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秉持DARPA的信念与精神，才有可能“克隆”成功。
此前，使用信使核糖核酸（mRNA）技术生产疫苗的想法并未得到证实。但如果事实证明可行的话，这项技术将会给医疗行业带来彻底改变，尤其是它可以保护人类防御各类传染病与生物武器的侵害。于是，2013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应运而生。后来，DARPA向一家名为Moderna的小型新兴公司提供了一笔高达2 500万美元的拨款，资助其研发mRNA技术。八年后，在生产了超过1.75亿剂疫苗后，Moderna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与气象卫星、全球定位系统、无人机、隐形技术、语音转换技术、个人电脑和互联网这些创新技术一样，都被列入了最新的创新名单，这些技术的诞生都有DARPA的一份功劳。
可以说，DARPA塑造了现代世界，它的成功也催生了诸多效仿者。仅在美国，就有国土安全、情报、能源和国防这四个部门设立了高级研究计划局。美国总统乔 · 拜登曾要求国会拨款65亿美元建立一个卫生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希望“终结我们所知的癌症”。此外，拜登政府还计划建立另一个专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高级研究计划局。最近，德国也成立了两个这样的机构：一个是民间机构——联邦破坏性创新局（SPRIN-D），另一个是军事机构——网络安全创新局。日本启动的类似项目名称为“登月型研发制度”（Moonshot R&D）。而在英国，议会则正在审核一项关于“高级研究与发明局”（UKARPA）的法案。
国家机构需设置类似DARPA的下属机构
在经历了40年的发展停滞后，发达国家政府纷纷开始加大研发领域投资，建立机构、开创未来（并在此过程中开拓巨大的产业）的想法便由此引发了他们浓厚的兴趣，况且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成功表明，这个想法并不仅仅只是美好的幻想。在许多国家，人们对资助体系中的官僚之风十分不满，因此希望DARPA模式可以帮助他们规避这种作风。但正如许多人已经发现的那样，效仿DARPA并非只是复制名字那般简单。它们还需坚持奉行DARPA的各项原则，这些原则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但也常常会让政客们感到不安。
从理论层面看，这种方法非常简单。但实际上，这就像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因为其收益巨大，且赢得胜利在于少数人的努力。正如美国能源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E）第一任负责人阿伦 · 玛朱姆达尔（Arun Majumdar）所说：“如果每个项目都可以取得成功，那么你将不会那么努力。”参与这场“赌博”的研究人员可能来自工业、学术界或其他行业，但无疑他们都站在了知识的前沿。玛朱姆达尔对此表示：“只有站在前沿的人，才知道前沿知识是什么。”随后，类似机构便会提供大量的资源，将这些优秀的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鼓励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但同时也允许他们失败。
结果便出现了许多“低仿版”的研发机构。例如，大多数这样的机构专注于基础研究，而DARPA则是专注于创造；前者倾向于使用同行评审报告和精挑细选的指标，而后者却已经彻底消除了官僚主义（1965年，在一次仅为15分钟的对话中，DARPA便决定投资100万美元打造首个跨国计算机网络，这也是互联网的雏形）；前者的所有工作均采取外包方式，而后者则会根据固定的短期合同雇佣一个负责人、几个办公室主任和不到100名的项目经理，且他们行事颇具风险资本家的作风，尽管其目的是产生具体的成果而非私人经济回报。目前开展的项目包括模拟昆虫的神经系统，以减少人工智能所需的计算，并研究如何保护士兵免受使用基因组编辑技术的敌人的伤害等。
新成立的高级研究计划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为这些实验提供所需的自由空间。SPRIN-D的案例说明了这项挑战的难度。在德国政府内阁批准了某个概念后，“联邦审计院便会随之出现”，SPRIN-D首席合伙人芭芭拉 · 迪尔（Barbara Diehl）叹息道。在审计机构发布审计建议后，SPRIN-D便失去了对标准公共部门采购规则与薪资等级的豁免权，进而限制了其在人员雇佣、风险承担方面的选择。迪尔还说，现有的政府部门还会通过机构的董事会施加压力，防止出现激进主义。英国首相鲍里斯 · 约翰逊的前高级顾问多米尼克 · 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要求在英国设立代理处，作为他受雇的条件，并表示他对该机构立法中的部长监督规定颇感担心。
如果总是受到政治干预，那么从事前沿的研究人员便无法充分发挥其冒险本能。最近，德国网络安全创新局的行政与研究主管因政治干预而选择了辞职。在美国，国土安全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虽然早在2002年就已成立，但由于国土安全部内部的权利斗争，该机构一直未能做出成绩。对此，一位观察家如此说道：“它从未有过独立决策的权利，也从未享受过独立的预算。”关于拜登政府提议的卫生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H）“应当独立存在，还是应当隶属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这个问题一直争议不断。虽然第二种方案面临的立法挑战较小，但可能会侵犯该机构的独立性。
DARPA的2020年预算为36亿美元，仅相当于NIH预算的8%。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的话，ARPA-H的预算也大抵如此，而其他机构甚至无法获得这一规模的资金支持（例如，ARPA-E去年的预算为4.25亿美元，约等于DARPA一个办公室获得的资金支持）。由于这种模式是通过大量下注来实现少数的成功，因此，资金越少就意味着赌注越小，那么成功的机会也就越低，获得持续政治支持的概率也就越小。鉴于在衡量该等机构的成果进展方面存在着诸多困难，因此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麻省理工学院的皮埃尔 · 阿祖莱（Pierre Azoulay）及其同事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从与政治决策相关的时间尺度上看，根本不可能准确衡量千分之一想法的成功率，更别说百万分之一了。”
新成立的这些机构必须找到解决方案，将其创新成果带出实验室。DARPA与国防部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后者就像是前者的客户。但是，实际情况也并非总是这么简单。例如，DARPA的官员不得不说服空军了解隐形技术的潜力（因为隐形飞机的飞行速度慢且必须在夜晚飞行，所以后者并未被说服），且正如DARPA当初开展的半导体芯片工作一样，许多突破性成果都先落入到民间机构手中。
但其他机构则完全缺乏这样的“管道”。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安娜 · 戈尔茨坦（Anna Goldstein）及其同事们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尽管ARPA-E赞助的全新清洁技术公司较其他同类型公司获得的专利更多，但其筹集风险资本，被更加大型的公司收购或上市的可能性极低。至少到目前为止，该类机构的创新成果都很难在现实中落地。
当ARPA-E在2009年成立时，人们希望风险资本家能对其创新成果加以利用。然而，事实证明他们不愿意如此。与风险投资家最爱投资的软件技术相比，能源技术通常需要花费更久的时间才能进入市场。ARPA-E还曾为此调整了DARPA模式，增加了一个“技术-市场”团队，为项目的产业化过程提供指导。去年，为了寻求发展，它还向此前的获奖者发放了高达15万美元的奖金。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政策专家威廉 · 邦维利安（William Bonvillian）认为，这些项目离成功只缺少时间这一个要素而已，“互联网诞生于1969年，但直到1991年或1992年才形成规模。所以我们需要花点时间，耐心等待”。
拜登政府提议成立的ARPA-H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难题。之所以提出该项建议，是因为NIH过于保守，且在生物学、化学和计算机科学几大领域结合、诞生许多生命科学成果时，它仍然只关注生物学这一个学科。滑铁卢大学的米科 · 帕克艾伦（Mikko Packalen）与斯坦福大学的杰伊 · 巴塔查里亚（Jay Bhattacharya）提供的支持性证据均表明，NIH对于最新前沿技术的投资力度已有所减小。ARPA-H的另一个目标是研发罕见疾病治疗方法，但由于利润空间有限，所以私营部门对此避之不及。与ARPA-E一样，缺乏商业性可能会使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过程变得异常艰难。
奥巴马政府前官员、ARPA-H倡导者迈克尔 · 斯特宾斯（Michael Stebbins）希望从DARPA招募一个人来领导这个全新的机构。复制DARPA自由文化的难度极大，即使DARPA自身也经历过多次失败。它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曾有过一段“休耕期”，很多人都认为它的野心在近几十年有所削减——尽量避免失败，但同时成功率也大大降低。此外，国防部设立此类机构还有一个内在优势，即如果未能制造出厉害的武器，那么美国领导人也会很放心，因为他们的对手肯定也未能成功。
但如果未能成功治愈癌症，便不会得到这样的安慰了。但这也并不足以劝退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的政治家们。DARPA教会了我们，困难并不是退缩的理由，甚至可能成为坚持的理由。
资料来源 economis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