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理解科学、公众参与科学是国外发达国家首先提出后来传播到各国的处理公众与科学之关系的理念。在中国，它们通常与科普、科学传播一起讨论，与之相关，近20年最引人注目的是“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倡议与实践。那么在实际场景中，中国科学界和公众做好准备了吗？大家是如何理解和操作“公众科学”这一新潮也充满挑战之概念的？

最近，一款“北极花”手机应用软件的营销引起热议，这一事件也无形中“免费测试”了中国当下科学形象和科普形象。从功能上看，这是一款融合了AI识别、数据管理等新兴技术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工具；有关科学家声称它开启了“公众的腿+专家的脑”新模式。在这个时代，自称开启了某某“新模式”者，都很自信，海报中缤纷的修辞也彰显着其科学上的先进性和公众界面的友好性。对于这又新又好的事物，有某微信群友为它摇旗呐喊：“民间爱好者的数据，零散而且不规范，如果不经过科学分析，就用处有限，不如贡献出来做公益，给关注生物多样性的专家、同仁和公众推荐这款APP。”

你喜欢这样的科学宣传吗？

“公众的腿+专家的脑”是指公众跑腿收集数据，然后交由专家分析处理的科学研究模式。这不禁令人疑惑，当公众作出贡献时，他们能获得什么？那则科学宣传给出的答案是“科学意义”。的确有人自愿付出，以便接近科学（界），想为科学大厦添砖加瓦，不署名也不在乎。可是，不知开发者是否考虑过，有些公众可能并不稀罕什么“科学意义”。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探索自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寻求一种与自然的情感联结，而不是为了填补科学前沿研究的空白。在我们日常生活实践中，很多事情都有其内在意义，比如识花认草、看虫观鸟等活动本身就能让人们满足，它们并不需要得到科学界的承认，也并非只有在被专家转化、分析成科学数据之后才有价值。

这种宣传也存在逻辑陷阱。如果说公众的自然探索必须能增益科学，否则就缺乏意义，如此推演下去，公众是否也应给科学界分享饮食、睡眠等行为情况，供专家研究营养学、生理学甚至心理学？人类每天的生理活动都与代谢、生物节律、心理健康等相关，都可以作为科学样本，但无人会认为这些个人生活的意义需要被专家认可。当然，现实中已有诸多团体在悄悄地做了。说到底，科学的意义之一是服务于社会，而不是社会服务于科学意义。然而，这种逻辑试图让公众生活的内在意义依赖科学从外部赋予。实际上，外部的“数据化”和“学术化”在方便了公众的同时，也攫取了公众生活的自主性。

在此类宣传中，“科学意义”被赋予了神圣光环。这隐含着一种科学至上论：似乎公众为科学事业作出的贡献就足以回报他们的所有付出。现代社会中的科学至上论屡见不鲜，它把科学视为凌驾于其他人类活动之上的最高价值，任何与科学挂钩的行为，哪怕是低回报、低透明度的行为，都可以被“高尚化”。然而，这种观念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科学只是人类众多思维和实践活动中的一种，而不是可以无限索取人力、时间或资源的“永动机”。当公众的参与被简化为对科学的无私支持，这不仅是对劳动价值的轻视，也是对多元社会价值的忽略。

“科学意义”的“虚高”反映了公众与科学界关系的错位，这种不公的角色分配一脉相承于科学至上论。“公众的腿+专家的脑”式的修辞意味着公众被简化为提供原料的手段，而科学界居于唯一能够赋予意义、解读成果的中心地位。在自然探索中，科学界视自己为高高在上的裁判，视公众为无条件的贡献者，甚至不需要让公众知晓自己的数据如何被处理、被使用。公众一旦有质疑或诉求，就可能被轻描淡写为“缺乏科学素养”或“不理解科学意义”。如此这般，不论科学界主观如何，客观上的确压制了公众的能动性，剥夺了本该属于公众的信息价值。

上述现象不仅产生于科学至上论的傲慢，还来自泛滥的逐利行为。当马太效应大行其道时，科学就会从解密自然、推动人类福祉的事业，逐渐演变成一种攫取资源的竞争。发表论文、申请经费和获取学术头衔，成为科学界的硬性评价标准，研究成果却往往是论文生产的副产品而非核心目标。在此背景下，让公众免费贡献时间和资源采集自然数据，成本最低，收益最大。公众提供的数据最终会转化为研究者的论文数量、资助项目、课题申请材料等学术资本，但它们几乎都与公众无关，公众的名字和贡献甚至不会出现在论文里，也不会在研究汇报中分得一杯羹。

更令人失望的是，这种带有资本化倾向的“合作”模式，还常被粉饰成“公益”。此类逻辑不仅居高临下，还颇具剥削意味。公众显然付出了时间和劳动，却无法真正从这些数据中获得任何实质利益，反而在资本化的科研体系下成为被动的供给者。

或许有人反驳：“现代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科学了！所吃、所用甚至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科学造物，都是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公众享受了这么多便利，当然也要为科学界作出贡献。”诚然，我必须承认现代科学已是社会运行的一块基石，塑造了公众的生活。但话说回来，公众真的欠科学的债吗？公众享受了科学的益处，就理应直接回报科学界？这种说法是在单方面强调科学的功用，而忽略了公众与科学的互作。科学产品并非凭空而来，它们是产学研的共同成果。位于上游的科学家需要经费开展工作，而科研经费大多由国家调拨，来之于税取之于民。换言之，公众早已通过自己的劳动，间接赞助了科学界。科学界并非单方面恩赐了公众，而是本就依赖公众的支持。

现代科学不仅需要公众的经济支持，甚至科学问题的来源也深植于公众生活和社会需求。例如，农学的发展动力是为了养活更多人口，医学的进步动因是为了消除疾病威胁。现代科学之所以无法脱离公众存在，是因为其研究方向和成果的立足点都是服务人类社会，而非仅为了满足科学界的好奇心。因此，公众与科学界并不是“施恩”与“回报”的关系，而是深层的共生与合作。

科学界在从公众的自然探索中提取科学意义时，需要认识到这种提取行为也伴有责任和义务，而非单向索取。公众的自然观察数据能够协助生物多样性研究，这无疑是件好事。但科学界把“科学意义”作为唯一且至上的赞美词，并暗示“除了科学意义，这些行为本无意义”的倾向，是在削弱公众的自然探索权利。公众原本在自然探索中找到的质朴喜悦和自由联结，可能被逐步同化为服从性的集体化劳动，成为学术流水线上的冰冷一环。

此外，科学界的研究目标不应是产出论文或抢占学术资源。当科学成为一种脱离社会的象牙塔追逐游戏，公众的信任很可能会逐渐流失，也更难推动科学的长期发展。作为一个开放的共同体，科学界应主动为参与的公众提供一些实在激励，比如知识分享、成果数据的可视化、对贡献者的公开鸣谢，甚至适当经济补偿，让公众真正感受到自己的劳动获得了尊重。

分析这条广告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现象时，也令人继续思考：公众用什么方式探索自然比较好呢？现代科学是一件不错的工具，但它的上手难度太高，而且工具的中介性决定它将一直隔在人与自然之间。我觉得博物学，这一平行于现代科学的古老智慧是条好路径。博物学是公众与大自然之间最直观也最亲密的一种连接方式。它与现代科学最大的区别在于，现代科学重在拆分自然现象，用实验和数据建构理性认识；而博物学更注重自然的整体性，对自然的体验更多是一种情感的、文化的以及个人化的感知。

承认博物学与现代科学间平行关系的好处显而易见。一方面，公众探索自然时无须在现代科学与博物学中二选一；另一方面，公众可以跳出晦涩难懂的科学话语体系，直接走进自然，感受自然。

当今的“博物热”正反映了公众对自然体验的强烈渴望。然而，与此同时，也有声音认为，博物活动应以科学研究为最终归宿，“科学化”是让博物学具有长久意义的唯一途径。我认为这仍代表着科学至上论。我们必须避免将博物学视为现代科学的附庸，因为它的核心与现代科学截然不同：它主张个体的感受优先于知识带来的权威，审美与好奇心并置于实证与理论体系之前。

从历史上看，博物学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黄金时代，它是文人、哲学家甚至普通市民的共同文化。无论是达尔文在远洋航行中的自然观察，还是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细致记录，这些博物活动并非单纯为了提出特定科学理论，而是为了探索人类与自然间的关系，以及自然的诗意。在18至19世纪的欧洲，博物学更多是一种通识教育，与文学、艺术、哲学深度融合。在这一点上，博物学的博雅属性与现代科学的专业属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随着19世纪后期现代科学的专门化与建制化，博物学被拆分为各细分学科，失去了许多文化功能。基于现代学术建制和资本驱动的科研体系，让自然探索的目标从亲近自然转向解释自然，甚至控制自然。在一些科学史叙事中，博物活动被描述为现代科学的“初级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博物学天然要收敛于现代科学。事实上，今天的博物学复兴证明了它仍具有独立价值，它为那些不进入实验室、不追求科学成果的公众提供了一个接触自然的渠道，也让人们重新审视，是否所有的自然探索都必须“学术化”。

批判这条广告及其代表的社会现象，并非要彻底否定现代科学对公众的价值。相反，我希望科学界能够更加尊重公众的能动性与多样需求，认识到科学与公众之间共生与合作的纽带。现代科学固然是探索自然的重要工具，但它不应凌驾于其他范式之上，更不应滥用“科学意义”等词制造话语霸权。公众的自然探索，无论是有关博物学的诗意体验，还是科学研究的数据贡献，都应被视为平等且有价值的实践。在尊重多元价值的基础上，科学界与公众才能真正建立起互信关系，共同推动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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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陈高乐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