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与哲学家主张世上不存在自由意志。 他们的主张可不可能是对的？
我和哲学家盖伦 · 斯特劳森（Galen Strawson）探究了与人之存在的本质有关的一些最为深刻、形而上学的难题，在我俩的对谈行将结束时，斯特劳森停了下来，突然问我：“你有没有与其他任何一个收到奇怪邮件的人聊过？”他在电脑上打开一个文件，开始念出他和其他几位学者在过去数年里收到的警告信。一些警告信很哀伤，另外一些充满谩骂，但统统都是言辞激烈的控诉。一个人写道：“去年，你们全都参与了摧毁我的人生。因为你们，我失去了一切——我的儿子，我的配偶，我的工作，我的家，我的心理健康。全都是因为你们，你们告诉我，我没有控制权，我对我所做的任何事都不负责任，我6岁大的儿子对他所做的事不负责任……再见了，祝你们这些像癌肿一般、邪恶又可悲的存在能有好运。”另一封在2015年初发出的邮件写道：“盖伦，你已经玷污了你的所有成就，你这个该死的十足混蛋。”数日后，他在邮件标题栏“你好”底下写道：“我要来找你了。”“收到这封邮件后，我们只得寻求警方的介入。”斯特劳森说道。警方介入后，这样的暴力恫吓终于停止了。
哲学家收到死亡威胁的事并非闻所未闻。譬如说，澳大利亚伦理学家彼得 · 辛格（Peter Singer）就收到过许多死亡威胁，而惹来这些威胁的便是他的惊人主张：在极为例外的境况下，杀掉那些有严重残疾的新生儿的做法也许在道德上具备正当性。然而，斯特劳森和受到这一波辱骂的其他学者一样，之前仅仅是在一场古老争论中表达了自己长期以来的立场。许多人认为这个争论在“扶手椅哲学”中属于终极难题，完全超然于现实生活中的感情纠葛。斯特劳森等人都否认人类拥有自由意志。他们主张，我们的选择由一些不受我们控制的力量来决定，甚至可能是早在宇宙大爆炸之时就预先决定好的，因此没人要对他们的行为负完全责任。斯特劳森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比起他自己的过错，他更加容易原谅其他人的过错。他逐封念出邮件，对这些骚扰者产生移情，体会着对方的苦恼。“我为这些人考虑了一下，这就是一场关于存在的灾祸，”他说，“我想我能看清原因。”
要向那些对此并不熟悉的人解释自由意志之谜，难点不在于它的复杂或难解，而是因为拥有自由意志的感受——感觉我们做出的选择由我们自己做主——对于每个人的存在而言极为根本，要保持足够的心智距离来看清问题真相是十分困难的。假设某天下午，你发觉自己感到有些许饿，于是你走向厨房里的水果碗，看见碗里有一只苹果和一根香蕉。事实上，你选择了香蕉。但显而易见的是，你有选择苹果的自由，也有不选择苹果的自由，更有同时选择苹果和香蕉的自由。那就是自由意志：假如你将世界历史倒带到你做决定前的那一刻，宇宙中的每个细节都与之前一模一样，你就能够做出另一个决定。
没有哪样东西比自由意志更加不证自明。然而，根据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说法，自由意志不可能存在。“这类自由意志被物理定律干脆利落、铁板钉钉地排除在外。”进化生物学家杰里 · 科因（Jerry Coyne）如此说道，他是自由意志怀疑论者中叫喊得最响亮的一位。史蒂芬 · 平克（Steven Pinker）和保罗 · 布卢姆（Paul Bloom）等心理学界的领军人物都同意这个观点，正如已故的斯蒂芬 · 霍金以及众多卓有声望的神经科学家显然也都赞同，其中包括拉马钱德兰（V. S. Ramachandran），他在为山姆 · 哈里斯（Sam Harris）2012年畅销书《自由意志》撰写的推荐语中声称自由意志是“有着内在缺陷、不一致的概念”，而《自由意志》一书同样有此主张。根据公共知识分子尤瓦尔 · 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说法，自由意志是一个时代错置的虚构神话——在过去作为一种激励民众反抗专制君主或者压制性意识形态的方式，或许有点用处，但是现代数据科学比我们更加了解我们自身，从而能预测和操纵我们的选择，数据科学开始发威，自由意志的作用已经过时。
反对自由意志的论证能追溯至千年之前，但自由意志怀疑论最近一次的复兴是受到最近几十年间神经科学研究进展的驱动。多亏了神经成像技术的出现，现在才可以观察与人类做决定相关的实体脑活动，也就更容易将那些决定想象成物质宇宙运行机制的另一部分，而“自由意志”在该机制中并未发挥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起，各种特定的神经科学发现已经提供了让人困扰的暗示——或许早在我们首次意识到自己在考虑自由选择的好几毫秒（或者更久些）之前，所谓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大脑中。
批评者指出这全都仅仅是扶手椅哲学而已，尽管受到这样的批评，事实上自由意志问题关系重大。假如自由意志被指出并不存在——假如我们真正理解这个事实——那么它会“造成一场刀刀见骨、十分激烈的文化战争，远胜于进化论议题上所进行的论战”，山姆 · 哈里斯如此写道。可以说，我们会被迫做出结论——因为某个人的行为而表扬或责备他的做法不合理，因为他们并不真正地对决定做那些事负责任；同样，为自己的罪行感到内疚，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或者对其他人的善意感恩戴德也是不合理的。我们也许会最终感到，对犯罪分子施以惩戒的做法在道德上并无正当性，因为犯罪分子对于自己所干的坏事并无最终选择权。一些人担心这也许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腐蚀所有人与人的关系，因为浪漫爱恋、友谊和睦邻礼仪之类的关系统统仰赖于关于选择的假定：任何表示爱意或尊重的姿态都必须要出于自愿才作数。
对自由意志争论这道悬崖审视一段时间后，你开始领会到一名早已心理脆弱的人可能会如何被轻推一把，陷入崩溃状态，给斯特劳森发来邮件的那些人显然就属于这种情况。山姆 · 哈里斯已经开始给自己的自由意志主题播客节目加上免责声明，劝导那些觉得节目主题让人情绪痛苦的听众别再听下去。绍尔 · 斯米兰斯基（Saul Smilansky）是以色列海法大学哲学教授，相信广为人知的自由意志观念是个误解。他告诉我，如果有一名研究生容易出现抑郁，却试图跟随他研究自由意志，他会尽量劝阻。“你瞧，我天生是无忧无虑的性格，”他说，“我拥有着类似于村中傻子的心态，让我开心起来很简单。然而，假如你太当真，自由意志问题真的很叫人抑郁。它没有让我快乐过，回想起来，假如我再念一次研究生院，也许选择另一个研究课题会更合适。”
斯米兰斯基提倡的是他口中所称的“幻觉主义”，具体想法是尽管自由意志按照惯例被定义为虚假之物，但至关重要的是人们要继续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从这儿能推知，如本文之类的文章也许极度危险。 “在最深刻的层面上，假如人们真正理解问题的本质——即使如我，在这么多年的研究之后，我仍然不认为我自己已经彻底吸收理解种种蕴涵——它就是十分吓人，难以接受。”斯米兰斯基说道，“对于任何一个拥有道德深度和情感深度的人来说，这确实让人抑郁沮丧，极具破坏性。它真的会威胁我们的自我意识和个人价值。这个问题上的真相太过可怕。”
从来就没有人能真正自由地选择做任何事，也就是说我们是受到某些超出我们控制的力量摆布的傀儡。这一信念的追随者似乎常常是在他们智识生涯的早期，在突如其来的灵光一现中被其打动，斯特劳森回忆说：“1975年时，我坐在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的单人阅览座位里，丝毫不知道自己的哲学博士论文要写什么。我那时在阅读康德关于自由意志的观点方面的资料，突然感觉像被电击了一下。事情就是那样。”推导的逻辑初看起来冷酷无情。首先从一条看起来像明显事实的论述出发：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总是一定完全由那些发生在它之前的事情引起。而那些事肯定是由发生在它们之前的事情引发——就这样不断重复，向后回溯到时间的起始：一个又一个再一个的原因，它们统统遵循一套可预测的自然定律，尽管我们尚未将那些定律全都弄明白。实体世界里有着岩石、河流和内燃发动机，直截了当，要在此脉络下领会这条论述相当容易。但是，在决策和意图的世界中，一定也是“由一样导致另一样”。人类的决策和意图牵涉到神经活动——那么为何一块岩石要遵守物理定律，神经元却能得到豁免？
于是，在水果碗的例子里，一开始你感觉饥饿有着生理原因，而且你选择用水果，而不是用一盒甜甜圈来对付饥饿，背后自有其因——原因存在于你的基因、你接受的养育，或者你目前的环境中。在假定的选择时刻，相较于苹果，你对于香蕉的偏好一定是由之前的经历引发的，很可能包括大脑中神经元激发的模式，而该模式本身又是由别的东西引发——就这样以牢不可破的链条回溯至你的出生、你父母亲的相遇、他们的出生，并最终回溯至宇宙的诞生。
但如果那一切都是真的，世上就不存在你也许想象自己拥有的那种自由意志的空间。为了拥有在学术行话中被称为“反因果”自由意志的玩意——那样假如你把历史倒带到做选择的那一刻，你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你必须得要以某种方式悄悄溜到物理现实之外。为了做出一个不仅仅是牢不可破的因果链条中下一环的选择，你得要能够站在整件事之外，成为一个孤立于物质世界，却诡秘地仍然能影响它的幽灵般的存在。但是，你实际上当然无法触及这个想象中的、处在宇宙之外的位置，不可能与构成物质世界的所有原子和支配这些原子的定律相脱离。你只是宇宙中海量原子的一部分而已，与所有其他原子一样受到同一套可预测的定律支配。
法国的博学之士皮埃尔-西蒙 · 拉普拉斯在1814年时以最简练的方式表达了这个谜题：宇宙中的事件像发条装置一样运转，在这样的宇宙里怎么可能存在自由意志？他的思想实验被称为“拉普拉斯妖”，而他的论证如下：如果假定有某个超智慧存在（或者称为“妖”）能以某种方式知道某个时间点宇宙中每个原子的位置，以及支配原子相互作用的所有定律，那么它就能预测整个宇宙的未来。它会对于100年或1 000年以后的世界无所不知，从大事直至麻雀轻轻振翼那样的小事。你也许认为你和伴侣结婚，或者选择吃沙拉而不是炸薯条是在做出自由选择；但事实上拉普拉斯妖通过沿着无尽的因果链一路外推，从始至终早已知道你会怎么做。“对于这样的智者，”拉普拉斯说，“不可能存在不确定的事，而未来像过往一样，都会呈现在它的眼前。”
确实，从拉普拉斯的年代以来，量子物理学的发现已经指出，一些原子和电子层面的事件是真正随机的，这意味着谁都不可能提前预测到那些事件，就算某个假定的超级智者都不成。但是，参与自由意志论辩的人士之中，没人认为这一点会造成关键影响。那些微小的波动起伏大概对人类尺度的生命几无相关影响。无论如何，要么是服从于电子的随机行为，要么是成为预先决定好的因果定律的奴隶，两相比较之下，前者并没有较多自由。无论是哪种情形，看上去总有某种东西——而不是你的自由意志——在扯动悬丝操控着你。
位于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的一座天文钟
对于大多数遭遇反对自由意志观点的人士来说，种种扰乱内心的蕴涵中，最让人不安的一条是与道德有关的论述：谁也不该因为他们所做之事而得到奖赏或受到惩罚，因为他们所做之事是盲目的决定论力量（也许要加上一点量子随机性）作用的结果。“对于自由意志怀疑论者来说，”格雷格 · 卡鲁索（Gregg Caruso）在他的新著《公正应报》（Just Deserts）中如此写道，该书收录他与哲学家丹尼尔 · 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对话，“要对方负上道德责任的对待方式永远不公正。”假如我们要接受该观点的全部蕴涵，我们对待彼此的方式——尤其是我们对待犯罪分子的方式——也许就变得面目全非。
考虑一下查尔斯 · 惠特曼（Charles Whitman）的案子。1966年8月1日的子夜刚过，惠特曼——他25岁大，是一名外向友好、性格显然沉稳持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军人——驱车到他母亲位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公寓，在那儿将母亲刺死。他回到家，在家中以同样的手法杀害妻子。那天晚些时候，他携带各种武器，登上得克萨斯大学校园内一座高楼的观景台，开始了大约持续一个半小时的随机射杀。等到惠特曼被警方枪杀之时，又死了13个人，还有一人是因为负伤而在多年之后去世。这个事件至今仍然是美国严重程度排名第10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在屠杀发生后的几小时内，当局发现了惠特曼在前一天晚上打出的留言。“我不太明白是什么驱使我打出这封信，”他如此写道，“或许是为我最近的作为留点头绪。这几天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我本该是个挺讲理且有脑筋的年轻人，但是，最近我被一堆不同寻常、没头没脑的念头害死了。这些念头不断反复，得用心极力压制才能专注于能带来进步且有用处的工作上……我希望，在我死后对我进行剖检，看看是否存在什么可见的身体病症。”在谋杀了他的母亲和妻子后，他添上了一段话：“也许研究能避免日后的这类悲剧。”尸体剖检之后，发现惠特曼脑中有一个压迫杏仁体的大肿瘤，而大脑里的杏仁体控制人体对恐惧的“战斗或逃跑”反应。
正如引用惠特曼例子的自由意志怀疑论者所承认的，我们不可能弄清是不是脑肿瘤引起惠特曼的行为。能弄清楚的是，脑肿瘤当然可能导致上述后果——几乎每个人听到这一点后，对于惠特曼的态度都出现一定的转变。它并未减轻杀戮的恐怖程度，也不意味着警方击毙他的做法不符合公义。但它确实使得惠特曼的屠杀开始不那么像邪恶之人的邪恶举动，更像是一种疾病带来的可怕症状，而惠特曼是病症的受害者之一。这个判断同样适用于自由意志文献中另一个著名的罪犯，2003年论文《出现恋童癖症状和建构性失能症的右眶额肿瘤》（Right Orbitofrontal Tumor with Paedophilia Symptom and Constructional Apraxia Sign）中的匿名研究对象是一位40岁的教师，突然出现恋童冲动，开始寻找儿童色情作品，后来被宣判犯下狎童罪。不久，在他抱怨头痛症状之后，他被诊断出有脑肿瘤；在摘除脑肿瘤后，他的恋童冲动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年后，他重新出现恋童冲动，同时他的脑肿瘤也重新出现。
假如你认为这些案例中脑肿瘤的存在以某种方式开脱了作案者的罪责，那么你就面临一个难题：相对于大脑导致人做各种事的所有其他途径，脑肿瘤有什么特别之处？当你了解查尔斯 · 惠特曼颅骨内展开的特定因果链，它造成的影响似乎是让他对他犯下的可怕行为负上较少个人责任。然而，依照定义，那便是任何一个做出不道德举动的人的大脑中都有一条因果链已然展开，进而引发不道德举动；假如不是那样，他们就永远不会做出不道德举动。“神经病学病症看上去只是一个物理事件的特殊案例，引起了想法和行为。”山姆 · 哈里斯是这样表述的，“因此，理解大脑的神经生理学知识会看上去像在大脑内寻找肿瘤一样，都是在为罪犯开脱罪责。”随着我们对大脑运作机制的了解更深入，似乎能推断出，我们会照亮大脑中最后的阴影区域，某种被称为“自由意志”的东西也许就潜藏在那儿；我们会被迫承认，犯罪分子仅仅是某个发觉自己位于一条因果链（该因果链的高潮便是犯罪）尽头的倒霉蛋。我们依然能坚称，我们正讨论的犯罪本身是败坏道德的行为；我们不能让犯罪分子个人对此负责。
对于在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哲学的卡鲁索来说，这一切都意味着，报复性惩罚甚至都不具备正当性。与斯特劳森一样，卡鲁索也收到过辱骂邮件，发信人是被他的观点的种种蕴涵弄得心烦意乱的人。卡鲁索认为，对于所有现代刑事司法系统而言，报复观念都处于核心地位，然而终究来看，“让某人对超出他控制的行为负责任的做法属于道德不公义”。他指出，确实有一些心理学研究提出，人们相信自由意志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想为他们的报复欲望找到正当性。“看起来发生的情况是，人们遇到一个他们不喜欢的行为；他们有强烈的欲望，想要实施谴责或惩罚；于是他们将作恶者对自身行为的控制程度不足归因于作恶者，这种控制程度不足以使得惩罚作恶者具备了正当性。”（自由意志争论与宗教信仰相关的争辩之间存在彼此纠结的关系，这绝非意外：依照相似的逻辑，为了让上帝给予的报应具备正当性，罪人必须要自由地选择作恶。）
卡鲁索是他口中所称的刑事司法“公共卫生隔离”模型的拥护者，该模型会将惩罚制度朝着彻底人道的方向改革。你依然可以监禁一名杀人凶手，根据的理由与你可以要求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遵守隔离规定一样：是为了保护公众。然而，你无权让对方的狱中体验难熬到超出保护公众所必需的程度。当罪犯不再构成威胁后，你必须要立刻释放他们。（在卡鲁索构想的理想世界里，主要重心会放在纠正社会问题上，以此尝试在一开始就阻止犯罪的发生——正如公共卫生系统应该将重心放在从一开始就防范流行病的发生上。）
一种诱人的做法是尝试从这些分歧中脱身，转而抗议说，人也许对最可怕的冲动——比如谋杀——选择不了，他们确实可以选择不去屈从于那些冲动。你能感觉到杀人的欲望，但抵抗了欲望，甚至向精神病专家寻求帮助。你能够为你的人格状态担负责任。我们所有人不是一直以更为平凡的方式这么做吗？无论是我们决定学习一项新职业技能，还是成为更好的倾听者，或者最终下定决心健身时，不都是如此吗？
但与表面看起来不同，这成不了“除外条款”。毕竟，自由意志怀疑论者坚称，假如你有能力以某种极好的方式改变你的人格，那么你一定早已拥有那种能够实施如此改变的人格——并不是你选择那么做。这种说法并不要求我们去相信，最残忍的暴行没有我们之前所认为的那么骇人。但它确实说明，不能让作恶者个人来负责。假如你一生下来就拥有希特勒的基因，经历了希特勒的成长过程，那么你会成为希特勒——最终如果你未成为希特勒，那么仅仅是好运使然。正如斯特劳森所说的，到头来“运气吞噬一切”。
考虑到反对自由意志的论点看上去多么滴水不漏，当你获知大多数哲学家抵制该论点，你也许会大吃一惊：根据2009年由“哲学论文”（PhilPapers）网站进行的一项调查，只有大约12%的哲学家被反自由意志的观点说服。反对意见十分充足，部分原因是对自由意志的否认属于一个更广泛的趋势。该趋势惹得一些哲学家很气恼，具体来说，就是那些接受过硬科学训练的学者往往会对哲学领域持续多年的争论给出横扫千军的意见，仿佛那些愚笨的哲学学者是在等待物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现身出手。丹尼特在一番冷淡的交流中，给予拥有神经科学博士学位的山姆 · 哈里斯一句话中带刺的称赞，称他的著作“惹人注目”和“颇有价值”——但仅仅是因为书中充满许多知错不改的主张。“我很感激哈里斯能如此大胆和清楚地说出那些较为内向的科学家心中在琢磨，但保留在心底的想法。”丹尼特说道。
更加让人意外（也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大多数为自由意志辩护的哲学家并不抵制怀疑论者最叫人头晕目眩的主张——你做出过的每个选择也许是早已预先确定好的。于是，在水果碗的例子中，大多数哲学家同意，假如你把历史倒带到做选择的那一刻，让宇宙中的一切保持原样，你不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引用丹尼特的话来说，那种自由意志“像在家中喧闹的骚灵一样虚无缥缈”。他们反而宣称这点无关紧要：即使我们的选择也许是预先确定的，但说我们有选择的自由依然讲得通。他们因此被称为“相容论者”：他们认为决定论和自由意志是彼此相容的。（争论中有许多其他立场，包括有些哲学家——其中有许多是基督教徒——认为我们确实拥有“幽灵般”的自由意志；其他哲学家认为这所谓的难题就是一个嵌合体，源自范畴的混乱或语言的差错。）
对于那些觉得反对自由意志的立场很有说服力的人来说，相容论乍一看显得荒诞不经。假如我们事实上不能自由地选择，我们怎么可能有选择的自由？但要领会相容论者的观点，一个有用的手段是先别把自由意志想象成一种魔力，而是想象成某种俗世的技能——大多数成年人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掌握一项的技能。正如相容论者卡德里 · 维富林（Kadri Vihvelin）所写的，“我们拥有我们认为自己拥有的那种自由意志，包括我们认为我们拥有的行动自由……通过拥有某组能力和处在正确的环境下”。按照大多数相容论者看待事物的方式，“拥有自由”只需拥有考虑你想要什么东西、反省你的欲望、再付诸行动、有时得到你想要之物的能力。当你以平常的方式选择香蕉——考虑你喜欢什么水果，再拿走它——和某个人因为一名被水果困扰的枪手拿枪对准他的脑袋而选择香蕉，或者是某个人受到香蕉瘾念折磨，强迫自己拿走眼前的每一根香蕉相比，显然双方的处境是不一样的。在这些情境下，你的行为诚然属于一条牢不可破的因果链，向后延伸至时间的起点。但是谁在意呢？其中某一个情境中选择香蕉的人显然比另外两个人更为自由。
“哈里斯、平克、科因——这些科学家全都用了同一套两步式招数，”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的相容论者、哲学家埃迪 · 纳米亚斯（Eddy Nahmias）说，“他们的第一步总是说，呃，这儿是自由意志的意味 ——它永远是一些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中，没人能够实际拥有的东西。“接着，他们无疑会缩小自由意志的概念。但一旦你在面前放上那种气球，要让气球放气变小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对世界的任何一份自然记录都会显示它是错误的。”
考虑一下催眠状态。一名恪守教条的自由意志怀疑论者也许感觉必须要主张，一名受到催眠后进行特定购买的人和某个人以平常的方式在考虑后才伸手拿出信用卡的人相比，前者并没有较不自由。毕竟，他们的自由意志概念要求，选择并非完全由早先的因决定；然而在这两个例子中，无论受到催眠还是未受到催眠的情况下，选择都是完全由早先的因决定。“但别胡扯了，这真讨人厌，”曼彻斯特大学的哲学家海伦 · 毕比（Helen Beebee）说道，她对于自由意志有大量著述，表达了相容论者普遍感受到的、对于对手们更为古怪的主张的恼怒，“在某些程度上，我不在乎你称它为‘自由意志’或‘行为自由’或其他任何叫法——真实情况就是，对于每个人来说，他们是否在受到催眠后做出某些事（或者没做）显然关系重大。”
确实，相容论者版本的自由意志也许不那么激动人心。但它并非毫无价值。实际上，它也许是唯一一种“值得向往的自由意志”（又一次引用丹尼特的话来说）。你感受到对某个水果的欲望，对其做出行动，再得到水果，同时没有外部的枪手或内在的病症影响你的选择。一个人怎么可能比那更自由？
这么考虑自由意志的话，也让人对美国神经科学家本杰明 · 李贝特（Benjamin Libet）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著名实验产生不同理解，一直以来该实验被认为提供了自由意志不存在的科学证据。李贝特将受试者用导线连接上脑扫描仪，要求他们在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将手屈曲。李贝特借此表明，在受试者做出有意识的决定那一刻的300毫秒之前，就能从他们的脑活动中侦测出他们的选择。（其他研究已经指出，脑活动最早能在有意识的选择之前10秒时出现。）假如实验室设备预先知道他们的决定，那么怎么能说这些受试者是自由地做出决定呢？但是对大多数相容论者来说，这是无谓的操心。我们有意识的选择和其他万物一样，都是神经过程因果链中的一环，因此，当然有一些脑活动出现在我们意识到它们的那一刻之前。
从这个务实的角度来看，不需要恐慌，不用担心查尔斯 · 惠特曼之类的案子可能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让任何人为他们的罪行负责，或是为他们的成就而夸奖他们。相应地，我们只需要询问某人是否拥有做出理性选择、反省他们行为的种种蕴涵的正常能力。我们都同意，新生儿尚未发育出那种能力，因此我们不会因为婴儿在夜里吵醒我们而责怪他们；我们也相信，人以外的大多数动物都不拥有那种能力——因此我们极少会因为黄蜂螫了我们而对黄蜂义愤填膺。有严重神经障碍或发育障碍的病人当然也缺乏那种能力，其中或许包括惠特曼。但是对于此外的每个人而言，“伯纳德 · 麦道夫是我总喜欢引用的例子，”纳米亚斯说，“因为他显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是错误的，但他还是那么做了。”他确实拥有我们称为“自由意志”的能力——并利用该能力向投资者诈取了超过170亿美元。
在自由意志怀疑论者眼中，这一切只是一次孤注一掷的企图，妄想保全面子，变换话题——是企图重新定义“自由意志”，让它不再是我们面临选择时感觉到的东西，而成为别的名不副实的玩意。杰里 · 科因主张：“人们痛恨‘他们不再是能做出自由选择的行动者’这个想法。”哈里斯曾指责丹尼特触及自由意志论题的方式仿佛在告诉某个矢志要发现亚特兰蒂斯失落之城的人，他们应该满足于一趟西西里岛之旅。说到底，西西里岛满足部分条件：它是大海中的一个岛屿，是一个有古老根源的文明的家园。但事实依然是：亚特兰蒂斯并不存在。你感觉选择香蕉并非无可避免之事，事实是这个选择确实无可避免。
一种极有诱惑力的做法是搁置自由意志争议，认为它与现实生活无关。这种做法的依据是：无论哲学上的真相可能是哪种，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感觉我们拥有自由意志。我对其他人做出回应时，当然会始终当作他们拥有自由意志：如果你伤害我或者我爱的人，我保证一定会火冒三丈，而不是以你没得选择为理由朝你灿烂微笑。从这个经验角度来说，自由意志看上去像是一种给定（given）。
但它到底是什么？当我的头脑处于最平静的状态下——比如说，早晨时候，我家的4岁小孩尚未睡醒，我喝着咖啡——许多事很可能就感觉不同。在这样放松却专注的时刻，我清楚地发现我的意图和选择——像其他所有念头和情绪一样——是在我的意识中自发产生的。我完全没有感觉到我是那些意图和选择的创造者。我为什么在我如此做的那一刻放下咖啡杯，走向淋浴间？因为我要这么做的意图突然出现，它无疑是由我大脑中各种各样的活动引起的——但那些活动超出我的理解，更不由我发号施令。在涉及那些更为重大、似乎深刻反映出我的人格特质的决定时，也完全一样：比如说，去不去参加某位亲戚的葬礼，或者在两个互不相容的事业机遇中追求哪一个。对于这些事，我可以花费几小时、甚至几天时间来进行我告诉自己的“达成决定”，同时如果我坦诚相告的话，我其实在做的事只是在不同选择之间游移不定——直到某个不可预知的时刻，或者当外部的最后期限迫使做出选择，赞同某一个选择的决定才会出现。
丹尼尔 · 丹尼特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哈里斯声称，在仔细审视之后，不仅仅自由意志是个幻象，而且自由意志幻象本身也是个幻象。而这就是哈里斯所指的意思：仔细查看你自己，你甚至看上去都不自由。“假如一个人付出足够的关注，”他通过邮件告诉我，“他能注意到，感受之中没有对象——只有感受而已。我们感受到的一切都是自行产生的。”这个观念源自佛教，得到其他方面的附和，其中包括哲学家大卫 · 休谟：当你向内观察，看不到体内有自主发布决定的“指挥官”的存在迹象。只有流动不止的心智活动。或者就如阿蒂尔 · 兰波（Arthur Rimbaud）在1871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述：“我是自身思绪展现的一名旁观者；我一边旁观，一边聆听。”
我们有理由去同意绍尔 · 斯米兰斯基的看法，而太多人开始以这种方式思考也许会对个人和社会带来危害。（尽管丹尼特认为我们确实拥有自由意志，他却有着相似的立场，主张宣扬自由意志否定论是道德上的不负责任行为。）在2008年进行的一组研究中，心理学家凯瑟琳 · 福斯（Kathleen Vohs）和乔纳森 · 斯库勒（Jonathan Schooler）要求一组参与者朗读DNA结构共同发现者之一弗朗西斯 · 克里克（Francis Crick）的《惊人的假说》（The Astonishing Hypothesis）的节选文字，克里克在书中提出自由意志是个幻象。结果证明，在随后的实验阶段，那些在读过书后就准备好怀疑自由意志之存在的受试对象比起其他人更可能在一项关系到金钱输赢的测试中作弊。其他研究报告说，对自由意志的信仰较低的人，主动帮助他人的意愿较低，对各种关系的承诺水平较低，感恩水平也较低。
其他研究者尝试重复福斯和斯库勒的发现，却未获成功，这已经使得外界对他们的发现产生怀疑。一些自由意志怀疑论者争辩说，就算上述影响是真实的，这类研究中的参与者正在犯下一个普遍错误——假如反对自由意志的观点变得更为人知，得到更好的理解，这个错误相当快地就能消除干净。研究的参与者突然变得不道德，似乎是因为他们混淆了决定论和宿命论。宿命论的观点是假如我们没有自由意志，那么我们的选择其实就无关紧要，所以我们兴许还是不要白费力气去尝试做出好的选择，只要随着我们的喜好做事就行。但事实上，从“我们的选择早已确定”无法推导出“这些选择无关紧要”。你是否选择给你的孩子喂食富含蔬菜的食物；或者你在穿越一条忙碌道路之前是否决定小心地查看左右方向，这些选择可能关系巨大。只是你没有自由地做出那些选择的机会。
不管怎样，假如真正地展现自由意志并不存在，它的蕴涵也许并非全都是负面的。这个想法似乎要求我们别去叫一名冷血杀手为他的行为担负责任，与此同时将父母对子女之爱刻画成不过是斯米兰斯基所称的“给定的展开”，这方面确实挺让人厌恶的。但也有一些给予解放的方面。它是一个对待你自己、对待其他人温柔一些的理由。对于我们之中那些容易严格要求自身的人来说，在你的脑海深处里藏好下面这个想法对心灵有治疗作用：你眼下的努力程度也许和你在任何情况下所能做到的一样好——以最深刻的角度来说，就是说你已不可能做得更好。对于我们之中那些容易因为别人的小过错而雷霆大怒的人来说，想想他们的过错可以多么容易地换到你身上，这种想法能让人平静下来。（千真万确的是，一些研究已经发现对自由意志的怀疑和善意的提高两者之间存在关联。）
哈里斯主张，假如我们充分地领会反对自由意志的观点，憎恨其他人会变得好难：你无法因为其他人的行为而责怪他们，那么你怎么能憎恨他们呢？然而，爱会大体完好地幸存下来，因为爱是“我们希望那些我们所爱的人快乐，而我们自身也因为那种伦理和感情联结而变得快乐的情况”，这二者都不会遭到削弱。还有不计其数的其他积极正面的人生方面会以相似的方式毫发无伤。正如斯特劳森所述，在一个不相信自由意志的世界里，“草莓尝起来仍然一样美味”。
将那些清早的时刻搁置一边，以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无法宣称自己发现反自由意志的观点拥有终极说服力；它与人生中许多看上去明显属实的感受相互抵牾。然而，就算仅仅将它当作一个假设性的可能性来考虑，自由意志怀疑论也是一剂对于个人主义哲学的解毒剂。个人主义哲学认为，一个人的成就真正地属于他自身，因此假如你失败了，你也只能怪罪你自己。自由意志怀疑论提醒我们，降生的意外可能影响我们人生的轨线，影响之广远远超出我们所意识到的程度，不仅仅控制我们所降生的社会经济位置，但也支配我们总体上的人格和体验：我们的才能和弱点，我们所能享受的愉悦容量，我们克服倒向暴力、懒惰或绝望的趋势的能力，以及我们最终行经的路径。在这幅现实图景中，存在着一种深深的人类共融感——具体来说，既然我们全都暴露在超出我们控制的力量之下，我们也许全都乘坐在同一艘船上，为了活下来而紧紧攀着船身，在狂风大雨的运气之海上随波逐流。
资料来源 The Guardian
————————
本文作者奥利弗 · 伯克曼（Oliver Burkeman）是《卫报》驻纽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