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是地处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他在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谈到对2月份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会议的期望。

 

　　问：科学共同体似乎因流感研究的利益和风险产生了分裂。这次的会议对此有何帮助？

 

　　答：科学共同体现在两极分化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激发了我即使艰难也要推动关于这些问题透明、公开地讨论的决心。大家在一个房间里讨论不同的观点，远比斗争性地放话要好。

 

　　有一些担忧指出，这些讨论是闭门造车，并且受到美国政府的控制。我对这一看法感到十分不安。故而推动了此次论坛。美国政府不想也不应该掌控一场涉及全球健康以及国际问题、科学家及实验室的争论的走向。

 

　　问：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些关于H5N1的研究也许可以引导科学家检测突变的流感病毒在哺乳动物中的传播率，提供早期预警，从而避免流感疫情的流行。这是否现实呢？

 

　　答：当监控非常有限，并且获得少许的动物H5N1变异毒株需要花很长时间时，如何才能将这种突变知识转化为确定病毒变异的能力，这是一个问题，但并不能否认这种知识潜在的重要性。或许我们需要一个特别的中心，能够从疫情爆发区获得大量的病毒序列来给予我们这种能力。

 

　　我希望在接下来几个月的论坛里出现各种类型的对话。我认为，间接地、几乎是无意识出现的关于此研究的争议有一个好处，它让人们更加关注目前我们力争解决的H5N1禽流感威胁问题。证明此病毒具有高传染性，可能意味着我们将开始认真考虑疫病监控的弱点和差距。

 

　　问：我们是否处于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突变可能带来的危险之中？还有哪些值得担忧的呢？

 

　　答：研究显示一系列的突变通常与传播率的增长有一定的关系，我们需要掌握这些十分重要的知识。但是如果你只沿着一条道研究下去，你真的有可能错过那些重要的突变。也许杀死你的正是那颗你没听到的子弹――这只是一个比喻，这并不排除了解这些突变很有帮助这一事实。

 

　　问：这些研究是否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有直接的公共卫生利益？

 

　　答：从监管方面来看，我认为任何短期的利益都是利益。但从整体运作的角度来讲，这就很难判断。我要说的是，在完善的社会中，直接利益存在于监督中，但在现实世界很难做到。

 

　　问：如果现在此研究有重大的、直接的公共卫生利益，更高的风险也许也是可接受的。但是，如果某一潜在的利益需要几年以后才出现，我们是否还应该将时间花费在对此权利的监管上？

 

　　答：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并且这也是我非常同意这一研究暂停的原因。冲击是什么？在早先为《华盛顿邮报》所写的一篇社论中，我说，了解这些研究中的知识是有潜在优势的，但是对于各种各样的研究，我倾向于更多地探索对动物和人类流感界面的认知，以及物种适应性和遗传性发生的生物演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