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预测，到21世纪末将有近110亿人生活在地球上，但其他人口研究团队预测，全球人口增长将更早达到峰值，而且总人口远低于联合国的预测值。
20世纪80年代对于新加坡的准父母来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时期。新加坡政府最初告诉他们“生两个孩子就够了”，并通过一系列措施来支持这种生育控制政策，阻止夫妇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比如提高生三胎的住院费，并取消了生育津贴。
1987年3月，新加坡政府的人口政策来了个180度急转弯。在鼓励“有经济能力的夫妇生育三个以上孩子”的尴尬口号下，政策的天平突然向那些拥有更多孩子的家庭倾斜，使他们享有子女入学和住房的优先权。
新加坡是一个戏剧性的例子，但绝非独一无二。在世界各地，为了确保国家财政有一个稳定的未来，各国政府迫切希望将全国人口数量保持在所谓的“宜居带”（Goldilocks Zone）：既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其中许多政策都是基于对未来人口数量将如何上升和下降的计算机模拟。
过去几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人口预测是由联合国的一小群人口建模者提出的。但在过去几年中，竞争团队开发了自己的人口预测技术并得出了他们的结果——与联合国的预测差异很大，从而在该领域引发了激烈争论。
联合国预测，到21世纪末，世界人口将稳定在109亿。其他研究团队则预测，世界人口高峰会更早到来且峰值更小，到207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97亿，然后下降。
这种人口预测差异给试图规划一切的政府、公司和其他机构出了难题，他们试图规划基础设施投资、未来税收收入，制定国际发展目标、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等等。
无论使用哪种模型，最重要的数据都是当今居住在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准确人口数量——研究人员正在开发改进这些统计数据的方法。这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可以为预测遥远的未来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线，还可以为当下制定政策提供数据支撑。例如，分配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和提供足够数量的入学名额。而且，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使事情变得复杂，疫情推迟了一些人口普查，并可能改变对预期寿命和出生率的预测，至少短期内如此。
总而言之，人们对地球人力资源研究及政策的兴趣日益增长。
奥地利维也纳人口研究所的人口研究者托马斯 · 索博特卡（Tomá? Sobotka）指出：“出于务实的经济原因和规划需要，每个政府都对未来几十年本国人口会如何变化感兴趣。”
人口统计
所有对人口的估计都始于同一个问题：现在有多少人活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 000年，当时巴比伦人通过人口普查来计算他们需要多少食物来养活他们的人民。古埃及、罗马和中国都会定期进行人口统计。
2021年早些时候，中国和美国都报告了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更多国家原定于2021年发布人口普查结果，但由于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而被推迟。在位于美国纽约市的联合国人口司（该部门负责联合国的人口预测）领导人口统计工作的帕特里克 · 格兰德（Patrick Gerland）指出：“中国和美国能在疫情这种特殊情况下完成人口普查，完全是特例。”
美国和中国都报告其人口增长率创历史新低。格兰德认为，虽然这些结果成为头条新闻，但与人口统计学家的预期相符。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在定期跟踪和生成关于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的可靠数据，这使得人口研究人员能够几乎实时监测人口变化趋势。
人口统计学家以人口普查结果或其他人口统计为基准，来预测未来人口数量的各种变化方式。除了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研究人员还预测未来将有多少人迁入或离开某个国家。
就像对气候变化、流行病进程等未来事件的所有模拟一样，随着预测期限的拉长，人口预测也会变得不那么可靠。对于人口统计学家而言，未来20～30年的人口预测通常被认为是比较可靠的，因为大多数现在已经出生的人几十年后还活着。而且，从最近的趋势很容易推断出几十年后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迁移率。
然而，这些中短期预测仍然容易受到冲击。例如，人口统计学家正在竞相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影响。在一些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出现大量死亡病例，已经对降低预期寿命产生了影响。
由于现在大多数国家之间暂停移民，后疫情时代人口统计中另外最大的一个因素是疫情对出生率的影响。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量被称为“生育率”，是人口统计学中一个图腾般的数字。这是因为，死亡率和迁移率通常相当稳定，相比之下，生育率的大幅波动往往会左右人口的实际规模以及对未来人口将如何缩减或增长的预测。
例如，新加坡在1972年首次敦促每个家庭最多只生育两个孩子时，该国的生育率估计为3.04，并预计还将急剧上升。到1986年，就在新加坡政策急转弯、恳求国民生育更多婴儿之前，生育率已暴跌至1.43。到2018年，新加坡生育率更是跌至1.14，至今仍处于令人担忧的低位1.23。
联合国预测，到21世纪末，尼日利亚人口将增加到原来的三倍多
为了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维持人口稳定，一个国家的生育率需要处于每名妇女生育2.1个孩子的“更替水平”。
无论是对近期还是长期的未来人口预测，通常都归结为对生育率变化速度的估计。这意味着人口统计学家必须对人们在环境变化时的行为方式做出一些有根据的猜测。在高收入国家，人们的行为变化通常是由经济因素驱动的。当机会来敲门时，女性会把职业发展摆在首位；而遇到经济萧条时，小两口则会推迟生育。
在较不富裕的国家，其他因素占主导地位。随着越来越多的女孩接受教育，她们往往会少生孩子，而且会更晚一些生孩子。随着卫生系统和发放网络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获得避孕药具。从这个意义上说，生育率下降反映了经济的发展。
人口统计学家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带来的相关经济不确定性，至少在较富裕的国家将导致生育率短期下降。相比之下，由于避孕药具供应的中断，较贫穷的国家可能会出现疫情下出生率激增。
在预印本论文中，索博特卡及其同事报告了来自欧洲、亚洲的17个国家和美国的数据，表明出生人数确实下降了——与上年同期相比，2020年11月平均下降了5.1%，2020年12月平均下降了6.5%，2021年1月平均下降了8.9%。在所分析的国家中，西班牙的出生人数下降幅度最大，与去年同期相比，2020年12月和2021年1月的出生人数都下降了20%。
一些专家预测出生率会反弹。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健康中心的产科医生莫莉 · 斯托特（Molly Stout）认为，“到2022年10月，看起来我们可能会恢复到正常的出生量”。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斯托特的团队使用电子健康记录来模拟周围社区妇女的怀孕次数，从而规划预期的出生人数。其公布的分析准确预测了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之间的出生人数同比下降了14%，并预测2021年最后4个月的出生率将同比出现激增。
未来面孔
在更长远的几十年或更长时间内，生育率和人口数量将如何变化，则更难以预测。这正是严肃争论的开始。
几十年来，联合国人口司几乎独占了人口预测这个领域，每隔几年就会对人口预测报告进行例行更新。其2019年发布的最新报告预测，全球人口将从目前的77亿继续增加，到2100年可能达到近110亿。（联合国人口司原定下一次两年一度的预测更新是在2021年，但因疫情已推迟到2022年。）
2014 年，位于奥地利维也纳的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的一个研究团队做出了自己的预测。据该团队预测，世界人口最有可能在2070年左右达到94亿的峰值，到21世纪末将降至90亿。2018年，该团队预测的数字则略有上升，预计世界人口在2080年左右达到约98亿的峰值；后来的更新则预测世界人口在2070年左右达到略低于97亿的峰值。
然后，2020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的一个研究团队发表了一篇论文，预计全球人口将在2064年达到97亿左右的峰值，然后到2100年将下降到约88亿。该研究称，到21世纪末，约有23个国家的人口可能会减少到现在的一半，其中包括日本、泰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各方不同的预测结果，反映了在未来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内进行人口预测的不确定性，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统计建模师列昂廷 · 阿尔克马（Leontine Alkema）认为，“这像是一种不可能的练习，所以我们竭尽自己所能，不同的团队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是件好事”。
上述三种研究之间的巨大差异（参见“人口峰值”图），归根结底是因为每个研究团队开始预测的方式不同。“三个研究团队都使用了类似的人口初值，所以我们知道这不是问题所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一个独立研究机构——人口咨询局——的人口统计学家金田敏子（Toshiko Kaneda）认为，“那么问题在于你认为这条人口曲线会如何爬升，此处的假设是人们出错的地方。”
随着预期的经济发展，生育率所发生的变化是关键，这三个模型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了这一过程。联合国的建模者将生育率趋于放缓、下降然后恢复的方式划分为几个阶段，再根据每个国家近年来出生率的变化，将其置于其中一个阶段，并模拟出大约10万条未来生育率走向的可能路径。然后，联合国取这些预测的中位数，并将其作为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IIASA研究团队没有依靠数据和过去的趋势，来预测未来因发展导致的生育率下降，而是求助于专家判断。他们请了大约200名研究人员，包括经济学家、人口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根据他们对若干社会、健康和经济因素将如何变化的预期，来预测各个国家在2030年和2050年的生育率。不同专家给出的一些估计值差异很大，印度2030年的生育率预测为1.5～2.5，2050年的生育率预测为1.1～2.5。
IIASA的生育率预测明显低于联合国的预测。例如，研究人员估计，到21世纪末，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每个国家的生育率都将低于2.1的更替水平。而联合国则预测，该地区只有1/3国家的生育率会低于这一水平。
IHME团队的预测方法完全不同。他们没有将模型建立在生育率及其如何变化的基础上，而是使用了一个称为“50岁完成同期生育率”（CC50）的新变量。这个变量计算的是每个女性到50岁时生育的孩子数量，它与总体生育率略有不同，因为它对女性生育孩子的年龄不那么敏感，并且当生育率下降到低水平时，它不会表现出相同的反弹效应。
IHME模型并没有为未来特定时间点的这个CC50假设一个数值，而是使用真实世界的数据，来计算CC50与其两个主要驱动因素——教育程度和未满足的避孕需求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将关于教育和避孕的国家数据以及他们预期这两个因素的变化插入模型，而不只是对未来生育率进行简单的估计。
领导IHME团队的克里斯托弗 · 默里（Christopher Murray）表示，这种方法使IHME的预测更可靠、更有价值，因为它可以测试变化和假设的影响。该模型可以预测，当政策鼓励更多女孩花费更长时间在学校接受教育，或者当卫生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确保人们更可靠地获得避孕药具时，人口会如何变化。默里认为，“在政策领域，有因果关系的模型更有用”。
对此，很多人口统计学家不同意。香港科技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斯图尔特 · 吉特尔 - 巴斯滕（Stuart Gietel-Basten）认为：“IHME的这些预测相关的一些事项，是有点问题的。”吉特尔-巴斯滕与维也纳的索博特卡一起发表了一篇预印本论文，对IHME研究进行了技术评论，他们声称并强调，IHME研究存在“内部不一致、差异以及不合逻辑、难以置信的倾向”。
两人以伊拉克为例指出，IHME预测，到2100年伊拉克将拥有世界第四高的女性预期寿命，并在未来几十年迎来大量移民。批评人士认为，这极不可能。索博特卡和吉特尔-巴斯滕组织170位人口统计学家共同署名一封批评信，并寄给发表了IHME论文的《柳叶刀》杂志。至今这封信尚未发表。
“我最大的担忧是一个预测就可以塑造未来，”吉特尔-巴斯滕表示，“如果你预测说我们将出现非常非常低的生育率、人口快速老龄化和停滞，那不是政府想要的。”正如在新加坡所见，政府可以对旨在预防或更常见的鼓励生育更多婴儿的政策做出反应。“他们可以通过限制计划生育、限制堕胎和限制输精管切除术来做出反应。”
金田敏子指出，炮制这篇论文的IHME团队几乎没有人口统计学背景。相反，他们的人口预测是基于其开发的用来计算所谓“全球疾病负担”的常规健康统计数据的方法。金田敏子表示：“我认为他们付出了很大努力，只是他们应该回去修改其中的一些内容。”
默里拒绝接受批评，称联合国模型本身自带“一套奇怪的假设”，人口统计学界不愿接受来自本领域之外的想法。“让我们看看未来五到十年对低生育率地区的预测如何，”他说，“我们会在中国、韩国、新加坡、希腊和西班牙看到联合国所预测的生育率飙升吗？我想我们不会。”
联合国过去的预测有不错的业绩记录。例如，在1968年，联合国预测199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54.4亿——与实际数字53.4亿相差2%以内，属于最佳估计。2010年，全球人口估计为70亿，而此前联合国报告中的预测为68亿至72亿。
格兰德透露，联合国还在特定国家使用新的更好的人口相关数据来源，来升级其历史记录。他补充说，这将使建模更加准确，并且应该能够进行更经常的更新——尽管当前的更新时间比预期的要长，并且推迟了最新的全球人口报告。
此时此刻
一些人口统计学家对人口预测的争议袖手旁观。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汤姆 · 威尔逊（Tom Wilson）坦言：“我避免卷入其中任何一方的争论，因为这非常令人讨厌，而且很难真正说出哪种方法更好。关于人口预测，不幸的一件事是，预测总会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这就是为什么人口统计学领域的一些学者不去理会未来，而更愿意专注于提高立即能用于制定政策的数据的准确性：统计现存的人口数量。在一些地方，特别是那些面临不稳定和内乱的地方，这项工作比听起来要困难得多。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人口研究者安迪 · 泰特姆（Andy Tatem）指出：“阿富汗上一次人口普查是在1979 年，刚果民主共和国上一次人口普查是在1984 年。”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往往假设人口是年度线性增长的，从而来估计当前的人口数量。但这样简单粗暴的估计可能非常不准确。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的研究人员2017年所做的一项分析发现，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使用的全国人口估计值差异很大，从7 700万到1.02亿不等。
为了产生更好的数据，研究人员正在尝试不用实际点人头的人口统计方法。
一种技术是监控手机流量。通过追踪发送和接收手机信号的基站，研究人员可以使用基站周围的呼叫密度来估计当地人口。在这项技术的一项备受瞩目的应用中，来自瑞典和韩国的研究人员追踪了2010年海地发生毁灭性地震后人们流离失所的情况。研究表明，地震发生后三周内，海地首都太子港的人口几乎减少了1/4。
泰特姆的团队在对纳米比亚不同地区的疟疾流行研究中应用了类似技术。结果表明，纳米比亚比决策者当时意识到的更接近于消灭疟疾这种疾病。
研究人员还在努力根据人们居住的楼房的大小和形状来统计人数。使用卫星照片和图像识别软件，他们可以绘制定居点和个人房屋的地图，然后模拟计算出居民人数。“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填补哥伦比亚人口普查和布基纳法索人口普查的空白，并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提供新的人口估计数，”泰特姆说，“这是一种开始应用的人口统计方法。”
即便如此，传统的人口统计方法仍留有一席之地。“人口普查收集的信息不仅仅是人口数量，”泰特姆补充道，“这些新方法应该被视为对人口普查的补充，而不是取代它。”
资料来源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