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两名日本科学家分别斩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化学奖，日本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最开心的莫过于京都大学。这两名新晋诺奖得主均是京都大学毕业生，而且主要成就也都是在京都大学做出的，京都大学到目前为止已经产生12名诺奖得主，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诺奖摇篮。相信读者此刻定要好奇，京都大学学者为什么会如此密集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简称诺奖）。
谱系的力量：从邂逅到涌现
在1949年以前，京都大学不过是一个以理化见长、初步设立了法医工农等学科的大学，除了顶着“第二所帝国大学”的光环之外，在国际上还没有特别亮眼之处。直到1949年，汤川秀树教授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科学家，京都大学才在国际上有了知名度。1981年，京都大学的福井谦一教授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科学家，1987年校友利根川进获得日本第一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进入21世纪，京都大学又涌现了9名诺奖得主，占据日本诺奖得主的四成之多。
回顾往事，“第一枝花”险些花落别处。1935年，汤川秀树以京都大学讲师的身份在《日本数学和物理学会杂志》上发表关于介子理论及预言介子存在的论文，这成为其获奖的主要贡献。其实，他从1933年开始兼任大阪大学的讲师，主要是因为大阪大学开始建设核加速器，全新的科研环境极大地吸引了汤川，他当时在核物理两大中心之一的菊池正士研究室开展核物理研究。1938年，他获得了大阪大学的博士学位，有很大的机会转到条件更好的大阪大学工作，但他没有这么做。相反，他扎根京都大学，并培养了弟子坂田昌一，而坂田则培养出了益川敏英和小林诚两位诺奖得主。
这个脉络里还包含另外一个脉络。朝永振一郎（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作为汤川秀树的京大同门，同时也是科研上的合作者，在位于东京的理化学研究所（RIKEN）也做出了诺奖成果，朝永培养出弟子南部阳一郎（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南部又是益川与小林的学术顾问，围绕汤川秀树的脉络共诞生5名物理学的诺奖得主。
第二个脉络的形成，源于以汤川秀树为代表的科学家——他们将自身在量子力学领域积累的影响力，跨界辐射到了京都大学化学领域。京都大学的福井谦一提出“前沿轨道理论”，从电子层面揭示化学反应的本质，使化学从纯实验科学转向理论驱动。另外，福井在京都大学的首位弟子米泽贞次郎又培养了吉野彰（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和北川进（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第三个脉系的形成具有戏剧性、偶然性。1939年，汤川秀树准备到德国的学会上发表自己的诺奖成果，结果二战爆发，会议不得已取消。汤川在经由美国返回日本的轮船上，结识了在化学企业从事研发的野依金城夫妇，一个多月的旅途使他们成为好朋友。汤川秀树获奖后，这段偶遇佳话极大地激励了野依夫妇的长子野依良治（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使其在小学时就立志考入京都大学并挑战诺奖。
榜样的力量：蒲公英落地生花
如果说京都大学历史悠久的物理、化学学科体系支撑了诺奖谱系的形成，那么山中伸弥（2012年）、本庶佑（2018年）、坂口志文（2025年）在遗传学、免疫学领域的诺奖成就，都可以溯源到京大毕业生利根川进。
1963年，利根川进从京都大学毕业后，前往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在科研道路上继续深耕，历经岗位变动，最终任职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他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产生抗体多样性的遗传原理，奠定了现代免疫学的基础，并于1987年独自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他开辟的新领域里，本庶佑、坂口志文、山中伸弥等一批在美国从事研究的京大毕业生开始挑战新的细分领域。本庶佑在1992年发现PD-1作为免疫细胞表面的一种抑制性受体后，进一步揭示其在免疫调控中的作用；坂口志文在1995年首次识别并证明了调节性T细胞的存在，使用CD25作为特定分子标记，展示了这些细胞在抑制自身免疫反应中的作用；山中伸弥在2006年发现通过引入四个转录因子将成熟体细胞重编程为诱导多能干细胞（iPS细胞），这一突破首次在小鼠纤维母细胞中实现，并于2007年扩展到人类细胞，为再生医学和疾病模型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虽然利根川进与这些科学家并不存在师承关系，但是京都大学的这位前辈开辟了新路，使得他们在美国经历了专业化训练后，没有选择留在美国，而是不约而同地回到了京都大学扎根、开花和结果。
京大的魔力与文化密码
当年，尽管汤川秀树有更好的选择，最终还是留在了京都大学。本庶佑、坂口志文、山中伸弥等去美国打拼的青年科学家最后还是回到了京都大学。在京都大学的诺贝尔奖故事中，总是让人感受到一种隐秘的魔力，一种深藏于其文化密码中的力量。这种魔力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源于该校一贯的教育理念、独特的学术氛围与科研环境，甚至是这座千年古都沉淀的城市特质。
图1 京都大学诺奖谱系示意图
（加背景色的为诺奖得主；南部阳一郎不属于京都大学）
自1897年创立以来，这所大学以“学术自由”为校训，强调自主探索和批判性思考。这种理念源于明治时代的现代化进程，却在二战后得以光大。不同于注重实用速成的模式，京都大学鼓励学生追寻“无用之用”。这种原则，已成为福井学派的传统。福井谦一自学量子力学，融合物理与化学，1981年获诺奖时，日本举国意外。但正是京大的自由环境，允许他从数学转向化学，挑战常规。这种教育理念，不仅培养个体天才，还强化获奖者关联：北川继承福井，强调团队与直觉信任，与吉野彰的交流也体现“做有趣的事”的传承。京都大学的教育，就像一场静默的对话，引导学生聆听内心好奇，而非外界喧嚣。它让坂口志文在资金短缺的免疫学“冷门”方向中坚持，最终发现调节性T细胞，并于2025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在访谈中说：“珍视感兴趣的事，就会发现新事物。长期坚持，不知不觉达到有趣境界。”这种理念，正是魔力的第一层密码。
先进的科研环境构成了京都大学文化密码的坚实支柱。这里没有严苛等级，而是强调平等对话和跨界合作。教授与学生常在实验室或咖啡馆畅谈科学设想，这种氛围激发无数创新。京大产生日本27位自然科学诺奖中的12位，这种爆发并非偶然。在科研环境方面，大学配备顶尖设备，任近畿大学教员的北川利用京都大学的计算机中心完成材料计算。2007年，京都大学前瞻性地设立学科交叉融合平台——物质-细胞融合系统基地（iCeMS），从中诞生了山中伸弥、北川进两位诺奖得主。自由的学术氛围与先进的科研环境耦合成无形的张力，像隐形桥梁一样连接起获奖者智慧：从汤川跨界影响福井，到利根川开辟新路，再到本庶佑、坂口志文、山中伸弥的花开京大。
图2 京都大学校长办公室前面的抗议牌
（摄于2018年6月）
作为千年古都，京都融合传统与现代，寺庙与实验室并存，这种城市气质深刻影响着科学家。鸭川河畔的哲学小路，更是许多诺奖得主的灵感源，汤川秀树曾在此散步思索粒子。京都没有东京那样的喧嚣，整座城市充满禅意般的宁静，鼓励人们深思内省，京都大学的校门更是朴实无华，与京都文化相互呼应。日本东北大学毕业的田中耕一，在总部位于京都的岛津制作所（创立于1875年的高端科学仪器企业）开发出一种用于质谱分析生物大分子的软离子化方法而获得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京都正是一个传统文化与科学相结合的城市典范，在传统中创新，在宁静中爆发创造。
结 语
京都大学以学术自由、氛围包容、科研环境先进，以及城市滋养，铸就诺奖获奖者谱系。这些元素如同一张无形的网，捕捉着创新的火花，滋养出一代代科学家，让他们在真理的追求中绽放光芒。回顾那些获奖者之间的关联特点——从汤川秀树的介子理论谱系，到福井谦一的前沿轨道学派，再到利根川进开辟的免疫学新路——让人看到一种师承相传的脉络。这些传承，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精神的延续，让京都大学成为东方诺奖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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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周少丹是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战略规划研究室科研人员，2014—2021年曾任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研究员，主要从事国际科技创新趋势与政策、政产学研合作、城市与区域创新发展规划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