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未来的推测，一直是大家喜爱的一种消遣；几乎每一个人在其一生中毕竟都会对自己的命运抱着“姑妄言之妄信之”的态度偶尔卜测一下。但是，直到最近以前，较大规模的预测还只是诗人和先知的事，他们这些人被认为是享有特殊的洞察力的。现在事过境迁，不再只是他们的事了。今天，要是有什么商人、官僚或公众组织感到需要知道未来景象，他们就去向一类新兴的知识分子，就是所谓职业未来学者请教。这种新的思想家与老式的先知不同，他们认为自己是一种作风严谨的分析家，研究各种支配社会、政治和经济倾向的规律及其相互影响的。未来学者与别的许多开拓新职业的人不同，他们现在已经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果。二十五年以前，研究各方面未来学的学者还不存在自己的组织；今天已经有二百多家研究所产生了未来学各方面的成果，其中好多家与政府和公司订立合同，从中获取资金二百万美元。
尽管未来学的发展，这样风起云涌，看来是多么受人欢迎，然而受到的批评有的也很厉害，特别是在知识界，简直是毁灭性的。经济学家Lester Thurow把未来学研究称作“知识界的一种形同看手相的玩意”，他指出，由于对当前焦急不安，那就自然会对未来心神不定。有一位名叫Robert Heilbroner的社会思想家和经济学家说：“这类赶时髦的事情玩弄的花式真多得不得了”，又说：“人们对于长远的预测实在太过于认真了。”的确，对于五年多以前所作的预测，仔细检查可以发现表示预测准确的记录少得可怜；而且好多智囊机构正在研制种种预测，汇总起来，所形成的，并不是头绪清楚的关于未来的观测，而是一幅扑朔迷离的相互矛盾的景象。
然而，与早年圣经里的启示录相比，甚至与本世纪初的H. G. Wells的小说相比，未来学确实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在近代科学出现以前的历史上，“未来”和“最终状态”之间是没有区分的。圣经里先知预告未来，提供的是有关上帝创造世界的最终目的的景象，而不是某种进化的过程，甚至Aldous Huxley和Jules Verne的比较具体的未来景象，所指的也是历史潮流的必然归宿，不过这是由推理得出的，而不是神学性质的了。
近年来人们逐渐接受一种观念，认为历史并无不可变更的铁的规律，而主宰一切的上帝也是不存在的，所以未来是属于人类的，职业未来学就是符合这种观念应运而生的。同时对未来的担心还有一种新的缘由，那就是冷战，这种新职业的产生也是与之相应的。全国第一所智囊机构是兰德公司，由空军和道格拉斯飞机厂于1946年建于加利福尼亚的圣莫尼卡。它的任务是在军事技术的设想方面超过苏联。但是不久以后，该公司的工程师和物理学家开始不安于工作，其部分原因是嫌兰德公司眼界太狭。于是，1961年该公司的一名分析家Herman Kahn离职至纽约另建赫德森研究所。1966年另有两位分析家Olaf Helmer和Theodore Gordon离职另建未来研究所，Gordon又于1971年在康涅狄格组织未来研究社。那时未来智囊机构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以迎合大批公司和政府机构日益增长的需要。
凡是属于人的事物，都无不与未来学者相关；任何东西的未来他都可以研究。能源研究是五六年来他们赖以谋生的事业，而且以后长时间内仍可保证他们不致失业。此项研究耗资甚巨：西海岸一家巨大的智囊机构国际科学研究所分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给能源部拨款275,000美元，研究太阳能的适用性问题。有许多智囊机构就世界经济和地理政治形势发布十年预测。
这类研究报告，如果没有公司和政府的委托和支持，那是不会写出来的。对于需要制订长远规划的企业，未来学者可提供立即可用的情报（如今后二十、三十或五十年内需电量的大致估计），以供该企业内编制数字时参照应用。但是大多数公司企业，在雇用智囊团时心目中一般并没有这样具体的打算。跟未来学者打交道的总经理中，大多数都承认，他们公司从来没有根据一次长远的预测制订过一项具体决议。他们去找这类智囊团时往往并不抱有那样具体的目的，而是去摸大情况、大趋势——例如，怎么使自己的企业适应变动着的经济形势。通用电气公司的Jan Wilson在谈到该公司新制订的“相互作用多级计划系统”时说：“我们应用长远预测作为制定战略规划的出发点。”Wilson承认很多长远预测并不准确，但是他仍然感到，甚至不准确的预测也可“迫使大家更加细致和明确地对未来作出设想”。只要是一个像通用电气公司那样的企业，在对于未来的设想方面，每年花20,000美元总是花得起的。
由于大多数未来学者对于顾客所需要知道的任何事情都愿意作预测报告，各个研究组织的工作技巧就往往很相像。然而在性质上还是可以看出区别的。有些组织喜欢搞具体问题和有关定量的问题，煞费苦心地搞出通常是有关社会科学的非公开材料。有的设法提供巨幅画面：世界史的全景、社会秩序和价值的变更、新兴意识的崛起，最后，还有些不着边际的未来学派，他们的工作简直玄之又玄。他们是很难找到主顾的。
纽约的世界游戏研究中心似可属于这最后一类，现在这个三人小组正在积极研制星图隧道计划，这是一条准备在新墨西哥方山依山凿建的二百英尺隧道。他们打算在隧道里设置星图，表示最近25,000年来地球和群星的位置；据发起人和中心所所长Mico Delianove说，建成后政治家和普通观众均可潜入隧道，体验一下“地球作为生态系统的情况”。只要捐款人能由现有的三十万美元增付到—百五十万美元，星图隧道就可由计划图纸搬到沙漠地区去施工了。核查一下这个中心所过去的情况，可以看出此项善举毕竟要终成泡影的。他们上J次的计划是修建一座能解决世界粮食问题的太阳能冷藏库，这在纸上看来也是一项宏伟的计划，但是Delianove表示“有几处毛病还无法指点出来，我们还要好好研究”。
比较起来，那个称为未来社的组织，虽然所取的名称说明他们有些任性，而且每年有两百万美元收入，却是未来学者之中一批相当谦虚的人。
他们的总部设在哈特福德郊区，室外布置精美，景色宜人，室内窗明几净，一尘不染，这一切弥补了环境缺乏未来化气氛的缺点。大多数研究人员科学根底很浅，例如，有一项主要研究计划的负责人Jan Cohen起初不过是一个秘书。他们工作起来都口口声声说要多加小心：例如，人口专家John Stover说：“大多数预测往往没有考虑到说话应当留有余地，总有几分属于未定之天，才是合乎情理的。”
未来社的收入，大部分是他们为个别单位研究具体问题而赚得的。例如，为能源部及其他一些机构研究能源消费问题，为美国劳工部研究妇女参加劳动的情况，为国际开发署着手一项有关第三世界人口及其对经济影响的科研计划。上述研究中有的甚至根本不谈预测。例如，为能源部所作的关于能源消费“背景材料的战略分析”，对于未来情况没有进行任何推测。未来社副社长Lillian Deitch说：“请你们不要认为我们在作什么预测，我们只是在拟定计划目标。”他们检查选用某种能源可能预料的后果，比如，加速生产煤与煤藏量和列车装载量的关系。至于该项研究的目的，那是能源部的事。
未来社还进行一系列所谓前景挤究，先对市场进行监测，由此对于各种承购人的动态提出十年预测。这类研究目前涉及医药和医疗用品以及消费品市场。承办人和庞大的情报系统建立联系，每项监测数字多达一百多种，该情报系统由一组称为未来机的计算机系统组成。虽然市场状况往往变化无常而难以预测，他们在收集情报方面常常愿意花艰苦的劳动，而承办人，特别是较小的客户常用此项情报作为原始数据，例如1990年冠心病和血管扩大剂的销路就是这样预测出来的。
如果说未来社工作态度比较谨慎，工作中心比较狭隘，那么，赫德森研究所及其奠基人和首脑Herman Kahn则完全不是那种人。他的研究所总部办公处隐居在纽约北面高级郊区，饶有农村风味的赫德森河畔的克罗顿。在森林中间圈出一块占地22英亩的院子，内有七幢建筑古怪的都铎式大楼，其中有一幢以前曾用作精神病院。这里并不是忧心忡忡、苦思冥想的地方。这里现在已经被人称作赫德森河畔的Herman，以其乐观豁达，思路宽广而又缜密著称远近。
赫德森研究所雇有三十名全日工作人员，共有四个办公所，分设在三大洲，机构虽如此庞大，但都由Herman Kahn一人控制。他才智出众，无所顾忌，咄咄逼人。起初，Kahn因在选题上有怪癖的爱好而名声很坏。他喜欢的怪题有“保护黄金免受核打击的实用性”，“用象棋作为热核战争的模型”，又如“百万人口的死亡”这一术语就是他造出来的。六十年代中期，随着末日决战热的逐渐冷淡，他改弦易辙，看中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摒弃了过去所迷恋的世界浩劫这种，题材，转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主张全球性的乐观主义。于是评论界就攻击他，说他这样干是机会主义。Kahn的许多反对者指出，不论谁想雇用他，Kahn似乎都可以热情洋溢地讲一套他喜欢听的新闻。有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声言：“只要给他一块钱，Kahn就会滔滔不绝地什么都肯说，什么都肯出卖的。”
这样的指责也许是不公正的，Kahn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论点而滔滔不绝的。这个身材魁梧、络腮胡子的杂家，是一个能言善辩之士，他喜欢挥舞着他粗短的前臂，唾沫横飞地说出他肆无忌惮的建议，然后滔滔不竭地为它辩护，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社会唯一的最大问题，基本上是维修保养问题”，他这里说的是指机械技术不合格。否则，他说“石油输出国组织是无法控制市场价格的，甚至一个卡特尔也做不到。”Kahn仍然抱着难以想象的奇想而乐此不疲、仍然用他惯常的口气为他的热核战略花招辩护：“你如果对于这件事不作任何设想（指战术方面），那你就是猥琐无能，简直不能再算人类的一分子。”
甚至批评Kahn的人也承认他博学超群，绝无仅有。小至矿藏细节，大至历史潮流，他都精通，他能从一个知识领域一跃而跨进另一个知识领域，中间停顿的时间只够他说上一句：“你首先必须带几分谦虚。”一旦他兴奋起来，他本来就讲得很快的话，要加速到超音速的程度；他又会在对方讲话时，中间突然插话，热烈到如此程度，跟Herman Kahn简直是无法辩论的。
Kahn的书几乎千篇一律地一开头就有一篇“论世界史中的多种倾向”的文章，谈到最近五十万年来十四种进化特征。这种注重原始史的精神，也充满了赫德森的种种计划项目。经Kahn私人访问各公司巨头而组：织起来的“公司环境计划”，为四十家跨国公司提供长期和短期监测世界潮流的情况。该计划的目的，用所长George Whitman的话说，就是“为各公司展示世界概况，特别注重某些当代的问题。”在此计划中所讨论的项目有：“大西洋贸易的新情况”，“独身家庭住房骤增（省前）的终止”以及——Kahn自己撰写的——“美国阶级斗争的新类型”。
赫德森研究所还为政府机构和一批公司进行范围宽广的个别问题的研究。这里Kahn的影响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研究所的一系列有关若干国家和地区（日本、朝鲜、巴西、南非等）的未来的报告方面。此外，研究所还发表了数量惊人的文章和书'籍——到目前为止已有五十大本——，所拥有的读者，数量之多，为大多数其他智囊机构所不及。
虽然赫德森研究所每年的收入和未来社相近，而且有不少公司巨头热心赞助，俱是研究所和Kahn的运气在逐渐坏下去。当前第一流的几个未来学家承认，Kahn的一些十分言过其实的主张使他们很为难，有一位国际预测机构的分析家Norman Nisenoff，认为Kahn的“步调与任何实际事物脱节很大。”虽然参加“公司环境计划”的成员相当稳定，而且大部分捐款人仍然为激动人心的理想着了迷，但是有些成员没有这样的印象。碳化物协会的经济权威Neil Holden发生疑问说：“赫德森的方案真是说得天花乱坠了，可是跟我们可有什么相干呢？”
正如任何新的知识领域的探索者一样，未来学家十分注重方法学问题。一个人要想象那还没有存在的东西，他该怎样呢？未来学者不像孙行者那样生就一对火眼金睛，没有洞察人类命运的本领；他们所具有的知识和你我以及其他人一样，在于现在和过去。因而他们所能做的是研究各种倾向的发展和相互影响的来龙去脉，并且对那些可能改变上述倾向进程的事件进行推测。这在实际上和气象学家预测天气和我们大家考虑投资的情况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未来学者想办法给这种标准的演绎法弄了一个新的名称。例如，未来社给他们自己的方法学杜撰了一个术语“趋势影响分析”。未来社在美国劳工部委托拟定的关于妇女参加劳动大军的比率的报告中，列举了九种可能影响当前增长率的事态。其中包括出生率的增长、离婚率的减少、经济上的一度衰退，以及联邦全部就业法条文的订立及其执行。每一个所列举的事态都标明发生的时间，可能在1982年或1990年，还写明“最大限度的影响”（即事态会改变倾向的程度），以及产生影响所需的年数。未来社怎么确定日托托儿站有35%的机会能在1990年广泛设立，因而妇女参加劳动的数字增加20%？Lillian Deitch说：“这样归根结底必然成为一个如何判断的问题。”
因为不论反复研究和深思熟虑所得的资料如何可靠，判断的精确性终究是可争议的，所以未来学者通常就更改方针，从预测转为提供“多种未来的可能性以供选择”。这种方法可以避免预测错误而感到为难，因为分析家并不对结果给予预测，而是拟制二组方案，或者说，描绘有关未来的几幅可能的景象，而各种方案或各幅景象的可能性并无多少之分。虽然任何决策人都无法根据十种分量相同的方案决定策略，但是他对于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可以有所认识，也可对表面上不相干的事件的内在联系有所认识。
现在几乎任何智囊机构都能熟练应用这种组合方法，而促使其普及的人之中，作用最大的是Herman Kahn。在他对核灾难发生兴趣时期，Kahn推测过某一敌对行动后产生的一连串的后果；他又把这种方法应用到他的政治和经济思想中去。1965年，Kahn和Edmund Stillman及William Pfaff受航空和宇宙航行空间工作者Martin Marietta的委托，合编了一本论述世界政治军事秩序的长篇论著，篇名是“论未来的多种可能情况”，他们在这本论著中探索了十五种方案，即十五种未来世界的不同景象，例如：未来世界的统治者可能是俄国侵略者，或者是一个新的欧洲联盟，或者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新兴的国家。
这种组合方案法存在着自己的问题。这一串智慧发出的连珠炮，很可能完全没有击中目标。在“论未来的多种可能情况”的十五种方案中，没有一个考虑到中东会产生新的权力中心，也没有一个谈到可能发生一次争夺面临衰竭的能源的冲突，而这是今天似乎可能导致大国之间战争的最近乎情理的诱因。然而，这一套方案、由于它有较高的消遣价值和较低的冒险性，几乎必定会广泛流传。
实际上，未来学者唯一不愿讲的问题是命中率如何。当然不会有人愿意给智囊机构出钱，以总结它过去的业绩，至于它ff F自己，那是由于心中恐慌而几乎一个也没有进行过总结。大多数未来学机构对于现代基本倾肉的后果，讨论得相当充分了：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第三世界的加速发展，诸如此类。但是如果要未来学者回顾一下具体的能正确预见倾向变化的长期预测，他们就只好含糊其词，“王顾左右而言他”他们不仅预测过许多事物而至今未见其实现，而且决定过去十年来进程的主要的社会大变化，他们全部没有测准。经济学家Lester Thurow总结了观测失败的事例，说“这些人只有他们能预告变化时才有用。但是关于越南战争、人口增长率的突然降低、结构通货膨胀的出现，以及妇女参加劳动大军的潮涌之势，如此等等，他们之中有谁预言过呢？”
七十年代最重大的事件，即1973年石油涨价三倍的事件，也不过稍有预示罢了。Kahn和B. Bruce-Briges在他们1972年论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著作《即将面临的事物》中，甚至没有提到资源短缺或能源短缺问题，而仅仅在他们讨论“长期慢性对抗”时约略地带说了一句“第三世界没有什么经济力量”，“对于世界斗争起不了什么作用”。未来研究所在197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的确料到能源危机“会较早而不会较晚”发生，但还是认为中国会断然拒绝与跨国公司打交道，会拒绝接受国外长期贷款，还会拒绝与美国进行公开的大笔贸易来往；把伊朗描述为“在第三世界这一变幻莫测的海洋里的一个稳定的岛屿”；而埃及则仍然毫不畏缩地与西方敌对；如此等等。
虽然人口统计方面的倾向，被普遍认为是预测行业中最拿得稳的赌注，可是无论专家或未来学者都没有料到六十年代中期婴孩出生率的猛增会戛然而止。美国人口到2000年的数字，过去在计划中一般预定为三亿多，可是据现在估计，甚至假定移民会比通常预料的多得多，到那时的人口总数大致也只在二亿六千万左右。至于妇女之突然涌入劳动大军及其对美国就业体制的影响，这也是任何人都没有思想准备的。Herman Kahn在1985年大着胆子随意猜测，说是到2000年妇女参加工作的比率要达到42%，实际上现在早已超过50%了。
未来学者历来对于经济方面预测的成绩很蹩脚，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这方面的甚至短期预测，其测准的概率也不比掷殷子高多少。未来学者在六十年代的研究中认为，如果事情非常不妙，通货膨胀会稍稍上升，接近4.5%，而情况尚好，则会保持在更为平稳的水平。通用电器公司1967年出了一份由普享盛誉的未来学者Ian Wilson拟定的报告《我们变动着的商业环境》，文内大致包含下列错误：世界经济爆炸性的发展会成为永久性的；市场和经济一般将稳定得多；美国的失业率预计在，3%至4.5%之间波动；黑人青年大约有50%以上就业。
可见未来学者的工作往往有点像扣盘扪烛，盲人摸象，这一般不能怨他们办事不力或盲目从事，而主要是因为事情实在难办。对于支配经济、政治或社会生活中发生事件的规律，我们根本一无所知；而且这些规律到底存在与否也不知道。我们这样无所作为，如在几世纪以前，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那时的技术和社会秩序，一般可以相信会长时期在原地踏步；但是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空前动荡的时代，我们体会到我们对变化规律的认识多么肤浅。“研究未来的工作愈感迫切，那就愈益困难。”未来研究所所长Roy Amara这样说。
但是未来学者并没有由于陷于茫然无知的可悲状态而被吓倒；相反，他们发起了一项探索某种能在智能方面一劳永逸的圣杯运动。有一位电子计算机方面的奇才Jan Forester设计了一个世界模型，用于罗马俱乐部重大的关于“发展极限”的研究工作，采用了“康特拉捷耶夫循环”（一种五十年盛衰循环）来解释世界经济，Forester说，这一循环预示八十年代中期要有一个萧条时期。可是，另一方面，W. Rostow却认为这一循环预示八十年代年景很好。国际科研所有一个沉默寡言、四平八稳的经济学家Gary Fromm对于“康特拉捷耶夫循环”抱根本否定的态度，但是他开始研制一种大灾变理论，本来是一种数学方面的理论，用于社会科学后，就认为可以预示任何系统里的脱节情况。Roy Amara在探索一种“统一场论”，相当于爱因斯坦希望能解释一切物理现象的定律那样的一种能解释人类所有事物的包罗万象的理论。Amara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出什么好预兆。
看来，未来学的未来，目下可能还会像过去那样纷繁杂乱。当然，要求所有的学者共同拟定一个项目，那是不合理的，但是未来学者的预期竟如此天差地别，给人一种印象，好似任何一种观点都可以是有道理的。例如，有些撰稿人认为世界人口最终可达二百亿；据赫德森的猜测为一百亿；而世界环境保护观察所所长Lester Brown认为有希望人口只增长到六十亿为止。关于石油价格的预测，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假定能源部一位官员，关心今后十年内的石油价格，那他愿意听到什么价格，就向什么人咨询，例如，若问国际预测所的Norman Nisenoff，则可以得知这段时期石油价格将上涨二倍，如果请教最近跻身未来学界的《商业周刊》撰稿人，则可获悉石油价格每年将上涨2 ~ 4%，或者说今后十年内大致上涨40%；倘使雇用Herman Kahn来问他一下，则可获得石油的真正价格竟会降低的消息。未来学者都一致认为，今后十至二十年甚至要比以前几十年更加反复无常：Kahn把即将来临的时代称为“不安的时代”；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所所长Willis Harman，利用《夫路历程》中的一页称之为“绝望的深渊”。但是在比较遥远的将来的前景方面，未来学者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有的预料本世纪末情况真的开始变坏，而有的却认为到那时我们倒会摆脱担心害怕的境遇。
七十年代浩劫论者又走运了一段时期，非美活动盛极一时，雄辩地说明进步思想实已衰亡；由此可见非美活动看来仍然是美国公民感到理应从事的活动。《增长的限度》的出版，使大灾难说又流行了一段时间，该书的结论令人震惊，认为工业体系在接近本世纪末——也许还要更早——可能要“发展过度而崩溃”。Lester Brown认为：“我们的主要问题先要变得很糟，然后才会好起来。”他把他的世界观察所看作潜在环境危机的“早期警报系统”。有一位名叫Edward Cornish的报纸撰稿人，曾经上过未来学名流的当，现在在编辑《未来学者》杂志，他提出了“一个五十对五十的几率，认为我们现在那种高度工业化形式的文明，五十年后在我们周围就不再存在了。”文明可能还会继续发展——但是大灾变要使它麻痹僵化一段时期。
对于否定派头子的这些胡言乱语，能严词以对的是无所畏惧的Herman Kahn。他认为，现在尚未完善或有待发明的技术确有很大的发展余地，所以“我们所有的技术问题可以在25年内加以解决；像粮食短缺这类表面上看来十分严重的问题，实在太夸张了；这些问题可望于新技术到来之时迎刃而解”。Kahn预料在“不安的时代”的混乱和分裂状态之后，情况会逐渐好转，到2175年，世界人口约一百亿，所生产的价值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20,000美元（按现在的币值）。在我们以后工业化时代的浪潮汹涌澎湃，我们将在这富饶的海洋上泛舟遨游。
Kahn在其乌托邦式的理想方面志同道合的人不会有多少。Willis Harman竭力反对Kahn所说的高度技术世界，显然是一个极度的悲观主义者，他曾写道：“工业化世界可能要接近它的最低阶段”，他预见到Kahn《埃尔多拉多》一书中所描写的惨相的演变程序，并给以自然主义的描述。Harman预见到今后25年内的危机和由此造成的同样严重的价值危机。通过这样严峻的考验会产生一种要求在社会和宇宙中充分发挥本人才能的“坚韧哲学”；这种新的精神是供人分享的，是符合生态学的，是需要节俭的，是属于心灵上的——就是Kahn讥讽为“第三意识”，而这种超然状态，在Charles Reich的论著《美国的常青》里有所描述。Harman觉得这种变化早已开始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他应用一份调查报上的话指出：“美国大约有一半的人已经由于感受了一种神秘的经验而生活起了变化。”
尽管未来学界在过去有过一段并不光彩的记录，而在迎接未来时又显得那样凌乱不堪，然而未来学又不能干脆取消。无可争辩，就事论事，自然而然是订不好计划的；要设计一个经济项目或一座城市而不对未来有一个设想，正如要组织一次旅行而不考虑一下未来的天气一样，当然是搞不成的。未来学方面的大哲学家Bertrand de Jouvenel写道：“各国政府很容易遭受管理危机，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办法是能在形势尚能加以转变时及时了解……。换句话说，要是无法预测，那就实际上没有作出决定的自由。”
也许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小孩和洗澡水之间的那种一致公认为一望而知的何乐不为的抉择，因为目前的未来学还难以提供如此显而易见的远景，我们所需要的只好是比较粗浅的未来学，而目前的未来学者应该更加战战兢兢地小心从事，加紧争取步调一致，共同努力，以求了解支65各个领域的规律，然后才能有把握采用联系各种科目的交织网。这种未来学，若用于预报牙绒的用途和销路，可能要相形见绌；但是它可能帮助我们渡过正在面前的路角悄悄地等着我们的特大危机。
当然，如果我们同意希腊人的说法，认为“命运的威力之大，不是你我，也不是神仙所能驾驭的”，那么，未来学是否需要，就成为可争议的了；然而我们认识到，我们今天所作的决定——关于技术部署或资源组织等决定——会影响未来，虽然未来是怎样的景象，是Herman Kahn还是willis Harman或Lester Brown所说的，还要拭目以待。未来应该是怎样的面貌这一最终的问题，未来学者是解答不出的；那应该由社会本身来决定。然而，在这伦理学上的舆论取得一致以前，未来学界必然会像今天一样党同伐异，争论不休的。
[Saturday Review年12期24 ~ 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