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平克
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常常让人觉得前路未卜、紧张不安。史蒂芬 · 平克（Steven Pinker）是个异类，他的发声往往积极向上。这对他本人也是件好事，因为他的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以及《当下的启蒙：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辩护》（Enlightenment Now: The Case for Reason，Science, Humanism，and Progress）都很畅销。这也让这位67岁哈佛大学认知心理学家的影响力超越了学术圈，进入了公共知识领域。当然，平克的观点也激起了不少反对的声音。举两个批评者经常提到的观点：其一，平克的世界观过度同情资本主义的越界行为；其二，平克对许多人仍旧面对的艰难困苦过度冷漠。平克于2021年9月28日正式发布的最新作品《理性：什么是理性？为什么理性似乎很少见？为什么理性很重要？》（Rationality: What It Is, Why It Seems Scarce, Why It Matters）则讨论了另一个颇有争议的庞大课题。平克表示：“据我所知，很多哲学家都觉得，如果有更多人了解一些逻辑知识，那么这个世界将变得更美好。”
您常常提到，如果更多人能够更理性思考，那么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正是这个理念催生了您的这本新书。不过，似乎大家都觉得自己很理性。那么，什么样的机制才能诱导更多人主动反思自己是否真的理性？
理想情况下，我们的对话范式应当改变。传统的对话模式以八卦、争执乃至人身攻击为特色——这些应当纠正。当然，没人可以明确构建所有社会规范，但我们也知道，这些规范确实可以改变。只要出现促进这一过程的契机，就有可能让这种变化扩散开来。另一方面，我在本书中写到了一个结论：让人们变得更理性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不要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人身上。因为人们在面对涉及自己生活的问题时总是会相当理性。例如，父母总是会给自己的孩子穿戴整齐，耐心喂食精心准备的早饭，然后按时送他们上学。他们会小心工作和按期还账单。然而，人们坚持某些信仰，并不是因为这些理念可以证实或证伪，而是因为它们振奋人心、充满力量，是引人入胜的好故事。不过，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究竟是怎样的物种？智人究竟有多理性？答案不可能是我们从骨子里就不理性。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们根本就无法建立所谓理性的标准并用来评判某些人在某些时候做了不理性的事。我觉得，上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我们制定了适用于人类社群的规则，这些规则让人类集体变得比任何人类个体更加理性；于是，通过执行这些规则，我们也就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理性。这个答案尤其适用于那些公众信奉的重要信仰。人们通过互相批评以消弭彼此之间的偏见。每个人可以有不同意见，立场最坚定的人会占上风，信仰需要服从经验验证。
1976年的史蒂芬·平克，当时他正在麦吉尔大学念本科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觉：明知某个举动不理性，但还是忍不住去做。您在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答案几乎是肯定的：我也有。我很可能会做一些道德上无法证明合理的事，比如吃肉。我很可能会冒险做一些预期效用无法证实的事，比如骑自行车——因骑行而意外死亡的概率要高于远足或游泳等锻炼方式。然而，我就是喜欢骑自行车。于是，我试图削减骑行的风险，并且调整我的行为以便让骑行在道德上无懈可击；哪怕我自己也很清楚地知道，无论我做什么调整，骑行这种运动方式也很可能谈不上最佳选择。
您有遇到过虽然非理性但的确有用的信仰吗？
有的。例如，当媒体把火灾和暴风归咎于气候变化的时候。实际上，这种说法很可疑，因为与这些事件直接相关的是天气，而非气候。你永远不能把某个特定事件归咎于某种趋势。这个例子也是如此，由于人类认知总有获得性偏差，我们总是会更多地受到图像、故事、传闻的影响，而非某种客观存在的大趋势。如果在公众眼中，某个特定的传闻或者事件可以等同于趋势，如果某张绚丽的照片给大众留下的印象能让他们意识到真正的趋势，那么即便这种方式是非理性的，我也赞同继续使用。
那么，爱呢？爱是理性，还是非理性？
爱，没有任何非理性的地方。归根到底，人类的价值观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非理性的。我们的价值观就是这样，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大卫 · 休谟（David Hume）说得很对：“我们应该快乐，而非悲伤；我们应该保持健康，而非卧病在床。”这种判断完全不能用理性或者非理性来衡量。相反，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基本需要。人们总是错误地认为，愉悦或者敬畏意味着某种非理性，若能像机器人一样做事则意味着理性。恕我直言，这种想法才是非理性的。
199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的平克。他在儿童语言学发展研究中使用了玩偶
我现在时常感到，独裁主义的抬头、新冠疫情的暴发、气候危机的加重，都标志着人类正在坠入地狱。我想，有这种念头的绝不止我一人。那么，我是不是有点非理性呢？
认证对人类生活的真正威胁肯定不是非理性。不过，把一连串在同一时间段内发生的危机解释为人类即将走向末日的信号，这是非理性。随机分布的各种事件有时会碰到一起，这是一种统计学现象。这听起来似乎有些悖论的感觉，但除非你用一些非随机过程刻意把它们分割开来——比如，未来每6个月我们都会遭遇一场危机，但我们不会在一个月内遭受两场危机——否则事件就总是会聚到一起。这正是随机事件始终拥有的倾向。
您刚才提到改变社会规范。那么，我们怎么才能知晓学术圈里就言论自由展开的一系列论战——想必您本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是不是只是新规范带来的阵痛？另外，我们要怎么判断这些规范最终具备的是积极意义还是消极意义？
这些论战清晰地反映了一种全新的规范制度。我们评估它们是否宣扬真理的方式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分析它们鼓励什么、批评什么。这些规范是专门用来褒奖更准确的信念并且排斥不太准确的吗？就像科学规范应该做到的那样。实际上，在我自己的研究领域内就有这样的例子，比如：预注册研究。这种10年前还是12年前才出现的研究规范已经证实有效，因为我们知道，原来的旧规范会引出不少错误，而这种新规范可以减少错误。此外，规范不仅仅是规矩。为了实现我们追求真理的目标，就有必要不断修正、改变规范。有些规范的改变就像某种规矩一样降到人们头上，并且没有人审视它们对实现追求真理目标的效应，这显然是有违初衷的。第二种评估方式则是：制定、执行这类规范的社群更贴近真相还是虚妄？你可以对比一下维基百科和推特的规范，这两个数字平台为了引导用户走向真相而使用的规则大有不同。维基百科的跟踪记录是否还不错？确实不赖，堪比大英百科全书。如果有人想在推特上做类似的事，我觉得答案会很清晰。
您刚才提到，我们必须评估新规范是不是用来褒奖更准确的信念并且排斥不太准确的。这种方式要怎么应用到那些主观性很强的事务中？比如那些和身份有关的？
我猜测，这类事务就像所有有关道德的争论一样，没有客观正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从大家秉持的价值观一致性入手。如果大家的价值观都提倡公平，提倡教育、健康、幸福和长寿，那么你就可以通过阐述异见者的特定立场与他信奉的一般价值观相矛盾，来反击他的道德争辩。我在《理性》一书中用到了下面这个例子。约翰 · 洛克（John Locke）曾论述过，人们不应该屈从于他人的随意意志。英国女权主义者玛丽 · 阿斯泰尔（Mary Astell）援引了他的观点。阿斯泰尔称，如果反对独裁、反对奴隶制的观点的确有效，那么为什么在有关妇女的问题上，每个人不持有这样的观点？类似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大众所接受的有关种族平等的观点先延伸到了性别平等，后来又延伸到了性取向平等上。所以，对于言论自由这个话题，如果你认为，当初的反奴隶制观点以及后来的反对吉姆 · 克劳法（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只有在人们可以自由表达非主流意见时才会得到表达，那么你就不能声称言论自由在本质上是危险的。
1997年给学生上课时的平克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研究领域以及主题研究领域都大大扩展了。我觉得，这个说法应该还算公正。今天人们研究的很多东西在过去是永远不可能为学术圈所接纳的。然而，在大众眼中，学术讨论的话题反而在不断缩小。这种担忧是真的吗？这方面的证据只是传闻？
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很尖锐，因为我的一大基本观点就是，不要让那些极端例子冲昏头脑，要关注总体趋势。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就我们目前所知，情况在不断恶化。看看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每年处理的严重侵犯学生/教授表达观点权利的案件数量，看看学生的态度，你会觉得开除一个秉持激进信仰的教授是正当的做法吗？最近5年来，情况变得更糟了。所以，这的确不只是传闻。不过，有些传闻确实太夸大了，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就拿最近的一个例子来说，那个因提出新冠病毒可能源于实验室事故的法学教授直到现在都被认为是跨国种族主义者。我可不希望这是真的，但我又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有可能是事实。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某个人提出了某种可能性就称他为种族主义者。另一件我们知道的事无疑也是这种趋势带来的结果：很多人都觉得学术圈正在堕落。这个趋势很令人遗憾，因为它意味着，在那些学者本该拥有信誉度、研究本不该受到政治正确影响的领域，比如气候变化，公众对科学界共识的信心正在减弱。既然几乎所有气候学家都认为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人们还能如何否定这种观点？答案是，公众并不必然相信科学家的话，因为他们正确地意识到，身处学术界的学者会因为提出异见理论而受到惩罚。
对气候变化的怀疑是不是更多与企业家及政客的不诚信有关，而非对学术圈的信心减弱？
我认为，两方面的因素都有。事实就是，公众的确有担忧学术圈趋同思维的理由，这就意味着那些公认的既得利益者会获得过高的关注。也就是说，如果既得利益者能压制学术圈内的争论——就像现在这样——他们就能收获信誉。
您认为，道德与理性之间的纽带是什么？
在那些指出理性并不等同于道德的哲学家中，休谟很可能是第一个。也就是像那句谚语说的一样，我们没法从“是”中得到“应该”。从技术角度上说，这个观点没错，但它并不深入。因为一旦你做出像“健康优于疾病”“生存优于死亡”“我们介意他人对待我们的方式”（或者说“我们的命运取决于他人的行为”）这样的非理性承诺，很多人会理性跟随。例如，我不能证明以不同于我期望你对待我的方式对待你是正当的，因为“我”和“你”之间并没有逻辑区别。因此，那些非理性的立场——关心自身健康、认为自身健康取决于他人行为、认为他人可以理解自己——就催生了一条黄金定律，也即康德所说的“定言令式”或“绝对命令”。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举个例子，如果你相信人有来生，与救赎相比那就有可能看低地球生命的价值。然而，实际上，就人类对地球生命的关怀来说，即便他们信奉来生，也会做一些理性的事情。
关于您对进步的观点，有一种反复出现的批评声音。持此种意见者认为，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如今贫困人口的生活相对过去已经大为改善，但这也不能真正提高任何人的生活质量，实际上也无法缩减当代生活在困苦中的人的数量。其中是否存在某些道德上的鸿沟？
我认为这是谬论。现实就是贫困人口确实越来越少了，受压迫的人口确实越来越少了，暴力的受害者也越来越少了。另一方面，贫困人口、受压迫人口、暴力受害者也的确仍旧存在。两方面都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希望尽可能削减这些仍生活在困顿中的人口。我们已经取得进步这个事实有助于我们确认究竟是什么因素削减了贫困、暴力和疾病。不过，这里也的确有道德因素，也就是：让我们摆脱宿命论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给了我们进一步减少战争的勇气？或许，我们可以消灭战争或贫困？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发展专家说：看看，我们已经把贫困人口从90%削减到9%。我们能进一步把它削减到0吗？这似乎有些乌托邦，但既然我们已经把这个比例从90%削减到9%,那就努把力削减到6%，然后5%，然后4%，然后3%。无论如何，贫困人口从90%下降到9%这个事实，让我们可以理性地认为，继续削减贫困人口并非异想天开；也可以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为了完成这个目标，究竟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如果我们都赞同幸福优于哀伤，那么经济平等应该在何处体现？这是不是幸福的核心内容？
我觉得经济平等并不是核心问题，但公平是核心内容。核心内容还包括繁荣、拥有健康生活所必需的资源。至于像沃伦 · 巴菲特（Warren Buffett）这样的富豪的存在，其本身不会让我的生活变糟。我们得清醒地认识到，有些人赚得更多与他们可能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财富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当然，不公平在道德上的确不正确。然而，不平等呢？人们可能就有不同意见了。在《当下的启蒙》中，我提到了苏联的一个老笑话。两名赤贫农民伊戈尔和鲍里斯都只是靠他们拥有的一小片土地生活。唯一的区别是鲍里斯还有头山羊，而伊戈尔没有。后来有一天，有个仙人来到伊戈尔面前，对他说：“我会让你的愿望成真。”伊戈尔说：“我希望鲍里斯的山羊死掉。”如果你能明白其中的幽默，或许就能明白那些只会让“某些人的生活更糟，不会让任何人的生活变好”的平等，很是值得怀疑。更加可靠、可行的道德善举应该是提升下层人民的生活质量，而非消除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差距。
“水涨船高”式的经济观点是否为富人的财富给予他们的利己不平等提供了道德外衣？
哦，绝对是这样。这其实是所有民主国家都需要防范的危险：影响力和权力随着财富而来，接着就会出现富人通过制定游戏规则来保护自身利益的体制缺陷。还有一件与此相关的事：为了维护公平，税制体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富人需要交纳更高比例的税，因此，税收制度应该是阶梯累进式的。理由也很明显：同样是一美元，对穷人的意义要比富人大得多。因此，富人比穷人交更多的税，可以极大程度提升社会总福祉。在美国，所有有关政府是否应该消除贫困、支持教育、支持医疗体系的争论都在某种程度上结束了，因为我们觉得已经做到了这些，并且认为所有富裕国家都做到了这些。于是，人们很容易为一些激进的自由主义观点所诱导，比如：政府的角色应该只是促进各项条文的实施，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然而，虽然这种想法在理论上的确很有吸引力，但在实践中并不存在。在自由主义者的想象中，总有一个民主、富庶的天堂，那里没有政府强权建立的广泛社会安全保障网。可实际上，这样的天堂压根不存在。
2011年，平克在大英图书馆做讲座
再回到学术界改变规范的问题。目前的氛围是否会影响到你愿意在公众面前谈及的内容？
这也是我在思考的东西。我小心翼翼地管理着自己的争议话题卷宗。这部分是因为，正如我已故的同事鲍勃 · 诺齐克（Bob Nozick）所说，你不必对每件事都发表意见。
就是那个写了几本试图解释人性的书的家伙？
（大笑）没错，是的。我不会羞于捍卫我认为可以捍卫且应该捍卫的立场，但我也不会为此而浪费大众对我的信任。我支持一种抽象的原则，也即人们应当有权力表达出他们可以捍卫的观点。不过，这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捍卫纳粹在斯科基游行的权利不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想要表达的观点是，我们应当允许人们表达那些疯狂、激进、怪异的信念，因为这就是言论自由的内涵。这没错，实际上我也这么认为。然而，当人们因表达很可能正确且既不反常又不疯狂的可捍卫立场而遭受孤立、惩罚时，那才是更深重的危险。
资料来源 The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