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在照耀，鸟儿在歌唱，桌上摊着打开的书本，电话铃发出阵阵响声，这一切都是信息，不同种类和形式的信息。我们周围的一切信息，可分成二大部分：人实践活动和工作所需的叫做功能性信息，美学和文化活动所需的叫做非功能性信息，这就是指艺术作品、电影、音乐等。本文所述的就是非功能性信息。正像鱼处在水中，我们也处在信息中。正像沉入深处的潜水球处于水中时，水力求找到最小的裂缝、最小的缝隙，以便一涌而入；信息也压入我们的眼、耳和所有感官中，力图冲入内部，涌进意识。世界上的信息量越来越大。人的强度和人的心理潜力并不是无限的。谁是人和信息对抗中的胜利者？是人还是信息，还是别的第三者？
1. 为什么？使用信息的刺激剂。
业余时间在增加。这是否意味着，使用的文化、美学信息量也增加？就是说，人变得越来越精力充沛和聪明了吗？据西德哲学家盖伊改尔的意见，这不会发生。美国心理学家试图进行下列实验：把志愿学生关在一个隔离处所，每住一天就付给20美元。同意搞这种自愿禁闭的人，被剥夺了书籍、报纸、无线电和其他信息源。结果发现，处于隔绝状态竟如此折磨着试验者，尽管给予奖励，也经受不了几天。
当人穿着特种衣服沉入水域，还可达到更大的隔绝，传不到任何声和光的刺激，从而失去了触觉和嗅觉，对周围温度也不敏感。换句话说，他的一切感官似乎是断了线。结果发现，被试验者在这种环境下没有多少时候，就开始做噩梦即出现幻觉。有时候，隔绝几小时后，就会出现真正的心理学混乱。和外界信息完全隔绝便是发狂的开始、
有人会说，为什么要研究天文学？为何人们需要远处雾团和银河的知识呢？这些知识不会给他们带来一点实际好处。
人知道得越多，就越希望了解日常实践必需以外的信息，巴甫洛夫称之为“这是什么”的本能，满足这种本能给人带来的欢乐不亚于天赋的其他欲望。
爱因斯坦在激励学者从事科学活动时，把求知欲放在第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调查表中有这么一个题目：“您要随身带什么到无人居住的岛上去？”90%的人回答带书籍和电唱机，其他的是艺术、美学信息源。
巴甫洛夫说的“这是什么”的本能，不仅人有，而且动物也有，猴子、猫和海豚都有求知欲。渴望获得信息，有时甚至强烈于饥饿感觉。24小时没有吃东西、投入迷宫的老鼠，在没有“研究”迷宫的所有角落和转弯时是不会注意吃东西的。
这种行为是可以解释的。力求获得关于外界最大信息量的活生物，最适应于生活，有活下去的可能性。所以，人对信息的企求甚至不是历史地决定的，而是在较深刻的生物学水平上决定的。显然，人希望获得和利用信息的愿望自古以来一直是十分强烈的，所不同的是业余时间可给他更大的可能性来满足这种欲望。
其实，还有一个机理能激起人们利用艺术、美学信息，即人类心理学机理。
法国教授埃斯卡比认为，任何阅读实际上首先是一种折磨，其原因在于人力求打开书本，而这几乎总是一种不满足，读者及其环境间的不平衡。这种折磨的趋势，可能起因于人类存在短暂和脆弱的思想，以及喜怒哀乐等感情，或者贫困压迫和恐惧未来等社会现象。
不过还有别的观点。利用艺术信息，与其说是从现实世界进入幻想的世界，不如说是扩大的这个现实世界。
艺术形象对人的作用是很大的。大家知道，个性是在三个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天生品质、直接生活经验和间接经验。间接经验，这不是人们自己经历的：而是通过电影、书籍、戏剧来到的生活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意识把书籍或电影中的人物和我们周围的现实活人同样看待。
艺术手段——书籍、电影和电视——创造了“第二生命”的最通俗的错觉。而且技术越发展下去，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越相似。老一辈记得屏幕上是如何出现声音的，我们记得是如何出现彩色的，而我们的孩子将看到屏幕怎么成为立体的。这一切都有利于人进入“艺术世界”。
2. 走向普遍相似吗？
—个人的意图、行为和念头，总要服从于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准则。人不可能叫枱角搔背，也不敢舔光碟子，或者在街上进进退退。如果你试图这样做，肯定会招致周围人的责怪眼光。虽然这样做并不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害处。
社会环境会给个人规定一定的行为准则。如果他破坏了这种准则，那么人家就会不赞同。美国研究人员认为，在今天的西方世界，特别是在技术和物质方面最发达的那些国家，彼此间的差异出现消失的趋势，相似成为最大的社会美德。
外表的统一导致心理和思维的统一。人通过物品的标准化过程，还在本世纪初就已开始，那时有人说到人们在流行地读同样的书，穿同样式样的衣服，建设同样规格的房子。当今，物品的统一增长了好多倍，明天还会有更大的增长，这是可以解释的，因为富裕提出了很高的消费水平。但为了生产得很多，就要成批成批生产。成批性会使物品相似，而通过物品相似可导致人本身的统一。
如果仅仅说到物品，人们周围以及影响人们的东西，那还不够。还有更强大的作用动力，这就是信息。信息起始于教育。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今天已不仅形成了统一的知识系统，而且必然形成对世界的统一理解。
和非动物的物品不一样，人对这个过程远远不是漠不关心的。个性越非标准化，对消灭差异的试图反应越差劲，其中包括童年——中小学。
近年来，电视机进入了教室和课堂。这种方法的进一步普及，就可想象未来的景象，即电视上课开始同大学课堂里的上课激烈竞争。没有一个大学能按每个学科请到最有才干的讲师，而电视可这样做。
在更远的将来，这种统一还可走得更远。有个美国预测学家想象过这种教育形式：学生不出房门就可单独进入蛋形房间，那里有电视、遥控装置、磁带录音机和其他技术设备，把准备根据教学大纲让他知道的新东西告诉他；他不必听关于撒哈拉的讲演，而是看这方面的彩色立体电影；他不必在黑板上或练习本上做习题，而是在专门装置的键上打出答案来。
使人们个性标准化的另一潮流是文化和美学信息。把所写作品被读得最多的作家的个性结合起来，就形成似乎固定的轮廓。虽然每个作家各具个性，彼此不像，将其结合起来便形成足够静止的刻板公式。尽管他的外形略有变化，但在整整一生中也变得很少。
那么定期刊物呢？苏联现在出版28种全国性报纸，地方报纸多得多。不过随着智力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中央报纸的兴趣越来越大。据有位研究人员数据，高年级学生只有30%阅读地方报纸，而阅读《真理报》和《消息报》的占40%，阅读《共青团真理报》的占70%。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人在从普通来源中获得信息。这不仅是指报纸，学生们还在看一些电影，听一些作曲家表演等等。这一情况也适用于成年人。
将来这一趋势可导致什么结果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回顾一下过去：部落的每个成员都是在同样信息、同样事件、同样思想范畴作用下形成的，因而正如恩格斯说的，这些人作为个性是相互间没有区别的。如果想象一下，现代大批生产落地台灯、书籍和电影，会获得同样的结果，那么人的未来显然值得可怜。
这个过程会走到多远？我们能否走到这种地步，即混淆自己的住宅、汽车、妻子和自己？这显然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同个性标准化趋势对立的还有一种趋势，即个体差异一直在增加，据我们看来，这一趋势要强得多。
3. 走向普遍不相似
世界上有三千万种名字不同的书，每年还要增加二十万种。到2000年，每个图书馆的书架长度应增加五十公里，难怪提出了“控制新出版物出生率”的概念。
英国一位教育科学部长曾论证过书刊信息的无限制增长问题，认为“我们图书馆的藏书每隔十二年翻一番，可设想一下，将来我们大学和城市中有大量地方要被巨大的书库占着，那里藏有不可能读完的书籍。”当然，书刊信息过剩问题，早在十七世纪时已令人不安，那时意大利提出了应该能加速书刊阅读的机器，它类似于水磨轮，不过不用叶片而装上书架，这样可同时读好几本书。可惜这种轮子未获应用。所以，如何对付增长着的文献流问题仍然未获解决。
而同书籍流并行的还有两股越来越宽的流——电视和电影。一个人已经没有时间（包括白天和黑夜）来看完、听完或读完所有这一切。今天这些信息流已来到人们的喉咙口，那么明天将会吞没他的头。
如果说到底这一情况毕竟不致发生，如果人注定不会淹死在信息流中，那么只是因为他早就不想容纳他不能容纳的那些东西。人和信息的关系是选择性的。
有位研究者把读者和观众比作仅仅抓住所感兴趣信息的过滤器。人们最倾向于回避同现有观点、意见相矛盾的一切。1942年，希特勒侦察机关中有个叫雪林堡的角色，编制了一份关于美国军事潜力的报告，但希特勒认为一个字也不能相信。一年后，雪林堡的同事们又准备了一份关于苏联军事和工业潜力的报告，希特勒更是命令逮捕了所有编制材料的人。这就说明，各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对自己周围一切的看法也不同，对信息的态度也不同。
对信息理解的基本差别之一，是女人和男人间的差别。当无线电广播《麦克风旁的演出》时，观众70%是女的，男的只有17%（苏联普斯科夫州数据）；而听《最后消息》的几乎全是男的，女的少三分之二。在理解报刊信息时也有这种差别。对报上运动题材感兴趣的，男人中占41%，女人中只占7%；阅读经济、社会和政治新闻的，男人中占34%，女人中占17%（法国社会学家的数据）。一般说来，男人中读信息的比例要比女人中多一倍以上。
因此可以说，男人和女人都为自己创造了似乎不同的信息环境，包括内容和饱和度的不同。这些环境必然以不同方式影响他们，以不同方式形成他们的心理和对世界的理解。到2000年，文化和美学信息量要增加好几倍，以不同方式影响男人和女人内心世界的因素也应该相应增加好几倍。
根据苏联研究者的数据，受高等教育的人每个月花十七个小时阅读文艺作品，受初等教育的人只有七小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看电影看戏的要多二倍，听音乐会的要多四倍。因而，受的教育越多，群众性交际工具对人的影响越强。估计到2000年时受高等教育者数字将增加二、三倍，因而最受信息影响的人的比重将相应增加。
那么是哪一方面的影响呢？正如研究者指出的，人偏重于证实已有概念的那些信息。因而，人在选择最适合于自己内心世界的信息时，越来越确信自己已经掌握的那些性质和特点。如果这个过程将很快加强，那么每个人的个性显然表现得越来越充分。模糊的个性特征和轮廓，将表现得越来越清楚。每个个性的不重复性，彼此的不相似性，将越来越增加，而且教育和智力水平提得越高，社会中的这个过程将进行得越强烈。选择性将越来越严格，而信息流本身将越来越宽。
据称，任何具有明显个性的人，大艺术家也好，大科学家也好，必然处于某种心理学隔绝状态。其实，这一趋势也可根据规模较小的例子来研究。
在兴趣和志向方面越是相同的人，就越容易找到共同语言，越容易交朋友。受初等教育的人，很容易在居住、工作或休息处找到朋友；相反，受高等教育或具有较高智力水平的人，就难于选择内心相投的人，他的朋友一般不多，而且分散在整个城市。捷克社会学家在说到这种趋势时特别指出，智力水平较高的女人较难出嫁，就是说较难找到精神上接近的人。
因而可以设想，随着不相似的增加，就越来越难找到朋友和接近的人，但这不过是今天已有趋势的外推。我们说的不是今天而是将来。那时，个人的精神和智力发达，不仅能改变人们本身，而且能改变人们的关系。犹如良药和毒药的区别仅在于剂量，个人间的区别只是在今天开始表现阶段引起疏远，发展到最充分时可能相反成为相互接近的因素，正如男人和女人的不相似性导致相互接近一样。
4. 走向智力和精神顶峰。
河水在河床上单向流动，但社会上的流和河水的流动不同，可向不同方向流动，有的相反，有的相对。正如我们看到的，被书籍、电视或电影带进人们意识的东西，产生了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方面，人们的相似性增加；另一方面，人们的相互不相似性增加。但在这两种趋势之上，产生了第三种趋势。
音乐有的是轻松的，有的则是交响乐。书籍有的一生难忘，有的一日即忘。有的电影我们牢记了好多年，有的电影却刚跨出剧院门槛就忘了。艺术就像地形一样，有低地和陷坑，也有高地和山丘。如果地形上的顶峰和冲沟分辨起来很容易，那么艺术中的这种差别就复杂得多。
到2000年时，我们今天所写的东西中还会留下些什么呢？谁的名字将进入那时孩子们要学习的文选？马克思曾写道，艺术的目标就像任何其他产品的情况一样，建立一支能理解艺术和有能力享受美的队伍，作为这种“艺术目标”的是优秀作品，一切创造人类智慧和精神之花的东西，而课堂本身也逐渐开始适应这种水平，并加以提高，以求达到这一境界。但也有相反的观点，它在西方十分流行。这种观点认为，“少数人的文化”今后仍然应该是少数人的文化，认为“艺术作品水平的下降是扩大艺术使用者范围的直接结果”。
使用高水平的文化信息，使人本身发生着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的范例，便是马克思本人的作品对读者的影响。有位英国名人写道：“马克思是发现者，他给我打开了历史和文明的视线，给了我崭新的概念、生活的目的和方向，简言之，他使我成了人。”人的智力和道德品质，人的善良程度，也都取决于所用信息的水平和数量。据苏联统计，犯罪者中有一半人是根本不读书的。
有史以来，文化和美学信息都是在扩大人们认识的同时，使他越来越不能做坏事。到2000年，人们利用的信息要比现在多得多。重要的是这种信息怎么样，它的水平如何。信息不仅对人的智力质量起作用，而且对人的美学质量起作用。
可以说，它取决于社会制度和所在社会的精神价值。但也可以说另外的，即未来的社会现实本身，便是根据人类思想成就而来的。这方面的成就是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思想对现代世界的作用。
据统计，目前苏联每个城市居民每星期平均读书4.9个小时，1963年增至5.4个小时，将来估计可达6.8个小时。
诚然，近来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刊物在排挤图书。现代人开始宁愿把图书中可包括的材料让位于期刊上源源而来的信息，用新信息来代替陈腐的、明天将忘却的信息。今天报刊的信息流已经大大超过所出版的书籍。美国的图书和报刊页数比例为1：200，苏联为1：4。期刊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图书，1966年 ~ 1970年间苏联的图书印数增加25%，而期刊增加95%。期刊的普遍增加，已在西方开始挤掉图书。如美国1914 ~ 1954年间，出版的图书本数平均每人减少了31%，据一些美国社会学家的意见，成年美国人走出校门后一般不再看图书。有个询问表明，80%的奥地利人通常认为，不看图书也能行，只要读读杂志就够了。
但是期刊来不及庆祝对图书的胜利。1956年，全世界的无线电数目超过了日报的份数。从那时起，无线电的听众数目继续神速增加，每年增加一亿人从而无线电听众和报刊读者间的差距一直在增加。
在上一个世纪，戈果理说过，读报成了早上一种特别的祈祷，而今天大多数人首先是通过无线电得到迫切的政治信息的。就像期刊挤走图书一样，无线电的来到使期刊生意下跌。在1948 ~ 1961年间，每一百人平均的报纸份数，大洋洲下降3%，北美洲下降9%，欧洲下降17%。据称，美国和欧洲的期刊已失去了立足点。但是，无线电对报刊的胜利也为时不久，胜利者又被电视战胜了。
电视屏幕旁每晚拥有十亿多观众，即占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法国一晚的电视观众数，就超过每年剧院观众一倍。据法国的一次调查表明，在购买电视机的人中间，差不多有一半人的看报读书时间较前减少，今天这个比例为1：3，而美国的这种差距更大，为1：4。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现在世界上的识字人仅占60%，而且这种比例每年都在降低。世界上不识字的成年居民每年都要增加2000万 ~ 2500万人，甚至在美国，有5多的成年居民实际上是文盲。
那么世界向何处去？这种韋见有很大的分歧。如英国教授维茨认为，人类进入了印刷品没落时代。失去了图书的未来世界的前景，使西方某些研究人员和作家极其悲观地看着人类的未来。
第一节在远方的地平线上
1. 书籍占领阵地。
其实，为印刷品痛哭大概为时尚早。无线电和电视的冲击，已经使能同电视机屏幕竞争的新式印刷品产生生机。日本创制并普及了在家里“出版”报纸的装备。从编辑部寄来的报纸的像，可用这种装备复制，实在是几秒钟后人就可拿到新鲜报纸。东京有家报纸已经购买了向订户瞬间送报的专利。
另一个方向是微型记录和显微照相术。印刷件用激光记录在玻璃上。轻便复制机把全文投影到屏幕上，按一下键就把书页翻过去了，整个原稿的擦去非常简便，就像录音磁带一样。它的基本优点是小巧玲珑，像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可记录在面积仅五平方厘米的薄膜上。
其实，这远不是可能的极限，用电子束记录可在一盒胶卷内容纳五百部中等篇幅的图书，预期的价格是五十美元。这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可能在家里搞个藏有几千部书的图书馆。
2. 通向符号和象形字！
用书面复制声音符号来传递信息、有自己的缺点，其中之一便是极其缓慢。为了书写一句句子，所需时间比读一句多好几倍。这一点一开始就使人烦恼，所以为什么出现文字后几乎到处都马上出现了速记。
速记术并不产生于当代，在古罗马和古希腊就已知道了。这是试图克服书写的缓慢，以及瞬间说话和画图费时间的差距。但是如果人说话的速度比写要快好几倍，那么他思维的速度比说话更要快，所以为什么试图把自己的思想记在纸上时，就不得不放慢思维速度，使之适应笔尖的移动速度。结果发现，肌肉收缩速度支配着人的思维速度。
用文字表达的另一缺点是失去了大部分信息。这种损失的第一阶段便开始于从思维到文字的过程中，因为文字有局限性和无能为力之处。
古希腊时天空是灰色的，海洋也是灰色的。荷马没有一处称天空是蓝色或蔚蓝色的，或称森林是绿色的。那时的流水、大地、云层、轮船、铁块，都是一种颜色——黑色，但问题并不在于视力有缺陷，希腊人可分辨各种颜色，不过无力表达这种区别，因为没有表示这种区别的词汇。
有些现代非洲部落至今也没有表示出像蓝、绿、黄等颜色的词E。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看到整个色阶，仅仅意味着他们的语言不能表达这些区别。像荷马一样，他们把蓝色和绿色叫做“黑色”：而把黄色叫做“红色”。
其实，即使操比较发达语言的人，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像非洲部落和古希腊人一样，他无力马上表达看到的东西。在现代语言中，表示颜色的只有九个词，通过比较和描绘，约可表达4000种不同的色彩。一个人则能区别750万种不同的色彩。他能区别，但不能说出来，不能叫出名字来。
那么如果说到比理解颜色更复杂的东西呢？说到关于精神和智力一类的现象呢？
据称，真理在许多情况下乃是文字的产物。试图把现象削足适履，不免导致无法弥补的损失，但这仅仅是损失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开始于词汇具体化为书面符号时，因为词汇的发音和写法远远不是相等的。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很好地了解到直接发音的力量，他向一个演员提出任务，要他用“今天晚上”这样—个句子读出四十种不同的语调，但这些字一放到纸上，变成字母形式，这种意义就又失去了。正如社会学家指出的，在谈话时，语调、脸部表情和姿势可传递80%的信息。
这种文字以外的概念表达形式是存在的。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碰到代替字形的符号，例如写到“1978”，头脑中就会想到“一千九百七十八”。这种符号对德国人、日本或俄国人都有不同的发音，但意义是统一的。这种符号仅仅表示概念，这是一种特殊的象形字符号。
但是科学是最强烈挤走传统文字的部门，而首先是精密科学，到处可用符号、公式、图表来代替文字。技术部门亦然。
如果符号可行的话，那么改用符号将是个长期的渐变过程，但今天已试图预测和加速这个过程。有人在巴黎教科文组织之家的会议上提出方案，试图回到象形字系统去。该系统的基础是通用的符号和记号——印刷用的、道路用的和数学用的等等。在各类组合和五十种符号帮助下，可表达任何思想。法国语言学家已在这方面开始工作，其目的是创造一种象形字系统，使各民族的人们都懂得。为此，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一整套数学、天文学、化学、制图学中已有的符号以及路标。
3. 签字（题词）将是无选择的。
—时间作者都给自己的书取上很长很长的名字，这是偶然的吗？书名乃是一种特殊的内容提要。书名的这种信息意义逐渐转至作者的名字。今天作者的名字告诉我们的，要比通常带有最低限度信息的书名多一些。当我们看到书上熟悉的作者名字时，这些名字本身就预先告知我们期待些什么，是怎样一本书，以及它写得怎样？电影和音乐作品的情况也差不多。
但是在现代世界，在臭名远扬的“信息爆炸”条件下，艺术和文化领域的名字变得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也不免引起通货膨胀。一些我们熟悉的名字淹没在这种众多之中。在文学、电影、艺术中，名字越来越失去自己的字义内容，不再是种指示剂，而是越来越变成某种装饰的零件和图案。
诚然，除了这两种越来越少了解的符号（作者名字和书名）外，在封面上有时也可看到别的图像，此时许多事情都变得清楚了。如果画的是可笑的脸庞，就意味着是幽默；如果是漫画，画有官僚主义者，就意味着是讽刺作品。封面上有女人的体形，意味着是爱情；爆炸意味着战争；间谍意味着间谍等等。这样走过一大圈以后，人又回到他以前起步的那个地方——图画和象形字。
类似的名字消失过程，也发生于其他部门，例如科学。我们在说“瓦特”或“法拉第”时，我们的意识中就把这些名字和一定的发明联系在一起了。今天，这种联系的认识不行了，因为目前每种发明中有关的人太多了，科学家的名字越来越少地同某种具体东西结合在一起，越来越少地带有某种信息。
围绕发明的众多名字，使发明成了太多人的财富，以致实际上是不记名的。我们在很好了解过去的发明家，发现蒸汽机、轮船或电灯的人的同时，完全不知道今日的发明家，不知道谁发明了搏动器、激光、半导体或彩色电视。因此，在现代文化、科学、社会领域，名字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的所指信息意义。我们根据习惯继续和还要长期再现书籍封面、广告和屏幕上的一组名字。但是应该用一个更大容量的灵活系统来代替原有系统。
这里举几个已有的例子。许多外国报纸在刊登城市中上映的电影表时，都在每部影片的名字前面打上一个规定的符号，任何读者一看便可了解真情。有的报纸走得更远，还标出了电影的艺术质量。
至于书籍封面上的标记，也已经开始了。法国一出版社在某些书的右上角排有黑方块，每个人一看到这本书，还没有读到作者名字和书名，就已知道这是侦察小说。苏联出版的有些套头书，也有自己的符号，如《功绩科学发现趣事》。
我们想象一下，一本上角留有三、四进位制通用索书号地方的书籍，一看上去就可马上获得我们今天一切徒劳的那部分信息。索书记号的数目和方案应该最少，一切都应该像街道名称和门牌号那样简单。记号可做成彩色的，以便颜色也给我们带来一定信息。在这种情况下，索书号的容量还可增加几百倍，可包括风格、体裁、主题、事件发生地点及时代等等。
过去在手工生产时代，人们到市场上去，可提这样的问题：有没有某某人做的麻布。自然，今天我们到商店去，不会说“给我一块布，是某个织布女工用棉花织的”，而是简单地说：“给我一米蓝条印花布”，讲清了布的名字、颜色和数量。
换句话说：在物质消费部门，大批量生产早就规定有符号，但我们已经习惯于此，从而没有注意，也没有去想。但是，大批量生产的现在已不仅包括物质部门，精神、文化、美学财富也在大批生产，大批使用。而大批量使现有的陈旧符号系统变得没有效率，所以，忘却名字和改用更完善的体系是必然的。这是合理的理由，除此而外还有一个更高级的理由。
我们知道，作者的名字，创造者的名字——这是特殊的个人印子，“智力所有权”的记号。这种所有权给掌管者以物质优先权。不过，刚出现“智力所有权”这个概念，就像怪物一样马上变成了最疯狂企图的对象，而且其程度不亚于物质所有权。更为奇怪的是，极其积极醉心于此的人中间，包括有盛名的、伟大的甚至天才的人们。不言而喻，这个问题是足够复杂的，“智力所有权”在所有时代都不属严格遵守的法的范围。因此，许多伟人在所有其他问题上是极其规矩的，但在借用别人的情节或思想方面看不出什么道德。至于东方，那么往往一般很难说到“智力所有权”——情节和想象是最传统的，从一部作品转入另一部作品。这一切说明了一点，即“智力所有权”的概念本身有一定的社会习俗。
科学中也经常发生对其他场所的类似袭击。几乎所有伟大的科学家无论如何都会卷入优先权的争论，这就并不偶然了，如法拉第，甚至还有牛顿。而伽利略以怎样的热忱捍卫了这样一件事情：正是他而不是别人发明了望远镜，他，又同试图把这个荣誉说成自己的那些同事展开了怎样的争论！这种争论迄今仍未停止。
并不是一切人总是像对待财产一样对待智力成果的。民歌、童话的作者没有给我们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并不力求这一点。契诃夫说过这样的思想：将来总的文化遗产不将分为“个人财富”和“作者所有权”，后代人不再单独说是契诃夫还是柯洛连科等人，而干脆叫做八十年代的作家。
很清楚，未来的人们不将特别关心智力所有权、优先权、发明证明、物质奖励和荣誉等问题。试想，他不是在自己发明证书的赞扬声中得到满足，而是在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中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智力产品上个人名字的印鉴，也失去了自己的意义，崇高的道德品质把创造提高到了无名状态。
对于这一观点，可能并不是大家都同意的，或者不彻底同意。
[本文选自《2000 u òαлee》。陆柳松 张陆燕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