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像科学论文， 但他们正扭曲和杀害科学。
科学是怎样被歪曲的？当我们谈论所谓“伪科学”和“垃圾科学”这样在公共话语中很流行的概念时，我们会说：“披着科学概念及术语的外衣，却并不满足真正的科学方法论要求的实践，就是伪科学，例如占星术和顺势疗法。”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伪科学大放异彩。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漂白剂防疫和熊胆抗毒的艺高人大胆事件。
不过这场疫情推动了另一种更新颖、更微妙的歪曲科学的形式。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出发，我们提出一个新概念来称呼此形式——“僵尸科学”（zombie science）。
不答科学问题，却有科学光环
我们认为僵尸科学是一种盲目而机械，空有科学方法的躯壳而无科学思想的指引，如活死人般运行的科学。它符合所有正确的规程，却不回答真正的科学问题；它遵循全部正确的方法，却不旨在拓展知识的边界。
新冠大流行期间关于羟氯喹问题的几乎所有信息都属于僵尸科学——这些“活死人”不仅聚集于预印本库存内，还行走在正式刊载的论文上。收编“僵尸”的期刊本该更敏锐地洞察到问题所在，毕竟，他们选择出版的每一篇文章都承载着自己的声誉，对无用科学的每一份投资都是净损失。
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来看，科学界的生产主义倾向必然会鼓励僵尸科学。同行评审过程和编辑标准的确能过滤劣币，但其作用毕竟有限。审稿人和编辑不仅可能面对着大量文章不知所措，还必须与人情世故、个人偏见和虚荣感等做斗争。
既有事实告诉我们，僵尸过滤器无法招架尸群来袭，掠夺性期刊数量激增，无意义的论文遍地开花。
身为科学家和科学传播者的我们看到，专注于出版物数量的学术出版系统正在生产主义驱使下伤害着科学本身，也令科学在大众眼中的形象降格。出版系统倾向于鼓励僵尸科学，科研群体出于自我保护而做出相应改变以顺应时势。
僵尸科学，无论其出发点如何，都在浪费大量资源，同时给并没有回答真正科学问题的研究结果树立了信誉。
一些科学家已经开始谴责僵尸科学。
波兰波兹南医科大学环境医学系的研究员彼得 · 日姆斯基（Piotr Rzymski）向《科学商业》（Science Business）抱怨自己在大流行期间被迫完成的无用同行评审：“我所审阅的内容中有一部分简直可以用荒谬来形容。我最常跟人说起的一个荒谬建议是‘将非常热的空气吹入患者肺部以消除病毒’。”
知名化学家、《科学》杂志的专栏作家德里克 · 洛维（Derek Lowe）也在呼吁大家警惕僵尸科学。他在博客里表达了自己的失望，这些于大流行期间大量堆叠的论文，无法扩展科学知识，却能扩充作者简历。“我作为审稿人，真的想问问同行们，我们有必要发九十多篇关于同一类化合物的论文吗？许多论文其实都可以这么取标题：这是我们已经做过的研究，但现在我们给它增加了新冠病毒的角度，所以它可以再次发表。”
媒体关注、政治压力以及人类在紧急状况下做某些事情的强烈冲动，加剧了这种毫无价值的科学的发展趋势。乘势而行的僵尸科学家不仅获得了同行评审的认可，还给公众留下了“他们正开展重要工作”的印象。
新冠疫情下的邪恶科学抬头
除了侵蚀科学本身，僵尸科学对“偏方奇药抗新冠”的奇诡研究也有推波助澜之功。
巴西一组科学家曾发表关于使用盐水溶液预防COVID-19的论文。根据论文内容，这组专家通过在体外测试盐水溶液的效用，进行各种实验和统计分析，以看似严谨的方法得出结论：它确实能抑制病毒复制。至于盐水溶液到底是不是治疗/预防COVID-19的优良替代方案，那就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评估了。
这是僵尸科学的典型结论。
该论文由巴西圣保罗大学（USP）的科学家签署，并由巴西最大的资助机构之一支持，因此得到大力宣传。该资助机构的杂志甚至刊载了一篇关于巴西科学家提议使用含盐水的鼻腔喷雾剂来预防新冠肺炎的文章，强调此发现在帮助防控疫情方面的重要性。另一家巴西杂志也报道了相关内容，但谨慎地强调盐水喷剂无法治愈COVID-19。
《欧洲呼吸杂志》（European Respiratory Journal）发表了一项针对硝唑尼特（Nitazoxanide，一种能杀死肠道蠕虫的药物）的临床试验。研究同样在巴西开展，同样探究药物对COVID-19的效用，其结果也差不多：硝唑尼特似乎减少了病毒载量，且对人体安全，至于其疗效嘛，暂时还看不出来，再等进一步研究结果吧……
论文的研究团队与联邦政府有合作，其中一位重要成员是巴西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科斯 · 庞特斯（Marcos Pontes）的现任秘书，负责批准该试验项目的资金。当论文结果在新闻发布会上播出时，庞特斯哭着感谢巴西科学家的不懈努力。
许多临床试验规模很小，在随机性方面做得不够好，偏差风险较低。这类存在设计缺陷的临床试验会促进媒体炒作和错误信息传播。
巴西方面的僵尸研究及其报道不只向我们展示了勾连政治的学术的阴暗面，更诠释了一种“邪恶科学”（这个概念似乎可以在科学哲学之下自成一派）：打着科学幌子，意欲实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利益等方面的目的，敢于欺诈大众，敢于完全无视医学道德和人权的实践活动。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伊维菌素（Ivermectin）和其他偏方奇药都是这个门类里的典范。
羟氯喹此前于法国大火，其背书者、医师兼微生物学家迪迪埃 · 拉乌尔（Didier Raoult）当时在YouTube上晒论文吹嘘自己的研究结果。到2020年3月，巴西也开始热捧这款奇药。后来国际科学界严厉批评了该研究存在的严重方法论缺陷。
拉乌尔的论文出版后不久，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助推这款抗疟疾药在抗新冠赛道上的起飞，羟氯喹热度一时无两。巴西的私人保健公司Prevent Senior炮制的一份临时论文以PDF文档形式广为流传，但从未现身于同行评审期刊。
该论文的结果显示其治疗组无人死亡，但其漏洞百出的方法和没有根据的结论看起来很荒诞。之后，被该论文的资助者所解雇的一群医生宣称此研究存在欺诈、道德不端和信息隐瞒的情况。真实情况是治疗组有人死亡，但他们的记录被抹除了。
此外，医生们还控诉Prevent Senior公司逼迫他们给未经验证的药物开具处方——除了羟氯喹，还有伊维菌素、硝唑尼特、氟他胺（Flutamide）、维生素D、锌、阿奇霉素（Azithromycin）等，它们构成了在巴西广为人知的“COVID早期治疗套件”。
新闻界和巴西议会调查委员会（CPI）得到来自某些医院董事和项目协调员方面的信息，得知：医院董事会站上疫情风口，化身销售代表，疯狂兜售COVID套件，逼迫医生们“以销量为导向”地开具更多COVID套件处方。拒绝董事要求的医生遭到责难。此外，医院高层还做出“不将处方信息告知患者及其家属”的指示。
Prevent Senior公司的医务主任佩德罗 · 巴蒂斯塔（Pedro Batista）接受CPI传召，并冷静表示，所有新冠患者的国际疾病分类（ICD）都将于14天后发生改变。
病患带着COVID-19症状进入医院，获得以COVID套件为首选的治疗，经过14天，无论是死亡还是获准出院，其ICD都必须改变。死亡证明上只会写“这些患者死于败血症、肺炎或其他新冠相关并发症”，而不提COVID-19本身。
很多人怀疑Prevent Senior公司与博索纳罗总统及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了密切联系。前文提及的那份PDF形式临时论文的最早推广者正是这位总统和他的儿子；更有泄露的视频反映某些科学家和医生与Prevent Senior和博索纳罗携手助推COVID套件，试图给民众灌输“疫情已被控制，不必再执行损害经济的防疫措施”的观念。
另一个僵尸横行的案例同样出自巴西：私人医疗保健企业Samel Group将雄激素受体拮抗剂普克鲁胺（Proxalutamide）用于COVID-19治疗。普克鲁胺是一款尚处研究阶段的前列腺癌药物，仍未获巴西卫生监管机构巴西国家卫生监管局（ANVISA）的使用授权。可尽管如此，它还是成为临床试验的主角，利益相关集团期待它展现治疗新冠住院患者的潜力。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试验均未获巴西国家研究和伦理委员会（CONEP）的授权。
一组巴西研究团队得到了非常美妙的试验结果，援引《科学》（Science）杂志带有讽刺味道的评论，他们的数据“美妙得令人难以置信”。
除了试验缺少伦理许可，这群巴西专家也未将试验期间增加的死亡人数告知CONEP——此种行径本就该作为停止试验的理由。此外，他们的试验方案似乎不合乎规范。巴西最大报媒之一《环球报》（O Globo）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普克鲁胺的报道和文章，但亚马孙州法官认为其存在欺诈并开展了对《环球报》的审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如果目前已知的种种细节得到确认，那么巴西的普克鲁胺一案将是拉丁美洲历史上最严重的侵犯患者人权的事件之一：患者竟然不知道自己参与了临床试验，他们的家属也不知情。
资料来源 Nautil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