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科技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在30多年的演化进程中，对上海科研机构的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及科研方向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上海科研布局的重组和科技发展模式的转变。根据各时期上海科技发展战略的特点，本文从四个历史阶段讨论上海科技发展模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提出了“抢时间、争速度，在本世纪内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基地”奋斗目标，并确定了这一时期科技发展的战略思路――加强技术研究和开发，以新兴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努力解决国民经济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上海市围绕重点行业技术改造组织了22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涉及5个工业基础领域和12个工业产品领域。在新兴技术领域，部署了集成电路工艺技术、16位微机技术、计算机软件工程技术等科技攻关。1988年，上海启动桑塔纳国产化等14项重点工业项目攻关会战。实施围绕工业发展的科技发展战略，并由此催生了一批研究机构。仅在1978年至1984年间，就有钢铁研究所、家用电器研究所、农药研究所、涂料研究所、机床研究所、轻工业研究所等500多个研究机构建立或恢复重建。在上世纪80年代，这些具有鲜明工业行业特征的科研单位就是上海科技研发最主要的力量。在基础研究的布局上，上海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重点扶持生命科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应用光学等具有传统优势和重要应用前景的项目。于1984年始建的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科院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13家国家重点实验是这时期上海基础研究的主要基地。

 

　　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科技与经济分属两个独立的系统，这些科研机构的运行经费由政府直接拨款，科研任务直接由政府下达，这种模式不仅导致了科研与生产、技术开发与市场需求脱节，还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为解决以上弊端，上海从1979年开始探索对科研院所改革试点，先后制订了《关于科研单位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试行技术有偿转让的若干规定》、《关于新产品减免税的若干规定》、《关于开发研究单位由事业费开支改为有偿合同制试点的意见》、《上海市科技人才交流的若干规定》等17个有关科技体制改革的条例和文件。在上海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等部分开发类研究机构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实行有偿合同制，鼓励科研院所与企业加强横向联系，建立科研生产联合体和联营企业。通过初步改革，科研单位与生产实际密切结合的科研项目数量有所增加，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率从1979年的30％提高到1984年的50％。同时，一些科研人员走出研究所创办了上海第一批民营科技企业。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以后，上海围绕拨款制度改革对研究所的事业经费实行分类管理，对开发类、公益类和基础研究类科研单位分别实行技术合同制、经费包干制和科学基金制。到1990年，全市有92家科研单位实现了经济自立，科研单位事业费的减拨比例达到67%。这些科研院所的运行经费来源从单一的事业费转变为事业费、项目费、经营收入等多种资金来源。同时，所长负责制、经营责任制、经济核算制等改革措施也相继在科研院所进行试点和推广。这一时期的科技体制改革将一大批开发类科研单位推向了市场，甚至部分公益类研究机构也开始实行“一所两制”，创建了科研生产联合体和科技企业。但对于大多数公益类和基础类科研机构而言，这段时期的改革尚未触及“政府指令”型的科研管理体制内核，所以在增强机构活力、调动人员积极性、改善科研项目效率等方面，并未得到根本好转。

 

　　1992年，党中央要求上海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尽快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面对这一历史机遇和历史使命，上海开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以带动产业结构从适应性调整转为战略性调整。与此同时，上海科技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亦围绕上海新一轮的经济发展目标进行了调整。

 

　　1992年出台的《关于发展科学技术、依靠科技进步振兴上海经济的决定》，确立了“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上海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科技发展思路。1995年，上海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和“科教兴国”的战略，制定了《关于加速上海科技进步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并确立了上海加速科技进步的四大战略思路：一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经济一体化战略；二是高起点的技术创新战略；三是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赶超战略；四是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的协同战略。

 

　　以上两份重要文件的出台可以管窥出上世纪整个90年代的上海科技重点主要是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展开的，这也定下了上海科技体制改革和科研布局的基调――“稳住一头，放开一片”，以市场为导向，促进科技经济一体化。

 

　　首先是开发类科研机构的改革。1992年，上海为增强科研单位的活力，发展科技产业，在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华东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交通部上海船舶运输研究所等58家科研院所进行综合改革，通过改制、改造和改组的形式组建科工贸一体化的科技企业（集团）。到1994年底，58家试点单位已成立科技企业400多家，其中自办企业为283家。但是其间也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一些科技企业的生产经营与创办科研机构的科技研发脱节，在数年的运行中逐渐被淘汰。1996年以后，上海又选择50家科研院所进一步探索在市场经济机制下向企业化方向转化等多种发展模式，建立企业、院校与科研机构“产、学、研”一体的科研开发体系。

 

　　其次是为加速科技与经济同步发展的步伐，加快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进程，上海积极争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研究中心落户，同时大力培育市级的企业技术研究中心。这些中心在“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中成绩显著，已经发展成为带动上海行业整体技术水平、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排头兵。

 

　　再次是为了“稳住一头”，上海加大了基础科学研究的力度，把创建国家级科学中心、建设好国家重点开放实验室和积极发展科研中试基地，作为开展高技术研究、确保基础性研究工作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1994年起，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1994年成立）、上海应用物理研究中心（1997年成立）、上海新材料研究中心（1996年成立）相继成立，探索“联合、开放、竞争、流动”的运行机制和人员组合模式，每年通过市科委拨付一定款项资助重大重点项目，并通过项目实施对上海的实验室、研究所和大学进行优势组合，打破了部门分割，实现了科学交叉。这三个中心在90年代中后期的特殊地位也反映出生命科学、应用物理、新材料是这一时期上海基础研究重点布局的三大领域。

 

　　世纪之交，上海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四个中心”的战略目标。而伴随着全球科技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剧，科技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愈加深入和广泛，促使国际竞争逐渐演变成以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这一趋势要求上海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来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和推动“四个中心”的建设。凭借改革开放20多年来积淀的科研实力和经济实力，上海确定了进入21世纪科技发展的战略思路：以“融入全国、融入世界”思想为指导，围绕“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这一主线，坚持“体制创新与科技创新的结合、抢占科技制高点与培育经济增长点相结合、政府推动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重点围绕增强科技原创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科技对经济社会的支撑力、强化科技融入世界的亲和力，推进知识生产中心、知识服务中心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建设。

 

　　根据这一时期的科技发展战略思路，上海的科技布局以“积极抢占科技制高点，努力培育经济增长点”为目标，聚焦国家战略――积极承接国家重大专项，建立“部市合作”机制，启动集成电路、纳米技术等专项研究计划，加强前瞻性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聚焦重大产业――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规划信息技术、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环保技术、新材料、装备制造和城市公共管理服务工程等领域的重大产业科技攻关项目，着力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聚焦创新基地――继续实施“聚焦张江”，推进“一区六园”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发展；完善研发、中试、孵化和产业化的全过程服务，努力营造与国际接轨的服务环境。

 

　　自1999年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提出进一步确立“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建设”的指导思想以来，上海科技布局的重心之一转向了构建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这一思路的转变确定了该时期上海科研机构改革的思路――探索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开发型科研机构实行整体转制，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向股份制科技企业发展；社会公益类科研院所包括社会公益类院所应该面向市场的坚决向企业化转制，确需政府支持的按非营利机构管理和运行，加大支持力度。至2000年底，上海地区已对机械部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等16家中央直属科研机构和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等上海市属90家研究所进行了转制，其中有89家转制为独立的科技型企业。转制研究所普遍重视后续的研发投入，研究所自我投入约占全部科技投入的三分之一。但是在产权制度改革中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而未转制的科研机构尤其是公益类和基础研究类机构仍主要依靠事业费和科研项目经费维持运行。如2005年，上海未转制科研机构的科技经费筹集总额为71.67亿元，其中政府资金为54.1亿元，占总筹集额的75.45%，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开发等技术性收入约14亿元，仅占总筹集额的19.53%。据调研发现，一些自收自支科研机构的运行经费也是主要依托财政拨款（含纵向科研项目资金），多数单位的横向项目收入和科技服务收入不足总收入的10%。

 

　　在此阶段，上海的科研布局具有突出的国家目标，因此，这一阶段的科研结构调整也是紧密围绕国家战略目标、积极承接国家战略任务来推进的。通过国家重大专项的支持和部市合作机制的运行，上海成立了一批以项目为导向、以前沿技术为研究重点的研究中心――如承接国家“863”计划重大专项的上海宽带技术及应用工程研究中心、上海信息安全基础设研究中心、上海磁浮交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为保障本市专项计划的顺利实施，上海建立了如上海集成电路设计研究中心、中医药科技产业促进中心、纳米科技与产业发展促进中心等一批产业促进平台。这些单位不仅是相关产业化基地的技术支撑，同时作为政府职能的延伸和拓展被赋予专项项目管理的功能，成为科技创新的“集成者”与“服务者”。此外，为盘活创新资源，为企业解决创新创业的技术瓶颈问题，上海在一些科研机构和研究中心建立了模式生物、干细胞工程与再生医学研究、蛋白质组学、新药创制、芯片设计、软件研发等一批高起点的共性基础技术服务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促进了科研模式由分散型向集成型转变、科研体系由个别运作向系统运作转变。在21世纪初成立的这些科研组织大都是打破原有壁垒，经多渠道整合优势资源而成立的，具有更灵活、更开放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模式，科研方向更具前沿性、研究重点更突出，更易形成优势学科。以中科院在沪单位为核心的基础研究机构也通过知识创新工程，进一步聚焦前沿科研领域，加强应用基础研究的力度。

 

　　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后，上海确立了科技发展的重要战略思路：围绕国家科技创新部署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战略布局，以自主创新能力和知识竞争力为手段，构建良好的创新体系，实施“三个支撑”，即支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支撑可持续发展，支撑城市功能提升。在《上海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明确“以应用为导向”的自主创新竞争策略，将构筑“健康、生态、精品和数字上海”的“引领工程”（头）作为上海中长期技术创新的主要任务，聚焦11个应用方向，研发33个战略产品或功能，攻克60项关键技术。在科学研究任务的部署上，按照原创性、先导性、标志性的原则，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针对“四个上海”建设的技术创新任务要求和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在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等领域抢占世界科技制高点，推进纳米、生物、信息、认知等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形成新的学科优势。从另一侧面看，纲要从研究项目和基地的建设，扩展到了创业服务体系，包括孵化器、科技风险投资、知识产权服务、政策服务等，并融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新理念、新特征和新的组织形式。

 

　　为推进科技创新，增强发展能力，上海进一步明确了新能源、民用航空制造业、先进重大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业、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9大领域作为上海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点领域，以应用为导向的科技发展模式更加突出。到2009年，上海试验发展经费已占全社会R＆D经费支出的76.5%，是2000年的6倍。而科研机构的功能布局开始注重“跨部门、跨领域、跨学科交叉与融合”。如2006年成立的上海清洁能源研究与产业促进中心，探索以项目为纽带、以实验室为载体的运行机制，整合了上海电气集团、华谊集团、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等优势力量，瞄准国际最前沿的太阳能、风力发电、燃料电池汽车、洁净煤和生物质能五个研究方向通力合作，为上海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此外，正在建设之中的上海海洋科技中心也整合了众多海洋科技研究机构优势，致力于搭建深海科技多项领域研究的重要创新平台。同时，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关系更为紧密，并在地域上逐渐向创新基地、产业基地和科技园区集聚，利用集群优势形成创新合力。如张江药谷已形成生物医药创新集群；临港新城正在成为海洋科研机构和涉海高等院校的集聚地。

 

　　“十二五”期间，上海将以“科技创新能力稳居全国前列，知识竞争力进入亚太地区前列，建设更具活力的创新型城市”为目标，以“科技制高点、经济增长点、民生关注点”为出发点，组织实施新兴产业培育、基础能力提升、集成应用示范和技术创新“四大工程”。总体布局将更加聚焦国家战略、民生改善和科技成果转化，更加注重整合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更加注重提高科技与金融、产业的融合度。在此格局下，服务于特定行业共性技术研发的产业技术研究机构、促进产业整体竞争力提升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及活跃技术市场和科技金融市场的中介服务机构将得到大力发展，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将逐渐完善和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