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达·E·约纳特(Ada E.Yonath)目前供职于以色列雷霍沃特魏茨曼科学研究所，负责X射线晶体学研究工作，她的涉及核糖体结构和功能的开创性研究，与另外两位科学家一起分享了2009年度诺贝尔化学奖。约纳特1939年出生于耶路撒冷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家庭，她11岁那年父亲过世，约纳特因此担起了家庭重任，即要赡养母亲，又要照料妹妹。她是以色列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也是自诺贝尔化学奖颁奖45年以来首位获奖的女性科学家。

 

　　问：在林道镇那次演讲中，您借用科研工作以外的大量比喻和证据，诸如通过爬山或从北极熊身上寻找灵感，等等，您是否想以一种宽广的视野或个人喜好从大自然中寻找些什么？

 

　　答：我并没有刻意去寻找灵感，只是碰巧读到了有关北极熊的一些知识，因为车祸发生后，我在恢复期间有时间读书了。我总是产生联想，当读到某个节点时便会浮想联翩，感觉念头时常闪现，灵感不知从什么地方一下子会冒出来。

 

　　问：您多次公开谈到，自己从一出生就身份卑微，您觉得这对培养个人好奇心有帮助吗？

 

　　答：我觉得自己儿时生活过得很艰苦，不仅要为生存奔波，还要与贫困抗争，因此自己被磨练得很坚强。小的时候尽管不知道科学为何物，但却发现科学能给人带来幸福。我能想出些问题，但我必须得证明我能回答这个问题，并让其他人看到，我正在取得进步。在基础科学方面，我碰到过许多问题，即使一些问题一时没法解决，我也要努力寻找其他方法，触类旁通，起码要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案。在生活方面，如果不能帮助母亲供养家庭和妹妹，也许就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在生活的磨练中增添了许多毅力和耐力，让我坚持下去，最终解决了我的生活问题，同时也让我养成了理性地对待每一件事情的习惯。

 

　　问：从生活的磨练中养成的毅力和耐力，这些品质是帮您日后解开核糖体结构的动力吗？

 

　　答：我想强调的是，科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指望一口吃成个胖子，这种特点并不是每个人都了解的。在研究中我们肯定会对一些现象产生疑惑，但也有成功迹象出现的时候。每深入一步都会很艰难，问题层出不穷，不过，一旦困难被克服就会跨出一大步。这不仅仅表现在工作方面。当我领导的核糖体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的时候，我就敦促管理委员会从技术层面先将X射线同步加速器搞定，即使我们未能理清核糖体的结构，我们至少在改善同步加速器技术方面做出了贡献，不仅我们受益，其他科学家也同样受益。

 

　　问：在核糖体结构上完成结晶，其复杂性让您面临过不少挑战，甚至是巨大的。那么结晶对结构类型有限制条件吗？

 

　　答：结晶尺寸并不是关键问题，核糖体最大的难点之一是结构的被结晶。因为过去一直对内部迁移率和灵活异质性比较关注。核糖体是一种含有80%不同组份的复合体，这种复合体依其功能状态会发生变化。当你在做结晶化研究时，你需要找到一个结构。若具备有核糖体种群，且完全处于不同分布状态时，你就可以获得不同的三维形状。这种三维形状没有周期规律性，而你却要在此状况下完成结晶学试验，这些都是要面临的挑战，而且很难攻克。

 

　　问：在林道镇，您谈及核糖体的RNA是源核心。您觉得RNA比在生命起源中的DNA更重要吗？

 

　　答：是的，这是肯定的。DNA比RNA的出现要晚许多。携带有DNA信息源的RNA会在核糖体中经翻译后转化成各类功能的蛋白质，但RNA不只是类似DNA那样仅能存贮信息，除了自身复制外，RNA实际上还能做其他事情，例如用酶控制反应，而DNA就做不了。

 

　　RNA有多种不同的类型。有一种类型的RNA携带有蛋白质构建单元，其60%的核糖体是RNA――破解指令信息密码和制造蛋白质的一部分。我们所识别出的核糖体核心，则是通过仪器制造出来的一个生命演变之前的例证，生命是在RNA周围生长起来的，它就是最早的一种简单分子。

 

　　问：如果让您为年轻女性做出科学家表帅时，您会感觉有额外压力吗？

 

　　答：我认为科学是不分性别的。有些人可能不那么认为，因为在科学界依然存在着妇女不平等现象，但这并非系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妇女在实验室不能成为主导的原因，一是她们工作机会少，二是人数不占优势，这种状况必须要有所改变。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有些人与我接触，是因为我是唯一赢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在世女性。他们坚持让我参加他们的会议，事实上对于我来说是有一定压力的。譬如说，今天早上我在波多黎各的IUPAC世界化学大会上发表了演讲，会后又和一些学生进行过私下交谈。下周还要在智利对学生作两次演讲，一是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演讲，另一是科学演讲。

 

　　参与这些活动很令人高兴。在我的印象中，我感受到学生们很享受。你想象不到，当听过一次诺贝尔获奖者的演讲后，他们是多么兴奋呀。他们要与你合影，索要签名，很明显这是他们的梦想。但愿我的参与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一愿望。

 

　　问：作为一名荣膺诺奖的女性得主，您希望获奖对公众产生何种影响？

 

　　答：我想回归正常。因为得到了奖金，这是件大好事，我想我能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带学生了，其中有些是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的学生。我还想努力指导年轻的一代，告诉他们搞科研并不枯燥，科学家并不是整天被困在实验室里搞试验的。同时我也想改变人们对科学家的看法，尤其是对女性科学家的成见，希望不要再对女性科学家有抵触情绪。因为社会是由各类人组成的，尤其是为人父母的，他们不一定反对女性搞科研，但他们不同意女性在家庭经营中处于主导地位。

 

　　问：您从自己的导师那里学到了什么？

 

　　答：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我曾犯过一个小错，只是打字上的错误，可我的导师很生气，质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尽管我向他道了歉，并解释说就是个小错误，不影响交付期限。他看着我说：“你还想在科学界干嘛？你的全部生命不过是从此期限走到彼期限罢了。”他说的没错。

 

　　问：与您现在的职业相比，您早期的职业是怎样规划的？

 

　　答：年轻的时候我选择了其他。我想多为祖国服务，没想过搞科研。我服过义务兵役，曾在医药公司干过，与医生一道工作，为其他医生制定专业课程，因此学到了不少有关医药和医疗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后来被间接地运用到了我的科研工作中。我学会了不要轻易放弃，尽你所能解决难题，寻找所有可能性。

 

　　问：作为年轻的科学家，您认为他们应具备什么样的态度和品质？

 

　　答：好奇心，这一点非常重要。要有激情，随时准备应对困难，要享受你所做的工作。换言之，要学会坚强，热爱自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