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从中国、印度到新加坡、巴西和韩国都在赶超世界科技强国，并在科研领域内占据了一席之地。同时，通过各种合作关系和人才流动，科学正在以超越国界的方式在不断发展着。《自然》杂志最近刊出的一组文章通过一些数据资料、专家访谈以及对世界各地2 300名受访者的调查，对全球科学家人才流动的潜在趋势、驱动力量以及对全球科学可能产生的影响等进行了探讨。最值得引起关注的是，全球科学的未来格局以及各个国家对建立或维护自身科研的实力及发展前景的希冀。――编者

 

　　同为神经科学家的詹裕农（Yuh-Nung Jan）和叶公杼（Lily Yeh Jan）是旧金山加州大学的一对华人夫妻组成的研究团队，至今已合作了三十多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他们目睹了世界科学人才流动的地域变化。当他们夫妇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雇用科研人员时，他们选择的目标主要是美国的科学家，在他们最早的11名科研人员中，有9位是美国人。

 

　　詹裕农和叶公杼于20世纪60年代从台湾来到美国，但他们越来越多地注重于吸引海外人才。如今他们团队的高层中，中国人占了主导地位，实验室里除了16位中国科学家和12位美国科学家之外，还有分别来自韩国、加拿大、印度、新加坡等国的研究人员。

 

　　詹裕农夫妇的故事并非个别例子。“一些著名大学研究生和博士后的地域范围正在逐步扩大。”詹裕农说道。例如，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20世纪70年代，被授予物理学、工程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非美国公民大约占四分之一，但到了2010年，非美国公民的份额已增加至半数以上。在生命科学领域内，来自美国以外科研人员的比例已从原来的不到20%上升至30％。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也有类似的趋势。

 

　　几乎可以肯定但难以证明的是，美国和英国等高产出研究系统都得益于国外科学家的加盟。对于詹裕农夫妇来说，这一点更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因在分子神经生物学领域内的诸多发现而获得了今年的格鲁伯奖和50万美元的奖金。他们认为，外籍科研人员从文化和科学上丰富了他们的实验室，同时，吸引全球人才还有助于弥补美国科学教育体系中的不足。

 

　　但一些国家担心他们正在失去自己的一些高级科研究员。据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布鲁斯·温伯格（Bruce Weinberg）2010年的一项调查，1981年至2003年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中有八分之一出生于发展中国家，而其中80％的人在此之后都迁移到了发达国家（其中大多数人去了美国）。例如，据新德里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研究国际人才流动的经济学家比诺德·卡德拉（Binod Khadria）指出：“印度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都留在了其他国家。”

 

　　以上所述表明，科学始终是全球性的，如今科学研究更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市场，在其中能够脱颖而出的国家往往都拥有一个资金充足且充满活力的研究体系。纽约国际教育学院研究国际留学生交流的拉基卡·班达利（Rajika Bhandari）说道：“知识的产生和研究事实上是无国界的，学术界的人才往往都流向拥有充足资金和良好研究条件的地方。”

 

　　然而，全球大迁移中的一些界限却难以分明，在人员流动抵达和离开的跟踪调查中，大多数国家将科学家与其他“高技术移民”归在一起，而国与国之间的相关记录也都不尽相同。“最令人沮丧的是，目前没有各国一致的人才流动跟踪调查方法，”亚特兰大佐治亚州立大学研究经济学和科学的保拉·斯蒂芬（Paula Stephan）说道：“我们有针对某些特定群体科学家的小范围研究，但却没有针对全世界科学家的数据库。”

 

　　谈到“迁移”和“流动”，人们往往将永久长期的移民和短期的访问相混淆起来，例如，通过半年的休假或两个星期的长途旅行，让一些科学家们在世界上建立科研人际网络，而不是实际上定居于某个其他国家。“人员流动的形式如此之多，人们很少会去专门辨别其中的区别。”荷兰特温特大学的社会学家格瑞特·劳德尔（Grit Laudel）说道。

 

　　斯蒂芬的“全球科学调查（GlobSci）”对四个领域（生物、化学、地球和环境科学、材料）内16个国家约1.7万名研究人员的流动情况进行了分析调查，并将这次调查结果称为“对许多国家科学家流动情况进行的首次系统调查”。

 

　　调查数据表明，外籍科研人员和在国外工作科研人员的比例，国与国之间都有很大的差距。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确实是很开放的，以调查开始的2011年为例，在美国工作或学习的受访者中有38％来自海外，而且美国几乎是来自每一个国家外籍科学家的首要目标。不过，从比例上来看，瑞士、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外籍科学家比美国更多，其中瑞士所占的比例最高，外籍科学家比例为57％。印度所占比例最低，其次是意大利和日本，同时印度移居海外的侨民也是最多的，国内40％的研究人员最终选择在海外工作（此项调查不包括中国）。日本和美国的研究人员选择在国外工作的比例最低。

 

　　事业阶段也对科研人员的流动性产生影响。有关调查数据显示，博士后比教授更有可能是外国人，例如，美国61％的博士来自海外，而助教、副教授和正教授中外国人的比例只占35％。

 

　　《自然》杂志在调查读者对移民的态度时，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与更高级的科研人员相比，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更有可能移居国外，同时对国际人才流动的态度也更为开放，这可能是因为其事业还没有完全开始，同时也更少可能为人际关系和家庭所束缚。过去两年里，受访者中获博士学位的人表示对移居国外“不感兴趣”的只有10%，而16年前这一比例高达40％。

 

　　“从政策的角度来说，如果要吸引海外留学的人，那么应将目标对准年轻人，因为他们更具流动性，”布拉格查尔斯大学从事科学创新研究的帕特里克·高尔（Patrick Gaule）说道。1993年至2007年，高尔对美国各大学中近2 000名高级外籍化学家的流动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据他估计，其中只有9％的人最后会选择回归自己国家，其中35岁至45岁者回归的可能性是50岁以后之人的7倍以上。

 

　　渴望吸引外国科学家或为国内人才流失问题困扰的决策者，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吸引着科学家跨国界流动。

 

　　在GlobSci调查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一是能给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带来更多的机会，二是优秀杰出科研团队的吸引力。卓越的国外机构也很重要，另外还有优裕的物质生活和其他个人原因。然而，对于那些已经移居国外、最后选择回归祖国的人来说，个人和家庭原因往往是最主要的因素。

 

　　许多经济学家指出，越是富裕的国家，越是有更多的研究人员蜂涌而至，国内生产总值和工资水平是一个比较方便的衡量指标，但它不可能是吸引人才的唯一因素。可以肯定的是，能够吸引人才的还包括更多的就业机会和顶尖的研究设施等。

 

　　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科学和技术政策的基隆·弗拉纳根（Kieron Flanagan）认为，国家的富裕程度并非是全部，充满活力、灵活而有竞争力的科研体系，充足的科研资金来源和科技进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例如，日本和意大利也属于比较富裕的国家，但由于其较为僵化的官僚机构，很少能吸引国外的科学家。“如果你去那里的话，很难找到一份工作，而在那里工作的人，也很难脱身离开。”弗拉纳根说道。

 

　　劳德尔指出，一个僵化的体系还阻碍了本国研究人员的向外流动。德国和荷兰鼓励年轻科学家到国外去开阔眼界，但他们很快就会返回并说“我必须尽快返回，否则我将有可能永远无法进入国内的科学体系。”

 

　　日本东京国立政策研究所的科学与技术政策专家角南笃指出，造成日本僵化科研体系的另一个原因是文化因素。他说：“很多时候，当我们问起外籍研究人员日常研究工作时，他们都觉得很好，但同时却觉得难以适应实验室之外的社会生活。”研究人员在考虑向国外迁移时，和所有其他的移民一样，他们会考虑各种各样的因素，不但包括薪水和职业前景，同时还要考虑生活质量、子女教育和配偶的职业前景等，利物浦大学从事欧洲科学家人才流动问题研究的路易丝·艾克斯（Louise Ackers）说道。

 

　　政府可以尝试通过移民政策和组织交流活动来吸引人才。例如，欧洲的鼓励科学家在欧洲多国研究领域内交流的计划，中国的聘请海外学者以及吸引中国科学家返回祖国的“千人计划”等。班达利指出，最近“中国和韩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他们精心营造了良好的激励机制，为回国留学生创造了更多的机会”。而美国的两位总统候选人都表示，他们将考虑让更多的技术移民获得签证。

 

　　然而，一个有活力的、资金雄厚的科学体系似乎要胜过所有其他的激励措施。例如，即使在9.11后美国压缩入境签证的情况下，想要到美国留学的理科学生的热情依然不减。“尽管人们担心外国留学生的入学率会直线下降，但统计数字表明，留学生入学率只下降了2％，而到了2006年，入学率再次上升。”班达利说道。

 

　　美国科学政策专家一直有这样的疑问：美国吸引外国人才的优势能维持多久？美国理科外籍博士生多数来自于中国，田纳西州橡树岭科学与教育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麦克·芬恩（Mike Finn）的一项研究表明，2004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科研人员，5年之后，其中89％的人仍然留在了美国。

 

　　较高的薪水可能是最大的吸引因素。加州洛杉矶大学安德森管理学院的罗伯特·泽哈默（Robert Zeithammer）对近300名中国理科专业博士生进行调查后发现，“目前中国博士生倾向于继续留在美国，并不是偏好于美国这个地方，主要原因是两个国家薪水待遇之间有较大的差距，”他说。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崛起，以及正在建立起的自己的科学基础设施，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会改变。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留学生的返回率显示小幅上扬趋势，尽管这个数据并不单指科研人员。但芬恩认为，国外留学生留在美国的整体比率并没有下降迹象。他指出，过去十年里毕业后“打算留下”的外国留学生非但没有下降，而且还在上升。

 

　　而中国对非中国籍科学家的吸引力仍然不大。《自然》杂志在调查中（受访对象主要是美国和欧洲）对科研人员提问，2020年前哪些国家的科学发展前景看好时，在生物科学和物理科学领域内，60％以上的受访者选择的是中国，但其中只有8％的人表示准备去中国，多数人选择在美国、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发展。这表明，尽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科学发展的期望值很高，但由于政治和文化方面等因素，对外国科研人员的吸引力不大。

 

　　总部设在纽约的汤姆森路透研究评估主管乔纳森·亚当斯（Jonathan Adams）指出，如果欧洲和美国的科研人员不愿长时间居留在中国，即使中国在科学领域内的影响日益增长，他们也将很难对中国的科研发展有所了解。

 

　　科学家全球流动性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获益并不意味着就是美国的损失，他们更愿意以“人才流通”来代替“人才外流”和“人才回流”，在国际“人才流通”中，科学家在国家之间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进出出，大家都能从这种国际合作中获益。弗拉纳根说道：“当然，相对而言，美国的利益会有所下降，但其他地区的研究成果也足以令美国在前沿研究中受益，关键是要拥有足够强大的科学基础，与全球化和流动性的科学世界发生互动。”

 

　　一些调查研究显示了这种互动的一种新趋势，即作为长期在其他实验室工作形式的补充，短期而频繁的互访也正在越来越多。而互联网使得远距离的国际合作更为方便，艾克斯认为：“科研人员从一个国家永久迁移到另一个的旧有观念现在已经过时了。”人们在一个国家生活，但同时在两三个国家工作的模式将越来越普遍，而科研人员在一个地方待多长时间才能实现最有效的合作，不同学科之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不同的。

 

　　然而，要实现科学全球化、流动化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毕竟，很少有科学家是全球公民，能自由来往于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机构中，但无可否认的是，科学正在日益成为全球化的事业。

 

 

　　全球科学格局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即科研活动在何处进行、由何人来进行的问题。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相继出现一系列占主导地位的科技强国：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中国、印度、新加坡、巴西和韩国，也都在世界高端科研领域内拥有了自己的地位。随着科学界和科研人员比以往更为频繁的合作，科学正在走出国门，跨越国界。正如纽约国际教育学院从事国际留学生交流研究的拉基卡·班达利（Rajika Bhandari）所说的那样：“知识的产生和科学研究是一项真正无国界的事业。”

 

　　《自然》杂志重点探讨了人才流动和观念改变的科学新格局，并辅以人才流动的一些数据资料，同时提出，“人才流通”观念正在取代“人才外流”和“人才回流”的旧有观念，前者将使得科学家在世界各地的流动更为通畅。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负责人苏布拉·苏雷什（Subra Suresh）呼吁更多的跨国界合作，以集中资源应对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流行病、地震、核灾难、水资源短缺和营养不良等，科学必须走向真正的全球化，以使人类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