪生大声喊着“玛丽有一只小羔羊”，针头把他的话语刻在蜡纸上，创造了这首诗的可回溯的声音记录。“第二次拉动蜡纸的时候，”他的助手查尔斯 • 巴特鲁尔（Charles Batchelor）写道，振动通过针头和话筒传回，“我们都意识到我们已经录下了这段话。”
就我们所知，这是人类第一次听到记录下来的声音。莫里斯用《荷马史诗》般的语调描述了这一时刻：
自从人类文明的黎明以来，宗教就断言：在尸体腐烂后，人类的灵魂会存活下来。人的声音几乎像灵魂一样重要，但它是身体的产物，因此也会死亡，像呼吸一样，在每个字、每个音节发出之后就消散了。对于这个问题，即使是无生命的事物（比如树木在森林里的倒塌声、打雷的隆隆声、冰块裂开声音）也只能响一次，除非它们产生回声，而回声本身也很快就会减弱消散。但现在，回声被记录下来了！
发明留声机之后的一年，爱迪生制造了一个电话，在一个正规的通话清晰度竞赛中超越了其发明者亚历山大 • 格雷厄姆 • 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和以利沙 • 格雷（Elisha Gray）的设备。一年之后，他发明的白炽灯泡使他达到了半神的地位。他做到这些都是在33岁之前，尽管他几乎没有声学、电话和照明技术的经验。这样的壮举是无法估量的，就像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正式球类运动训练的运动员，却在篮球、足球和棒球运动中连续几年获得MVP。
尽管莫里斯给了爱迪生应有的荣誉，但他揭穿了第三个神话。尼古拉 • 特斯拉（Nikola Tesla）——这位孤独的天才——从爱迪生的雇员变成竞争对手。1884年，在爱迪生雇佣特斯拉为他在纽约的发电机厂工作后不久，这位年轻的塞尔维亚工程师离开了这里，开始追求自己的电力梦想。成为那个时代的普罗米修斯的竞赛开始了。虽然爱迪生是第一个让城市沐浴在灯光下的人，但他依靠的是直流技术，这种技术在长距离传输中是很昂贵的。特斯拉是交流技术的教父，该技术利用旋转磁场能更有效地为大面积区域供电。对这场竞争的最简短总结是：爱迪生赢得了灯泡之战，但特斯拉的科技公司赢得了这场战争，这是2019年秋天名为《电力之战》的新电影的主题。
但是两者的比较揭示了一些关于创新本质的深层次内容。1943年，特斯拉在疯狂中孤独去世——这种命运有时被认为是其天才的证明。但是，对特斯拉的“孤独死亡”的浪漫主义描述，是为了隐含赞美阻碍他的事情：对孤独的坚持。创新在相反的条件下才能蓬勃发展，是爱迪生而不是特斯拉认识到：天才需要陪伴。
早在爱迪生发明留声机之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合作对科学的重要性。当艾萨克 • 牛顿写道：“如果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承认发明是团队工作，即使牛顿的团队成员大多是去世的人。爱迪生非常擅长改进现有的想法，他做了有用的调整：如果鬼魂能够成为好的队友，想象一下对活着的人会有多大的帮助。
1876年，爱迪生在门罗公园建了一座两层楼高的棚屋，里面有一群“伙计”——他对专业实验者的称呼——他们充实了他的草图，使他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发明家。没有巴伐利亚玻璃吹制者路德维希 • 博姆（Ludwig Bhm）或他的得力助手巴特鲁尔（Battror），爱迪生也许不会创造出其标志性的灯泡，巴特鲁尔帮助他将梨形灯泡内发光的纸碳化。
从一开始，门罗公园就既独特又有争议。AT&T公司专利部门负责人洛克伍德（T. D. Lockwood）在1885年宣布：“建立专业发明家团队以前、现在和将来不会有商业价值。”但是，随着爱迪生团队的成功显而易见和不容忽视，其他公司也建造了类似的团队，并看到了同样神奇的结果。
20世纪初，AT&T抛弃了洛克伍德的态度，在占领纽约市老化实验室多年之后，1941年在默里山开设了最先进的研究设施：贝尔实验室，位于门罗公园以北10英里处。该机构获得了晶体管、激光和第一个太阳能电池的专利。从1930年到1965年，杜邦公司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实验站开发了合成橡胶、尼龙和凯夫拉尔。在接下来的10年里，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设计了现代个人电脑。在俄罗斯发射了人造卫星火箭后，美国政府参与了这项行动，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局（简称DARPA），该机构于1969年为互联网奠定了技术基础。毫不夸张地说，在20世纪，几乎每一项重要的技术发明都来自爱迪生创造的那种研发实验室。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创新措施神秘衰落了。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当今科学技术面临的最大挑战，如设计能够模仿人类思维的人工智能，只会比19世纪的声音和光的再现问题更具挑战性。但也许我们忽略了爱迪生最重要的发明：跨学科的发明工厂。
在2019年的一篇论文中，杜克大学和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的经济学家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里，与门罗公园和贝尔实验室类似的雄心勃勃的企业研发实验室的数量减少了，生产率也随着下降。研究和开发仍在进行，但在过去的40年中，这两个过程已经脱钩：基础研究集中在大学，而大公司则负责产品开发。像爱迪生这样的团队——科学家和抽象思维者与机械师、电工和其他工匠并肩工作——变得稀少（尽管确实存在例外，比如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研发工厂）。
莫里斯的传记是倒叙的。托马斯 • 爱迪生在开场白中去世，而在结尾部分，名叫阿尔瓦的小男孩读了一本关于电的书，受到了启发。每一章都涵盖了10年的范围（第一章从1920年开始，到1929年结束），然后，故事无缘无故回到了19年前，开始对之前10年（第二章开始于1910年）的叙述。
如果莫里斯觉得自己的这种创新会给灵感创造而非结构化、严格累积的成就所标记的生涯带来新的启发，那他就错了。这种方法没有任何好处，并且失去了很多内涵。爱迪生的创造性爆发与10年的时间节点并不吻合。门罗公园在1879年的新年除夕被电灯照亮，并在1880年的第一天引起轰动。但是，由于莫里斯的叙述逻辑，使得新泽西哈姆雷特的灯光与人群的欢呼之间间隔了200多页。
然而，在这几章中，爱迪生是生机勃勃的，尽管莫里斯没有强调这一点，但爱迪生的魔力使他成为象征、成为世纪之交时代的缩影。1880年，曼哈顿没有地铁、汽车和电网；最高的建筑是一座教堂。1915年，由于钢骨结构的发展，纽约拥有了地铁系统、数千辆汽车、“灯光大道”（指百老汇新电气的标志）和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同一时期，飞机、空调和流水线也被发明出来。尽管如今科技新闻常常充斥着冷嘲热讽，但爱迪生时代的特点是极度乐观，人们相信他们能够重塑整个物质世界——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爱迪生对我们现在的世界也有先见之明。在他设计灯泡之前，他已经设想了充满电梯、缝纫机和“其他机械装置”的通电城市。在意识到电力的生态成本后，他建议能源公司“应该利用自然力量，比如阳光、风和潮汐。”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媒体大亨，在有声活动电影机——一种将电影和现场录音结合在一起的设备——出现之前，他就敦促威廉 • 霍华德 • 塔夫特（William Howard Taft）总统通过录制人们可能会在屏幕上观看的演讲来竞选连任，这不仅预言了未来的娱乐，也预言了未来的民主。
在其充满各种获得专利和未实现的点子的一生中，爱迪生亲自给他的揭露者提供口实，他坚持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任何点子。”
“我没有想象力，我从不做梦，我所谓的发明已经存在于外界中，我只是把它们拿走了。我什么也没有创造，没人会创造，不存在大脑中诞生点子的事情。一切都来自外面，勤劳的人把它从环境中分离出来。“
上述言论可以用几种方式来解读：刺激性的夸张、对创造力机制的诚实描述、对发明者的热情称赞。对我来说，它的模糊性突出了爱迪生最大的矛盾。这个创建了基于团队的研发实验室的人有以第一人称谈论其研究工作的习惯，比如“我的所谓发明”和“我这个勤奋的个人”。爱迪生的一生本应是创造性团队合作的永恒学习对象，然而他的名字却变成了天才的同义词。莫里斯的描述也显示出，虽然“勤劳的个人”是非凡的催化剂，但发明的繁荣在于勤劳的大多数。
资料来源 The Atlan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