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获取运动已经催生出大量掠夺性期刊，它们不断激增，攻城略地，伤害了科学研究。
梅菲斯特诱惑浮士德博士做一笔交易：以他的灵魂来换取无限的知识和肉体的欢愉
在过去10年里，科学出版经历一番迅猛的剧变。科学公共图书馆（PLoS）在2003年推出首本学术期刊，瓶中精灵从此被释放出来。PLoS的理念是编辑和审稿人应当仅凭论文质量来评价一篇稿件，发表费用应当由作者直接支付（取代了订阅模式）。通过开放获取（OA）出版让所有人都能读到论文的草根科学理念让人陶醉，无法抵挡。
事实上，包括那些专业学会在内，如今全球每一家大型科学出版社都已经复制这个出版模式。两本最大规模的科学期刊《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PLoS One）和《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每个季度要出版一万多篇文章，涵盖所有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大多数观察者都会同意，学术出版的面貌已经永远地改变了。
结果证明，开放获取和巨型期刊的兴起对于出版社来说是个盈利丰厚的模式。但是，它对科学共同体整体上有益吗？各个学术领域对此的看法各有不同，生物学和医学这样更具转化性的科研领域持着更为热情的立场，而像数学和物理学这样更具基础性的科研领域态度更为猜疑。
值得注意的是，大家的看法也存在世代之间的分歧。比起年纪大的同行，一些年轻科学家对开放获取期刊趋势更为看好。他们更可能会接纳这种新出版模式暗含的目标，具体来说就是让全球各地更多人来评审和引用他们的论文，于是他们的h指数和其他文献计量指标就能上升。毕竟，如今某些领域的学术“影响者”能将他们的指数推升到100以上，甚至达到200，那么谁会满足于区区60的h指数（值得尊敬的理查德 · 费曼的h指数便只有这么点）？100或200的h指数会证实他们的影响力，进一步拉抬他们的h指数，形成永不停止的反馈循环。
但开放获取模式的一切都不完美。首先，尽管实际上每个人都赞同开放获取的目标（这个值得赞赏的目标是让学术文章变得在全球范围内免费可得，而不只是局限于拥有机构订阅的精英学者），但这个模式还是依赖于由作者直接支付的论文发表费用。这笔费用可能金额不小，譬如说每篇论文要交纳4 000美元乃至更多。作者和出版方之间的直接付款取代了之前学术机构和出版方之间的订阅模式。在新模式下，发表的论文越多，出版社的盈利越多，这点和旧模式完全不同。简而言之，就是数量取代了质量。
这一转变为质量低劣的开放获取期刊的大幅增加打开大门。论文作者支付给那些期刊的发表费用比得上——有些时候还超出——顶尖开放获取期刊的收费。所谓的掠夺性期刊的数量正在不断激增。
为了弄清掠夺性期刊的规模，芬兰汉肯经济学院的研究人员沈岑育（Cenyu Shen）和博-克里斯特 · 比约克（Bo-Christer Bj?rk）记录了他们归类为掠夺性学术期刊的发文数量的增长情况。他们发现，2010年掠夺性期刊发文数量为5.3万篇，2014年增长为42万篇，有75%的通信作者来自印度、其他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我们纳闷的是，来自全球各地的作者到底是如何付得起论文处理费的？
沈岑育和比约克的发现证实了我们的怀疑，即这些收费激励期刊接受更多论文。另一个激励来自政府资助机构（由纳税人缴纳的税金供养）。那些机构现在要求他们资助的科学家在开放获取期刊中发表论文（即便他们的稿件首先出现在预印本服务器上，无需缴费，可供所有读者阅读）。这个要求严重地削弱了那些卓有声望、创立已久、不收取出版费用、不属于开放获取阵营的学术期刊。
这个威胁将我们引向第二个论点。大多数开放获取期刊的编辑方针都是不进行评判和包容一切，同时质量低劣的期刊数量激增，这些情况让许多科学家忧心忡忡，而这些科学家已经稍带忧虑地观察了学术出版趋势有20年或更多的年头。
雪上加霜的是，许多出版社已经采用了旗舰期刊模式，以一本期刊作为“旗舰”吸引大量投稿，刊登最为上乘的论文，同时还有多种稍逊一筹的期刊准备妥当，愿意刊登那些被旗舰期刊退回的论文，这是一种仿佛向下滴流的过程，看起来不会将任何一篇论文（或者说是一笔论文发表收费）落空。尽管论文也许不适合他们的旗舰期刊，出版商还是想要将优质内容予以发表，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种动机同样存在——出版商就是想牢牢抓住潜在的发表收费。假如一位作者愿意支付费用，自由市场系统一定会推动出版商，使其收下那笔费用。买卖双方之间的直接联结干扰了科学评价过程。
我们提出的第三点涉及论文评审受到的冲击。开放获取模式使得期刊发表论文数量大增，结果就是对于所有期刊来说，让投稿者提交的论文得到言之有理又可信的专家评议报告成为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评议报告至关重要，不仅仅是要标出那些不应该发表的蹩脚论文，而且要向那些呈现重要研究成果、却尚未好好打磨或者表达拙劣的论文提出修改意见。过去那么多年里，在传统模式下发表的论文中，绝大部分都从专家引领下的反复“评议-修改-评议”步骤中获益匪浅。假如这个体系崩溃，论文质量会进一步下跌，整个科学事业的可信度会不可避免地受损。
论文作者正在被置于尴尬的处境中，在被迫接受浮士德式交易的同时，又被陷入一个两难之境。学者面临两难的选择是：手头经费有限，要么资助一名渴望受到培训的新晋研究生，要么为急切发表论文的高年级研究生支付论文发表费用。而浮士德式的交易是在尝试让更广泛受众接触到他们的论文，进而推升他们的h指数的同时，也要面对降低论文发表标准、损害自身科学声誉的风险。
开放获取的科学出版模式在过去10年里已经确立了地位，并在不断进化，而我们作为科学家，既有影响它的机会，也有改造它的责任。好心的编辑支配一个领域，并根据他们的品味和风格来将论文打造成形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众包和影响因子正在取代对于研究创意的谨慎筛选和拓展。我们中许多人进入科研行当是受到智识上的好奇心驱策，相信做出优秀的科研会是我们的终极回报。遗憾的是，做科研看起来还携带了一种危险，使得我们容易受到学术剥削。
我们身处在一场学术出版“流行病”之中，这场流行病需要被控制住，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发挥作用，努力遏制这波浪潮。当我们还是研究生时，都受到过一些振奋人心、创意独具的论文的影响。花点时间再去浏览一下那些优秀论文，读一下你所在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写出的里程碑式论文。问问你自己，这些论文为何让人难忘，原因几乎一定是论文的独创性和易读性。那些论文继续树立一个上限，让人明白什么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应当为何而努力。当你在学术会议上听取各种演讲报告时，脱颖而出的最可能是那些独创又直截了当的报告，而不是那些从一长串论文中将各个构思组合在一起的报告。当你挑选要向哪儿递交论文时，请将一些要点牢记在心：要在最适合你的文章的期刊上发表论文，那些期刊能将你的研究构思传递出去，运营期刊的编辑是实际从业的科学家，拥有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我们能打造出一种正确的科研文化，让每个科研人员都认识到，无论在职业生涯的哪个阶段，论文质量都比发文数量更为重要。
对于科研人员发表论文冗杂的现象，必须认识到科研人员是受到回报的促动才这么做，是因为发文数量多能带来回报。科学家们能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必须不断尝试、付诸行动，再三强调正确的科研观念——论文创新性比论文被引用次数重要得多。为了让整个系统转向正确的方向，我们必须与学术出版业通力合作，确保我们的声音被业界听到，确保科学共同体和学术出版界互惠互利，长久存在下去，而不要陷入同归于尽的命运。
假如我们现在不说出自己的主张，我们将被视为合谋者，一起参与了这场加速中的、事关智识的螺旋式下坠。毕竟——改写一下物理学家尤金 · 维格纳（Eugene Wigner）的话——与学术出版共生的科学事业奇迹，是人类既理解不了也不配拥有的奇妙馈赠。我们应当对此感恩，希望它直到未来都仍然生机勃勃。
资料来源 Physics Today
_________________
本文作者保罗·纽顿（Paul Newton）是南加州大学航天、机械工程与数学教授，目前担任《非线性科学学报》主编；卡特帕利·斯里尼瓦桑（Katepalli Sreenivasan）是纽约大学物理学与数学教授；尤金·克莱纳是机械工程创新专业教授，也是《非线性科学学报》前任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