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圭亚那的一片雨林中，两个男人正在销售雨水。如果你有兴趣，他们还出售土壤、生物多样性、固氮菌和其他种类丰富的商品。

 

　　心动了吗？估计你没有。不过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奸商或骗子。他们正在进行一项非常严肃的拯救地球的实验：既然利他主义和政治手段都不能解决环境问题，也许冷血的利己主义倒能达到目的。

 

　　这项实验由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安德鲁·米切尔（Andrew Mitchell）和银行家希尔顿·墨累-菲利普森（Hylton Murray-Philipson）发起，由一家名为“冠层资本”的私人公司操作。该公司并不拥有面积为360 000公顷的伊沃克拉马森林的所有权，但是它购买了对该森林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营销权。该公司至今在这项费用上已支付了约50万英镑。

 

　　该服务系统提供的产品包括：碳储存、森林降雨、水供给、生物多样性的维持、防止侵蚀、土壤构成、固氮、垃圾和污染物的处理，以及对森林土著居民和群落生计的支持。任何对这些服务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以绿色债券的形式进行购买。

 

　　这是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清单。但是谁会把钱花在这些原本就免费的遥远森林的服务上呢？况且，他们从这笔投资中究竟能获得什么回报？当前的答案是：没有人、没多少回报。但这也正是该实验的部分意义所在。地球的未来可能要取决于其他的途径。

 

　　欢迎来到绿色经济的诡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生态系统的价值高低取决于人们的心理价位。

 

　　之所以这样说，是不无道理的。经济和生态的联系十分紧密，不仅体现在名称上（两者的英文单词都包括了“eco”这个希腊词根，意为oikos，或“房屋”）。所有的经济行为都依赖一定的环境因素：试想没有森林哪来的木材贸易，捕鱼业也不能离开鱼类存在。这些还都仅仅是直接联系。如果没有稳定的气候、饮用水和呼吸的空气，经济根本无从谈起。

 

　　但是目前，保证经济顺利运转的环境要素还基本完全同经济本身隔绝开。由于其“外部性”特征，即使这些要素的存在得到认可，也不会对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产生影响。温室气体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排放方不需要承担任何相关费用，买单的是全社会。

 

　　为了弥补这个漏洞，经济学家赋予自然一个新的名称：自然资本。其依据是：只有我们看到了自然的价值后，才能被激励去爱护自然。

 

　　这不是一个新的想法。早在将近十年前，联合国就通过了《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不过全球环境政治才刚刚开始实践这一理念。近来有关气候变化、雨林、生物多样性和河流的一些国际会议中出现了一些共识，即自然资本可以促使政治家们将口号转为实际行动。

 

　　如此说来，自然资本是不是真正的游戏规则改变者？这是个很大的问号。自然资本一直被忽视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不属于任何人，自然是被共享的。如果你并不拥有一样东西，就不能把它放入你的资产清单。出于保护自然而进行投资是个亏本买卖，因为这样也会为自己的竞争对手谋福利。

 

　　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在其1968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将这个问题命名为“公地悲剧”（《科学》162卷，1243页）。在文中他指出，具有开放渠道的共享自然资源会迅速枯竭，因为每个人只要有可能都会竭力参与对这些资源的瓜分。这一阴暗的逻辑在现实中正以砍伐森林、水土流失和过度捕捞等形式上演着。人人都看得出这样做是愚蠢的，但为什么要在其他人之前罢手不做呢？

 

　　更为糟糕的是，人们往往在某种自然资源消失之后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例如当过度砍伐的地区被洪水所淹没，干涸的湿地不能再缓解污染，森林地区被夷为平地，还有珊瑚礁被毁坏后渔业的崩溃。

 

　　因此，绿色经济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它必须把艰深的生态价值转化为人们更易理解的价值――钱。另一方面，也是更具争议的，即它必须找到使人们能从有价自然中获取利润的方法，把抽象的价值转化为实际的金钱。这个理论相信，由此一来，源源不断的全球资本将会直接投向拯救而非摧毁自然。

 

　　第一个步骤，是为自然资本画上美元符号。曾有商业格言说：“你管理不了你无法衡量的东西。”那么，绿色经济学家会怎样为自然资本估值呢？

 

　　“生物系统和生物多样性”（TEEB）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项研究，该项目尝试为一系列重要的生态系统进行了估值。首先估值的是珊瑚礁，每年每公顷价值高达120万美元。亚马逊雨林仅在碳储存一项上的价值就在每年65到130亿美元之间。即使是不起眼的草原，其保护水资源和碳储存的价值也能达到每公顷数千美元。TEEB研究并没有告诉生态学家新的东西，但是将他们的知识转化为能被经济学家――希望还有政策制定者――能理解的概念。

 

　　但是，仅仅给自然资本贴上价格标签是不够的。珊瑚礁每年每公顷“价值”120万美元的意义是什么？此“价值”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价值”，它更接近“未来”一词，或类似的深奥的金融产品。

 

　　我们可以从整体经济的角度审视这一“价值”概念。以泰国沿海的红树林为例，其中有许多已经被砍伐，取而代之的是养虾场，泰国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虾类出口国。俄怀明大学的环境经济学家爱德华·巴比尔（Edward Barbier）曾经算过一笔账，每公顷养虾场约值10 600美元，是红树林的十倍。从经济效益上看，这简直不需要比较。

 

　　但是，红树林还提供了许多非显在的好处，例如防护海岸线。据了解，2004年节礼日海啸后，植有红树林的海岸线地区遭受的损失大大小于没有红树林的地区（《科学》310卷，643页）。巴比尔计算得出红树林这项价值为每公顷18 000美元，明显高于养虾场。这样一来，破坏红树林就不是个明智的选择了（《土地经济学》80卷，389页）。

 

　　“知道”是有用的。但是仅仅“知道”，并不能阻止养虾场的扩张，因为他们能为个人创造利润。除非政府出于国家利益对红树林进行保护，否则“公地悲剧”理论将再次胜出。

 

　　在过去，这是个艰难的决定，但估值体系能有助于解决这一难题。撤销红树林意味着每公顷18 000美元的海岸防护支出。意识到这一点，“公地悲剧”就可以避免。

 

　　当然，政府往往会趋向短期利益，容易屈服于商业游说。但是有迹象表明新的价值体系的影响在扩大。已有一些开明的政府意识到生态问题就像预防保健一样，预防成本比事后补救的费用低廉，因此开始雇佣工作人员进行生态系统服务保护。据巴西贝伦的国际林业研究中心经济学家司文·武德（Sven Wunder）提供的数据，目前全世界这样的项目已经超过了300个。

 

　　这些项目中最著名的案例是哥斯达黎加通过对土地所有者的保护和补种进行补贴，扭转了之前猖獗的森林砍伐行为。比较不为人知的是，中国往往被外界看做在环境问题上不甚作为，但1999年以来，中国在植树造林和其他项目上的投入已经超过了1 000亿美元。

 

　　但目前的机制还有两个问题。一是实践问题。哥斯达黎加的补贴制度并没有配套严格的监控机制，其制度依赖的计算原则正渐渐被破坏。另一个问题更为根本。国家为单位的系统往往是狭隘的，更趋向本地需求。他们经常会忽略例如气候保护这样的全球利益。如果生态系统服务以国家为单位和主体进行评估，那其价值往往会被低估。

 

　　因此，最大的问题在于，经济学本身能否重铸全球的焦点。经济学能否提供一种方法，为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服务赋予现金价值，哪怕这项服务的提供者就是一片雨林这样简单的单位？

 

　　对于一部分人而言，这是环保主义的圣杯。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是将会带来灾难的恶性私有化。如果连自然都可以被拥有和买卖，那世界上就不存在公共资源了，连我们呼吸的空气都可能被私有。

 

　　人们的第一次试验看起来来自于森林中的碳。森林具有各种形式的价值，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林木、食物和药材。它们生长的土地也具有作为农业用地的潜在价值。

 

　　在生态系统服务体系中，森林最重要的价值之一来源于其碳储存。森林中树木储存的每吨碳都能抵消全球变暖过程中的一吨碳。这种碳储存对于个人和企业而言没有任何价值，但却是地球的宝贵财富。绿色经济能否创造一片市场，鼓励对森林的保护而非掠夺呢？

 

　　一些国家已经开始为消除工业碳排量污染的成本计价。明年一月，加州将在美国首先试水，启用一个名为“碳排放和交易”的系统。碳排放大户将被授予排污许可证，该许可可以用来交易。这项系统背后的经济理论是，这些排污大户如果能以较低的成本大幅度削减自己的碳排量，那么他们就可以出售盈余的碳排量。市场应当发挥激励机制，鼓励减少污染。

 

　　计划的下一步将扩展至森林。假设一个电力公司被要求减少碳排量，一吨的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大约是30美元。作为替代措施，如果允许的话，该公司可以投资保护一片森林，这样减少空气中的一吨二氧化碳的费用是20美元，公司当然会这么做。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目标是从2020年其实施这一措施，即“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的排放计划（UN-REDD）”。这将是重要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第一个全球市场。

 

　　监管这个系统并非易事，但如果该系统能发挥作用，那大气层就能得到保护，大环境也能从中受益。最近一项研究预测，二氧化碳的价格达到每吨25美元，就能遏制气候变化，保护森林，还有降低物种灭绝速率等副产品（《自然气候变化》2卷，第350页）。

 

　　碳排量市场可能仅仅是个开始。冠层公司猜测政府也许还会建立其他类似的市场，例如面向固氮服务的公司，允许其出售和抵消其氮的排放量。

 

　　当然，这还仅仅是个可能性。还有很多生态学家对此持保留意见，他们敲响了对自然资本的警钟。“自然和人类、社会以及制造业资本存量有很大的不同，它只通过自身的复杂法律和制度运转。”伦敦大学学院的保罗·艾肯斯（Paul Ekins）在一份提交给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的报告中这样警告。

 

　　生态系统不同于仓库里的商品或银行里的钱。如果你花掉了一半的现金，那还剩下正好另一半。但生态系统要复杂得多。砍伐半片雨林，你还有一半的木材，你也许还能保有原来森林大部分的生物多样性，但它已丧失了为远方某个国家制造一阵降雨的能力。

 

　　阿尔伯克基新墨西哥大学的约瑟夫·伯格（Joseph Burger）说，自然资本计算的概念忽略了这些复杂的相互作用。更重要的是，给自然资本贴上美元的标签意味着一种资本可以同另一种进行交换。也就是说，销售雨林和购买珊瑚礁的意义，就像明年的橡胶收成或者一船电脑一样，在环境意义上是中性的。

 

　　这种“可交易性”，看起来就像是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根本不相容的危机点。领导TEEB项目的银行家帕万·苏克德夫（Pavan Sukhdev）坚称，可交易性不是项目的目标，“TEEB的存在绝对不是为了对公共生态资源私有化和市场定价。”

 

　　但是市场的逻辑必然会导致这种结果。经济学理论认为没有交易的事物就没有价值。而正在运行的碳市场和艾肯斯害怕出现的情况十分接近。碳市场允许污染者在削减碳排放和保护森林之间进行选择。这对于大气中碳含量的影响也许是一样的，但是对于其他方面的影响可能大相径庭。森林物种也许会受益，但是发电站下风处，人们的肺部就会受到影响，河流中的鱼类也可能会被酸雨侵害。由此产生的整体环境影响无法预测。

 

　　要弄明白这类市场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07年开张的冠层资本至今还没卖出一张绿色债券。它的银行家们得出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冠层并没有商品可出售。不管雨林的理论价值有多少，除了林木和土地以外，它没有其他的实际市场价值。墨累-菲利普森承认，“实现森林价值的时间比我预期的要长。”

 

　　有些人可能会庆幸商人们还没有找到交易自然资本的方式。人类曾经创造了一个基于严格规则和可衡量货币单位的全球银行体系，而其五年前已经崩溃。批评者说，这对于我们能否成功利用市场来管理地球的生态系统可不是个好兆头。

 

　　绿色经济也许是我们的工具里最不那么糟糕的。但就像全球银行体系一样，它也许会发展成一场豪赌。我们能承担得了这个风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