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196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薄薄的书：《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作者是并不大知名的科学史教授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谁也不曾料到，这本讨论科学的相当艰深的书，竟售出了超过100万册，成为影响20世纪学术思潮的经典之一，以致于50年后的今天，全球学术界仍在热烈纪念，以表示对库恩的崇敬和感谢。

 

　　库恩究竟有何突出的、创造性的贡献呢？

 

　　第一，把科学哲学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史基础上

 

　　《结构》是部科学哲学著作。所谓科学哲学，就是把科学作为探究的对象，企图从哲学层面描画科学的整体图景，揭示科学发展的规律。库恩认为，对科学的哲学反思必须符合真实的科学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种可以从科学研究的历史记载本身浮现出来的科学观”。不幸的是，当时流行的两种科学哲学，即逻辑实证主义和理性批判主义都与科学的历史相去甚远，因而库恩要转换视角，把科学哲学放在历史的透镜下重新加以审视。

 

　　库恩说：“科学尽管是由个人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却是集团产物，如不考虑创造这种知识的集团特殊性，那就既无法理解科学知识的特有效能，也无法理解它的发展方式。”这样，通过对科学的历史考察，库恩又进入了社会学领域，认为不能仅从个人还要从集团，不能仅从内部还要从外部对科学作哲学反思，从而创立了科学哲学的社会历史学派。学界几乎一致公认，这是库恩最重大的贡献。

 

　　第二，提出常规累积和非常科学相互更替，在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之间保持必要张力的模式

 

　　按照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只有可能得到经验证实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科学的命题，否则便是一串空洞的，无意义的语词排列。哲学的任务，就是运用逻辑的方法对科学语言进行分析，予以澄清，以揭示其经验性，并由科学加以检验。因此，科学是一个一个经验证实的过程，也就是逐步累积的过程。

 

　　波普尔的理性批判主义或证伪主义恰恰与此相反。他敏锐地指出，经验永远不可能证实一个命题，而只能证伪一个命题。一千只一万只白天鹅均不能证实“凡天鹅皆白”，而一只黑天鹅便能证伪“凡天鹅皆白”。因此，可证伪性才是科学的特性。任何科学命题都必须经受经验的批判和理性的批判。这种“不断证伪”的过程也就是“不断革命”的过程。

 

　　库恩认为，上述渐进模式和突变模式都不符合科学的实际，经不起科学历史的检验。他提出，任何一门科学在形成公认的范式前，处于相互竞争的前范式或前科学阶段；一旦形成范式，标志着该科学趋于成熟，进入常规时期；在常规时期，科学共同体按照既定的范式解决各种疑难，使科学得以迅速发展；科学的发展必定会出现用原有范式解释不了的各种反常现象，反常积累多了，就可能造成原有范式的危机，出现科学革命，从旧范式过渡到新范式。库恩强调，常规才是常态，革命并不常有。革命固然重要，但没有常规的积累，不收敛于传统之中，革命不可能发生。表面看来，库恩的模式是实证主义累积模式和证伪主义的革命模式的凑合，其实不然。他不仅把常规积累和非常革命统一起来，更重要的是，常规积累也好，非常革命也罢，都不再是单纯的逻辑认识活动，而是科学共同体遵循和变革范式的过程，渗透着社会和心理因素。

 

　　第三，提出范式概念，视范式为具体的范例

 

　　范式（paradigm）概念在《结构》中，占有突出地位。如上所述，科学之所以趋于成熟，走向常规，是由于出现了公认的范式，而科学革命则意味着新范式取代了旧范式。但范式并非只是基本概念、原理、公式之类，更重要还在于是解决疑难的方法，范例，相当宽泛。

 

　　这一点，在库恩把范式和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联系起来中表现得很明显。范式的确立，是由于科学共同体的承认；范式的变革，表明形成了新的共同体。因此，范式和科学共同体可以视之为二而一，一而二概念。库恩曾表示，如果改写《结构》，将以科学共同体为核心概念。他特别强调科学共同体不仅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而且也是科学知识的批准者。只有得到科学共同体的承认和接受，科学知识才具有“合法性”，才能传播开来。有充分理由认为，尽管库恩不是科学共同体概念的提出者，但正由于他的努力，科学共同体概念才广泛流传，并受到重视。

 

　　当然，《结构》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质疑和批评。比如，有人指出范式概念不够严谨，过于含混。库恩认为新旧范式之间“不可通约”，更被一些人指责为走向“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本期译介的两篇文章，几乎不约而同地指出库恩对19世纪的达尔文进化论革命和当今的分子生物学革命不够重视。但不管怎样，库恩开创了科学哲学的社会历史学派，匡正了逻辑主义的科学图景，使人们对科学的理解更全面更深入了。而且，库恩的影响还拓展到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开启了当今蔚为潮流的“后现代主义”之先河。库恩的贡献是巨大的，历史性的，不可动摇。

 

　　我常想，一个研究科学史的学者，为什么会在科学哲学领域脱颖而出，独领风骚呢？我们在读库恩著作的时候，会感叹他知识之丰富，思考之深入，心裁之别出。比如，他会想亚里士多德知识那么渊博，智慧那么超群，为什么其对运动的理解有那么多常识错误呢？作为公认的近代科学诞生标志的哥白尼学说，为什么也有不少欠缺乃至差错呢？他由此领悟到，对于过时的著作要恢复过时的读法，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理解当时的科学。这样，库恩就极大地开拓了我们看待科学，理解科学的视野或维度，把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的幽禁中解脱出来。由此也告诉我们，对科学的哲学反思有一个维度问题。不同的维度导致不同的科学观。

 

　　众所周知，近代科学是西方的舶来品，科学哲学更是西方的舶来品。那么传入中土之后，尤其在当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我们是如何认识科学，理解科学，有什么样的科学观呢？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当今盛行的功利主义科学观。国人向来偏重从“利”、“器”的角度去理解科学，比如中学为本西学为器，船坚利炮之类。当今，一些人更是把科学当作逐利、牟利之工具。应该承认，科学确有其物质性，功利性的一面，尤其当它和技术相结合或转化为技术之后。现代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人们希望利用科学来发展生产，健身强体，增进财富并不难理解。但科学首先是一种知识，一种精神劳动和产品，一种文化活动和形态。功利主义的科学观恰恰忽视了科学这重要的本质的一面，而片面夸大和扭曲了科学功利的一面。库恩如果还在世，一定会严厉拒斥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因为根据库恩，科学作为范式更替的过程，与功利主义是对立的。

 

　　学界公认，库恩最漂亮也最没有争议的工作是他对常规科学的分析和强调。库恩一再申明，常规科学才是科学的常态，多数科学家都是常规科学家，科学家从事的也多数是常规科学的工作。而常规科学，就是在既定范式的指引下去解各种疑难。通俗地说，常规科学即解谜题。与此同时，库恩主张收敛式思维和发散性思维也要保持必要的张力。不能老是发散，不收敛于既定的范式或传统中，怎么能发现既定范式或传统的问题，并从而突破既定范式或传统呢？有的科学工作者，往往沉迷于“创新”“革命”一类动听的漂亮的言辞中，把常规科学的解难或解谜活动看作“枯燥乏味”“没有前途”的苦差事，想方设法“逃离”或应付科研。这也是功利主义科学观的另一种表现。我相信，库恩的在天之灵必定会对此感慨唏嘘。他会希望涌现更多更好更优越的常规科学家。倘若我们真的涌现更多更好更优秀的常规科学家，那么离国人热切期盼的诺贝尔科学奖也许真的就不远了。在我看来，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山中伸弥便是常规科学家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