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叙说了爱因斯坦的学习、科学生涯与社会活动，并介绍了这位伟大科学家对科学研究和教育方法的某些议论和看法，其见解独特，耐人玩味，对如何培养人才，如何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一条别具风格的途径。

本文原载Physics today，Vol. 18，No. 1，1965。作者M. J. Klein

法国小说家斯汤达尔在他那本才气横溢的小说中，一开始就写下这些话：“1796年5月15日，波拿巴将军身先士卒，带领着他那支刚越过洛迪桥的年轻的军队进入米兰，使全世界知道，在相隔许多世纪之后，凯撒和亚历山大后继有人。”从军事角度看来，引用这段话有点文不对题，但它多少有点可资借喻之处。在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一位年轻的异国人又来到米兰，不久又使全世界知道，在相隔许多世纪之后，伽利略和牛顿又后继有人。必须具有非凡的洞察力，才能看出这位刚越过阿尔卑斯山从慕尼黑来的十五岁少年，是知识领域中未来的征服者。因为这位姓名将成为深刻的科学洞察力的象征的少年，当时却是作为我们现在所谓中学的“差生”而离开慕尼黑的，他的名字叫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

他是个迟钝的孩子，学会说话比一般孩子晚得多。在小学里，除了空想的天才，没有表现出什么特殊的才能。他念的中学是慕尼黑一所声名昭著的古典式预科学校，但这学校却并不合他的口味，学校里那种呆板机械的教学方式更不合他的口味。他早已开展了自己的知识探索，但并不是学校促成的。五岁时他得到了一具指南针，指南针中所蕴藏的秘密；他在十二岁时贪婪地阅读了一本陈旧的几何课本，从中发现欧几里得几何的清晰优美。这些使他踏上了独立研究和思索的道路，学校的训练只有抑制他的兴趣。当他的父亲，一位不顺利的小制造商，把企业和家庭从慕尼黑搬到米兰时，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为了完成学业并获得保证前途所必需的文凭而留下了。但是，几个月后，爱因斯坦对学校厌烦了，决心离开学校。促使他离开的还有教师对他对待学校的态度的反应，一位教师说：“爱因斯坦，你永远不会有什么出息。”而另一位教师干脆建议爱因斯坦应当离开学校，因为他出现在教室里有损于学生的尊严。爱因斯坦愉快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它很符合他本人的意向，他就启程去米兰与家庭团聚。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兴致勃勃地遨游了意大利北部，尽情领略异乡景色。他既没有文凭，又没有前途，真是个典型的“差生”。

想到没有一个教师察觉他的潜在才能，真是值得忧虑，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在这次物理教师集会上选择这个题目来谈谈的原因。这个集会是专门为了改进物理教育，特别是为了一项早日发掘与正确对待有物理天赋的学生的计划而召开的。我想突出爱因斯坦的事业与思想上的某几个方面，与我们所接受的有关教育和科学事业的传统看法截然不同的几个方面。首先要谈的就是爱因斯坦本人的教育与教育影响他的方式，但在提出问题之前，我还要再讲一些故事。

爱因斯坦退了学，但是没有丧失对科学的热爱。由于家境清寒，必须自力谋生，他决定通过正式途径继续他的科学事业。因此，他向有名的瑞士联邦技术学院申请入学，由于他没有中学文凭，要进行入学考试，结果没有考上。他只得进瑞士的一所中学再读一年，以补上除数学和物理（这是他自己钻研的学科）以外的几乎其他全部学科。最后，他终于进了技术学院，那么他是不是就安下心，并且得到我们所认为他应有的位置——在班级中名列前茅了呢？不，一点也不！尽管现在的课程都是数学和物理方面的，他还是砍掉了多数课程。他确实喜欢在实验室工作，但是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在房间里阅读十九世纪物理学大师的原著，并且思索其中所讲述的内容。

高等数学课并不吸引他，因为当时他认为高等数学作为把握自然界的结构的一种工具，既无必要，也无用处。此外，数学分为好多分支，每一个分支都能吮吸掉一个人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他担心他永远也不会有眼光去判定哪一个分支是最基础的。那时他会处于布里丹驴子的境地：因为无法决定吃面前哪一束干草而饿死。

即使在那时，对爱因斯坦来说，物理学就不存在这类问题。如同他多年以后所写下的：“当然，物理学也分为若干领域，每个领域能吞噬下工作者短促的一生，而满足不了追求深入了解的饥饿感”。但在物理学中，我立即学会发现通向深处的途径，而不管其他许多扰乱心思，偏离根本的东西。这方面的障碍当然是为了应付考试，不得不把所有的材料都填塞到脑子里。

这确实是个难题，爱因斯坦只得在技术学院里凑合着当个中等的学生。他明白他没有，也不能有，也许还不愿意有那种优秀学生的特性：敏悟，对所有课程都愿意集中精力，有条有理地记好笔记，并且循规蹈矩地复习笔记。幸而，按瑞士的教育制度只有二次考试。更为幸运的是爱因斯坦有位亲密的朋友马塞尔 · 格罗斯曼，他正好具备爱因斯坦所欠缺的那些品质，并且慷慨地同他那位桀骜不驯的同伴分享他那优良而条理分明的笔记。所以爱因斯坦能够按照自己的路子研究下去，并且从格罗斯曼的笔记里适当地往脑子里填塞一些东西以使考试成功。这种成功留下的不仅是厌恶。他表示过：“这桩事对我起了抑制作用，通过毕业考试后整整一年，我还觉得考虑任何科学问题时都兴味索然。”他还继续说：“现代的教育方法还没有完全把神圣的好奇心扼杀简直是个奇迹，因为好奇心这棵纤细的幼苗，除了开始时的刺激以外，最需要的是自由；没有自由它肯定会毁掉。”“我相信要是人用鞭子强迫一头健壮的食肉兽不停顿地吃，不管它是否饥饿，这头野兽的贪婪的食欲也会丧失。”

话很重。我们是否接受得了？这会不会是指我们说的？我们教师负责着例如成绩考试制、学院预科委员会、学院委员会、国家学位制、学分平均、毕业考试成绩、博士资格考试等一套教育制度，这套制度在我们学生的学习生涯中开始得愈来愈早，而结束得愈来愈迟。这种制度会不会把我们的智力上的小老虎弄得食欲不振？会不会我们的学生要的是更多时间去空想，而不是增加授课钟点？会不会我们教育制度的无情压力弄到别的东西样样有，就是没有本身目的，也没有愉快和沉思？

爱因斯坦自从1900年在技术学院毕业以后，几乎有二年时间，就像他早年作为一个“差生”的历史所预计的那样，没有什么成就。他申请当助教，但助教的位置给了别人。在这段时期里，他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找些临时工作以维持生计。瑞士的一所中学里有位教师服两个月兵役，他就去代课。他还帮助某一天文学教授做些计算工作，他也在一所小学里执教。最后，到1902年春，爱因斯坦的好朋友，那位“无可挑剔的学生”马塞尔 · 格罗斯曼帮了他忙。格罗斯曼的父亲把爱因斯坦推荐给伯尔尼专利局局长，经过一番严格的考试后，他被任命为专利审查员。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七年多，后来他经常称之为“一种救济”。这使他解除了经济上的顾虑；工作很有趣；有时还激发起他的科学想象力。此外，工作每天只占去八小时，因此他有充分的空余时间来思索宇宙之谜。

在伯尔尼的七年业余时间里，这位年轻的审查员搞出了一批科学奇迹，这话丝毫也不过分。他简直把二十世纪中理论物理发展的主要方向都勾划出来了。只要开列一张极简单的单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他在不知道J. W. 吉布斯的工作的情况下，独立地搞出了统计力学这门学科。他还以吉布斯或玻尔兹曼都做不到的方式认真地对待这门学科，把它作为最终证明物质的原子本性的理论基础。他对马克斯韦 - 洛伦兹电动力学问题的深入思考，使他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在他离开伯尔尼之前，就已经陈述了等价原理并致力于引力问题，后来他用广义相对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这些成果还不够的话，爱因斯坦把另一个新思想引入了物理学，这个思想即使他本人也说是“富有革命性的”，就是光是能量粒子所组成的。爱因斯坦遵循着一条和普朗克的推理思路有关而又很不相同的思路，不但引进了光量子假设，而且立即在从光化学至固体比热和温度的关系等纷纭繁多的现象中探索它的意义。

不仅如此，这一切都是爱因斯坦独自一个人做的，没有任何的学术联系，和这一行的前辈也基本上没有接触。几年之后，他对利奥波特 · 英费尔德说，直到三十岁左右，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位真正的理论物理学家。当然，对这一点我们还得补充一句（英费尔德大声说过，而爱因斯坦从没有这样讲过）：“除非在镜子里。”

我想，我们之间有些人会忍不住发问，如果爱因斯坦不是为了维持生计而当个小职员，不是局限于业余时间从事工作，而是能在真正优越的条件下，在一所重要的大学里，以全部时间从事工作，那么这七年里会干出何等样的工作呢？我们应当忍住不要问，我们的猜测不仅是白费劲，而且毫无根据。因为爱因斯坦在这些年中从来没有后悔过他没有得到学院式的职位，而且实际上还认为这是真正的好处。他在临死前不久写道：“因为学院性的生涯会使年轻人陷于困境，它要求他生产大量论文，这种诱惑使人陷于肤浅，而只有坚强性格的人才能抗拒得了。大部分从事实际工作的职业，只要有一般能力就能达到要求。他日常的生存用不到任何特殊的悟力。要是他对科学有深厚的兴趣，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他可以钻研所喜爱的问题，不必怕没有成果。多谢马塞尔 · 格罗斯曼使我得到了如此幸运的位置。”

这话不是信口说出的，四十年前，爱因斯坦曾对马克斯 · 玻恩说，不必为了把有才华的学生安置到学院式的位置上而烦心，可以让他去当个皮匠或锁匠，要是他真的热爱科学，并且真是有点本领的话，他会开辟自己的道路的。（当然，那时爱因斯坦尽力帮助安排了这位年轻人。）爱因斯坦甚至不太愿意接受柏林的一个研究教授的职位，部分原因是由于普鲁士式的刻板作风和学院的资产阶级生活不合他那种吉卜赛式的气质。他的不愿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清楚知道人家把研究教授看成一种得奖的名种母鸡，但是他不愿保证他会再下金蛋。

你们不会不注意到爱因斯坦对研究工作和科学生涯性质的看法跟科学界的标准看法是有着尖锐的分歧的。毫无疑问，某些在态度上的差异仅仅反映了爱因斯坦独特的孤僻性格。很难想象其他任何人会认真地提出，灯塔看守者的职位适合于科学家。绝大部分科学家感到需要在同行之间检验他们的思想概念，并且往往迫切需要在相互探讨中形成这些思想概念。有人会提出疑问，是否有必要举行像在《今日物理》杂志中所宣告的那么多的会议，有人甚至会更执拗地提出疑问，是否有必要逐一作报告，并且出版论文集，好像这是第一届索尔维会议一样。

更成问题的态度是每个有科学能力的青年人都声称有权得到得奖的名牌母鸡的职位。“搞研究”成为学术界一种神圣的活动，正如杰克 · 巴尔岑所说：“提出实际工作、教学任务或深入思考也许更重要些成为一种亵渎。”我没有必要再强调爱因斯坦所说的不发表论文就完蛋的方针如何腐蚀着学院式生活的一个方面。但我希望顺便谈一谈，当学院行政和系的首脑说，要判断一个人的教学质量，不说不可能，就是极端困难，但是从不怀疑他们评价他研究成果的能力，我感到很惊奇。其所以惊奇，因为任何一个老老实实的大学生，对他上过的课，能够作出很精明、通常是很精确的评价，但是要判断一篇科学论文的质量，困难往往随着这篇工作的独创性而俱增。例如爱因斯坦的光量子假说，在它发表之后十年，即使是普朗克，也认为是个荒唐的大失败，至多就一位其他方面都很健全的思想家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可以原谅的过头话。

教物理的方法深受我们如何研究物理、为什么研究物理的观点的影响。爱因斯坦对研究工作的职业化持怀疑态度，并且坚定不移地追求事物的根本理解；他是个自然哲学家，是最充分按照这个古老名词的意义的自然哲学家，他不太尊重那些把科学看作自我满足的游戏的人，也不太尊重那些解决问题为了显示自己智能的人。如果按爱因斯坦的方式来看待物理，物理学不应该教成一堆技术，而应教成思想概念的诗剧，应该强调思想概念的演变，强调我们企图了解物理世界的历史，以使学生具备一些洞察未来的能力，并且认识到“科学的现状并没有永久的意义”（爱因斯坦语）。我们是保持这种对科学无偏见的观点呢？还是让这种观点在我们称之为毕业论文与研究工作的必要准备中消失掉。

在我们谈论爱因斯坦时，最后一个不能忽略的话题，就是科学家作为公民的一面。爱因斯坦参加社会事务的积极和勇敢是大家熟悉的，四十年来，这方面花费他相当一部分精力。他以特有的风度很早就登上了社会舞台。1914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二个月，在柏林出现了一个文件，有着冠冕堂皇的标题：“致文明世界的宣言”，由一百来个德国最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牧师等签署。宣言声称签名者无保留地支持德国的战争事业，谴责祖国的敌人，并狂妄断言德国军国主义与德国文化形成一体，不可分离。德国的知识分子并非都赞同这份民族狂热的文件，但是在愿意签署一份措辞尖锐的答复，要求结束战争、要求建立国际组织的极少数人中，就有爱因斯坦。他在1914年所采取的极不平凡的立场，表现了一种他终身为之奋斗的深刻信念，而不计这种信念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爱因斯坦为他所信仰的事业付出大量精力，以他的声望支持他认为可以推进事业的许多组织。但是和某些圈子里的人所持的看法相反，爱因斯坦谨慎地考虑在每份请愿书上签署上自己的名字，谨慎地考虑每次在政治上运用他那有科学声望的名字，他时常拒绝那些企图强求他支持的组织。

二次大战之后的年头，当他全力支持建立世界政府及永远消灭战争的努力时，他的公开声明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坦率。有些人企图使世人产生深刻印象，再一次大战很可能毁灭文明，也许还会毁灭人类，爱因斯坦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并不过分乐观，但是要努力奋斗。在麦卡锡时期，他认为应当响亮而明确地讲话，极力主张知识分子采用以前甘地（以后还有马丁 · 路德 · 金）用过的不合作方法。他在一封公开信中写着：“每一个受到（麦卡锡）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拒绝作证，那就是说，他必须准备坐牢，准备经济破产。总之，他必须为他祖国的文明幸福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如果不实行这种办法，那么，“我国知识分子所应当得到的，决不会比那种为他们准备着的奴役更好一些”。

显然，爱因斯坦那样和政治和社会问题打交道，就像一个认为自己置身于国教组织之外的人一样。他对良知有强烈的责任感，但是他并不认为非得接受社会要求于“权威发言人”的限制不可。而现今经常作为国务活动家（原子能委员会、国防部、大公司或总统的顾问）的科学家，这种行径就既无可能，也不合适。即使这些人想要这样办，他们也无法采取爱因斯坦的批评姿态。在现时，科学需要并且接受着如此大量的资金，看来我们已经丧失了我们尚未认识到的珍贵东西。

爱因斯坦最后一个公开声明是为了答复要他评论美国科学家境况的请求的，他说：“我不打算分析这个问题，只想简短地说几句话来表达我的心情。如果我重新是个青年人，并且要决定如何去谋生的话，那么，我不想当什么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还能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

如何从字面上去理解他的意思，我们会有疑问，但是我们无法不感受到冲击我们体制化的整个精神生活的那股力量。

当我们为今天世界上物理学与物理学家的成就而自豪时，我们不要忘却，正是这个成就和取得成就的方法是爱因斯坦所摒弃的。我们也不要忘却去问个为什么，也许它会告诉我们某些有关我们自身与我们的社会的值得知道的东西。

（杨维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