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70年里，哥伦比亚深陷内战之渊，整个国家被劫持被蹂躏，战火已致超过22万人死亡，数以百万计的人流离失所。谈判、和平协议、停火来去匆匆，好景不长。

 

　　这种无止境的循环最近的一次开始于2012年8月。当时的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同意与中央政府举行下一轮和平谈判。但是，反政府武装后来绑架了一名政府军将军，结果11月的谈判破裂。尽管谈判又恢复，但是，即使签署了和平协定，和平仍然难以得到保证。20世纪50年代以来，超过1/3的和平协议、停火协议在5年内因再度出现暴力行为而失效。

 

　　哥伦比亚的积年内战是“难消除的”冲突之典型例子，它属于一种可以持续数十年自身永久存在的敌对行动。这样的冲突尽管较罕见，全世界许多战事中只有大约5%属于这种类型，但是战火长年不熄势必让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持续68年之久的以巴冲突也是一个悲惨的典型；属于此类冲突的还有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为争夺克什米尔发生过的长年战事以及斯里兰卡的26年内战；刚果民主共和国自1996年以来、南苏丹自2011年建国以来发生的冲突；还有中东很多国家以及乌克兰东部的日益激烈的战事可能最终也归于此种类型。

 

　　美国威斯康辛密沃尔基大学的调解专家罗伯特·里切涅阿诺（Robert Ricigliano）说：“这种冲突与所有的争端解决主流技术是抵触的。频频发生的和平协议在数日或者数周内失效对冲突者产生极坏的影响。我们做调解的努力，促使冲突方领导人变动，仲裁边界划定，所有这些行动不一定能根除引发冲突的内在动力。”

 

　　在过去的30年里，里切涅阿诺等冲突研究者以数学和计算机为工具，把“难消除的”冲突视为类似于细胞、蚂蚁群和城市群那样的能动且复杂的系统。

 

　　伦敦的国际警戒组织领导人丹·史密斯（Dan Smith）对里切涅阿诺的研究方法存疑，他说：“我们知道冲突是复杂的。我们得想出一个对付冲突的办法，那才是管用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莫顿·多伊奇（Morton Deutsch）国际合作与冲突解决中心主任、心理学家彼得·科尔曼（Peter Coleman）在2000年开始研究“难消除的冲突问题”。但是他的发现令他自己感到沮丧。他说：“对于为什么冲突难以消除这个问题，世人早就有他们的简单而又权威性的理论，无非是由创伤、或者社会地位或者蒙耻的历史招致的。我们知道这些因素，但是不知道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几年之后，科尔曼找到一个可选择的方法，当时他偶然阅读了社会心理学家罗宾·瓦拉歇尔（Robin Vallacher）和安德瑟耶·诺瓦克（Andrzej Nowak）的著作。他们的著作与冲突问题没有直接联系，而是讨论人的自我出头感觉等问题。但是令科尔曼感兴趣的是，瓦拉歇尔和诺瓦克把我们称之为动态系统理论的数学工具运用到他们的研究分析中。

 

　　我们先来想象一个有山有谷地的地形。复杂系统的行为对应于一只球在该地形滚动路线。该球行进的轨迹非常复杂，因为它会与山体碰撞，然后改变行进方向。最终，那只球落到谷地，要么沿山脚继续滚动，要么到谷地中央静止不动。该球的最终轨迹或者静止的地方称作“吸引子”。

 

　　在科尔曼看来，以上比喻中的“吸引子”好比在“难消除的冲突”过程中出现的社会行为型式，其地形好比是心理、社会、历史、地位、受他人危害的（尤指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集体记忆。

 

　　为把这样的数学方法运用于难消除的冲突的观察，三位科学家在2004年组建了冲突动力学研究组。诺瓦克已经开始创建获取冲突动态因素的计算机模型，这些动态因素包括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引发冲突的各种简单行为、竞争或者合作的变动媒介、根据敌对或者攻击性的程度对自己倾向的调节等等。

 

　　在这样的数学模型实验中，模拟了真实人群中小规模冲突的发生和平息。但是，有时候虚拟的冲突中会出现冲突各方相互指责的情况，这就是典型的“难消除性”迹象。诺瓦克与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冲突分析和解决研究组的狄恩·普鲁特（Dean Pruitt）合作，还开发出这样一种数学模型，它显示出“吸引子”是如何解释逐渐升级到“难消除状态”的冲突。他们下一步的工作是：将这些简单模型中的人群的演化与真实世界冲突（如以巴冲突）的数据作比较。诺瓦克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将经验数据添加到某个动态模型中，我们会获得我们所希望的结果的。”

 

　　另外一条研究路线其方向是从一般到特殊，即用形象化工具来帮助调解者解决真实世界中错综复杂的冲突。但愿这种“冲突地图”能帮助研究者跟踪冲突行为者和冲突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高级的冲突地图形式是基于真实数据的计算机网络。里切涅阿诺也运用了冲突地图分析了哥伦比亚、南非、伊拉克和柬埔寨等地区的冲突，以期能够进行和平建设干预。例如，在2000年，里切涅阿诺去刚果民主共和国，试图调解刚果内战。里切涅阿诺和他的同事观察到一个又一个费尽周折签订的协议最后失效。他说：“我们最好施加中立的影响，否则可能有负面效果。”但是，到了2002年，他和他的同事开始运用冲突地图分析冲突中战争各方和利益争夺之间的关系。冲突地图清楚地显示：当地人受反政府武装组织控制，而反政府武装组织想让冲突延续下去，以便于获得宝贵的矿物。里切涅阿诺说：“于是，我们改变了策略，开始设法打断国家级冲突行为者和受控制的地方级冲突行为者之间的联系，以促使地方级冲突方大范围停火。”到了2003年，地方级和国家级冲突方实现停火对话，为联合国为建立一个包括主要反政府武装组织在内的过度政府创造了条件，结果暴力事件呈下降趋势。

 

　　除了运用数学模型和冲突地图来分析和解决“难消除的”冲突以外，研究者还开辟出其他一些解决问题的途径。奈拉·穆萨拉姆（Naira Musallam）是纽约大学世界事务中心的一位冲突研究者。她援用了自己在西点军校授课时所说的例子，她列出了人们在思考冲突问题时所显露出的一般性精神方面缺点、贫困状态和其他社会问题。她说：“我们把易变的形势比作固定的，我们的思路通常是直线形的而不是环形的，我们把视线对着我们能理解的问题上然后断定如此做法能得出结果，而往往忽视那些由善意的干预引发出的意想不到的后果。”

 

　　穆萨拉姆说，曾有一个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的军官在听完她的课之后写给她一封信，信中说：“我知道有很多好人的死是由你所列出的那些错误引起的。我也知道我曾经犯过你列出的几项错误……令人沮丧的是，这样的列表我第一次看到，它在一定程度上挑战我对冲突问题总的看法。”

 

　　里切涅阿诺说：我们运用系统思维方式，就是不再把冲突看作是需要去解决的问题，而是要系统地看待冲突，将它们看成是具有内在动力的，而这些动力是需要改变的；我们的成功并不在于结束冲突，而在于我们启动了一种让暴力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减少。

 

　　这种观点势必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例如，非赢利性的柏林贝格霍夫基金会的研究人员将系统思维方式运用于解决发生在像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1983年以来的政治和种族暴力问题。

 

　　2013年，科尔曼和里切涅阿诺等研究者组建了一个动态系统理论创新实验室，该实验室汇集了生物学家、经济学家、物理学家、政治科学家和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和实践者，他们共同讨论如何让研究成果运用到真实世界。

 

　　在以色列的各学科交叉研究中心，心理学家伊兰·黑尔普林（Eran Halperin）领导的一系列抗冲突干预研究工作取得了成效，已经让更多的人学会从对方的视角看问题。

 

　　尽管那些冠名“难消除的”的冲突是指没完没了的争斗，但是没有什么斗争是永远持续下去的。20世纪80年代，南非终止了延续了几十年的种族冲突。1989年德克勒克总统释放了被关押的非国大成员，最后，在1990年释放了被监禁了27年的非国大领导人曼德拉。南非漫长的转变是一段艰难历程，其中有过许多失败和挫折。但是，正如曼德拉曾经说过的：“成功到来之前，似乎总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