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诺伊格鲍尔(Otto Neugebauer)是20世纪杰出的古代巴比伦和埃及数学史研究人员,他的《古代精密科学》和《古代数学天文学史》至今仍是研究古代数学的最重要文献资料;但他更以《数学文摘》和《数学评论》的创刊人闻名于世。《数学文摘》和《数学评论》自20世纪30年代诞生以来,有力地推动了现代数学的研究,成为数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文献工具。
诺伊格鲍尔1899年5月26日生于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1990年2月19日卒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当诺伊格鲍尔还是个幼童时,双亲就过世了,由一位叔父把他带大。在格拉茨读中学时,他开始对数学产生浓厚兴趣;但在1917年,他为了逃避不得不参加的结业考试,却以一名炮兵中尉的身份加入了奥地利军队。1918年当战争结束时,他成了意大利人的阶下囚,被关进了战俘营。和他一起被关押的还有后来享誉全球的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从战俘营里被释放出来后,诺伊格鲍尔曾一度辗转四方、居无定所。1919年到1921年间,他先在格拉茨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学和物理学,然后在慕尼黑大学随德国物理学家索末菲(A.J.W.Sommerfeld)学习数学和物理学。1922年他在格丁根安顿下来,在那里他开始了系统的数学研究,和库朗(德国-美国数学家)、哈拉尔德·玻尔(丹麦数学家)以及亚历山德罗夫(原苏联数学家)成为了朋友,并和玻尔进行了一次数学上的合作,联合写作了一篇概周期函数的论文。这是诺伊格鲍尔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数学论文。
诺伊格鲍尔还是个语言专家,他学过埃及语。因此,自然而然地玻尔要求他审阅评论一份名叫《莱因德纸草书》的古埃及数学著作。当诺伊格鲍尔一开始接触这项工作时,就明白他所研究的课题是数学史。于是他找了库朗和希尔伯特(德国数学家)商量,想知道他是否能通过研究埃及单分数史而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同意指导这一课题。诺伊格鲍尔在1926年因此取得了博士学位。
然而在1927年,诺伊格鲍尔决定开始研究巴比伦数学。为此,他学习了阿卡德语(公元前3000～1000年间通行于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人用这种语言在没有烘焙过的泥板上写字,字符用铁笔的斜边压入柔软的泥板中,从而有了楔形的外观,并因此得名楔形文字。得以幸存至今的许多泥板上最早的日期显示它们来自于约公元前1700年(这些泥板由各个不同的博物馆保存)。在此之前,研究并评价巴比伦人数学贡献的工作几乎是空白。但诺伊格鲍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出版了关于数学泥板的3册合集,确认了巴比伦数学的丰富性,远远超出人们所猜测的可能来自于希腊或埃及的任何一个源头。
诺伊格鲍尔承担的另一个项目是在格丁根大学创建一个新的数学研究所。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这个项目在1929年完成,由库朗和诺伊格鲍尔共同领导直至1932年。在此期间,诺伊格鲍尔说服了施普林格公司出版一份评论所有数学出版物的期刊,以弥补他们在其他专题上的评论刊物的不足。1931年,第一期《数学文摘》问世,由诺伊格鲍尔编辑,该刊迅速成为当时数学界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数学文摘》出刊不久便成为所有数学家不可或缺的工具。然而,由于纳粹当权,德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完全改变了诺伊格鲍尔职业生涯的进程。《美国数学月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诺伊格鲍尔从一开始就反对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结果他的学术地位遭到封杀。”
幸运的是,诺伊格鲍尔还有个好朋友哈拉尔德·玻尔,1934年1月他邀请诺伊格鲍尔前往哥本哈根大学。于是,诺伊格鲍尔把《数学文摘》编辑部一起带到了哥本哈根。从1934年到1938年期间,《数学文摘》继续保持着繁荣。然而在这一时期,为出版这份评论刊物的斗争变得越发艰难。因为纳粹试图越来越多地影响刊物的出版方针。可悲的是,一些优秀的数学家如勃拉希克(德国数学家),在纳粹思想的诱惑下也向这份刊物发起了攻击。
事态在1938年达到了顶点,当时施普林格公司坚持《数学文摘》的编辑要和纳粹的方针保持一致。意大利数学家列维-齐维塔遭到解雇,而诺伊格鲍尔,连同几乎整个编委会一起辞职。诺伊格鲍尔销毁了该刊物除累积索引之外的所有档案。
仅仅几年,《数学文摘》已深受数学家的信赖,数学界无法承担失去它的损失。美国数学会看到了机会,经数学家维布伦的安排,布朗大学向诺伊格鲍尔提供一个职位,支持诺伊格鲍尔创建一份新的评论刊物。诺伊格鲍尔去了美国,和诺伊格鲍尔一起到来的还有《数学文摘》的索引。
在超乎寻常的短时间里,诺伊格鲍尔又创办了《数学评论》。这份杂志从1939年7月起开始发表评论文章。1940年1月正式出版。诺伊格鲍尔担任《数学评论》的编辑。1947年诺伊格鲍尔被任命为布朗大学的数学史教授。1969年从布朗大学退休后,1980年他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永久会员。
诺伊格鲍尔对古代数学、天文学史的贡献继续震惊着世人。1999年出版的〈〈欧洲数学学会简讯〉〉第34期的一篇介绍诺伊格鲍尔的文章写道:“他最大的乐趣在于彻底重塑和扩展我们的科学史知识。的确,巴比伦人所知道的信息比大多数人相信的要多(而且,他孩子般顽皮地坚持认为埃及人知道的更少)。这些信息今天仍然需要扩充,公认的看法将会改变。”
在他的经典著作中,我们不能不提到《古代精密科学》(1951)和三册《古代数学天文学史》(1975)。《牛津·美国传记大词典》有关诺伊格鲍尔的词目写道:
“诺伊格鲍尔更多地属于一种他的欧洲故土而非美国的、具有强烈学术色彩的出版传统。他的著作要求严格,他假定其读者不仅熟悉一般文献,还熟悉古代和现代语言。诺伊格鲍尔这位独立思想家,青年时期曾是一个左翼政治派别中人,在其学术工作中则‘逃’到了无意识形态的旗帜下。他极力抗争以避免治学最显著的痛苦———沉闷乏味。他的研究成果中闪耀着新奇独创的见解和充满活力的辞章。”
诺伊格鲍尔一生获得了众多奖励、奖赏和荣誉学位。他当选为遍布全球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的院士和会员,包括丹麦皇家科学院、比利时皇家科学院、奥地利科学院、英国国家学术学院、爱尔兰皇家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哲学会向他颁发了富兰克林奖章。1986年他接受了巴尔扎恩奖(奖励在文学、科学道德与艺术,物理、数学与自然科学、医学等学科的成就。1962～1993年共有4位数学家获此奖)。
诺伊格鲍尔最为高兴的是在1979年收到了美国数学会的奖励。尽管他在科学史上的杰出研究工作备受称赞,但他获得此项殊荣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对数学评论刊物的贡献。美国数学会称“??他创办并多年编辑了《数学文摘》??,然后是《数学评论》,因而为数学研究提供了实用文摘服务的必要工具。”
诺伊格鲍尔在评论方面的原则很独特。他“??总是强调评论的长度并不意味着与论文的重要性直接成比例;当然了,一篇拙劣的论文需要有足够详细的评论以便大家谁也用不着再看这篇论文本身,然而一篇真正重要的论文需要的仅仅是唤起全世界的注意。”
诺伊格鲍尔这一独特的科技文献编纂思想,在今天信息泛滥、鱼龙混杂的时代,对于科技文献工作者具有重要意义。好的科技文献是科学家认可的检索工具,可以节省科学家的时间,快速准确地报道有价值的文献,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而促进科学信息传播的重要指南。
诺伊格鲍尔从记录着阿卡德语的泥板中研究巴比伦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