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市郊的米拉马尔理论物理国际中心是十年前（1965年）在国际原子能机构（AIEA）的支持下开始工作的。自1970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也参与管理，跟AIEA处于平等地位，因此目前这一中心同时附属于两个国际组织。它的第一任和卓越的负责人是萨拉姆（Abdus Salam）巴基斯坦出生的物理学家（由伦敦大学的皇家科学技术学院派出）。当他于1960年作为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的代表时，就是他第一个提议创建这个中心、这里我们向读者介绍，萨拉姆对于话题十分广泛的各种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涉及到在为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革新所支配的世界中我们人类的未来发展。
——UNESCO《Impock：science et soaété》编辑部
问：您领导理论物理国际中心至今已十余载，请问这项尝试是否对新兴国家有益？
答：是的，我认为在这十年内，我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物理学研究和专业教育中，就规范和质量方面，引起了一场小革命。我们已经察觉到这些国家对极其有才能学者的人力和智力上刻不容缓的需要，而我们大体上已知道如何对付这一问题。我们还证明了联合国组织在许多方面都有能力满足这一特殊需要。请允许我以一些数字来说明我的话意。
这个中心与十年前朴实简陋的开创伊始相比，规模上已有可观的发展。目前我们在这里接待92个国家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其中66个是“发展中国家”。现在访问者的人数已达每年800名（其中400名来自发展中国家），他们在我们这里逗留数星期至12个月。而在十年前我们每年仅接待110名访问者（来自35个国家）。再举资金使用为例：我们的预算约三分之二用于帮助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们。被邀请的科学家每年发表160至170篇学术报告原作，其中半数以上出自第三世界专家之手。就数量而言，经验证明，超过我们的期待，国际中心的成功之点就在于满足了明显表现出来的一种需要。
问：与其说国际中心是一个研究机构，不如说它是一个培训机关，是这样吗？
答：基本上是这样。我们不能与培养科学博士的大学相媲美。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使一些人避免学识质量下降，其中包括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和在发展中国家献身于教育和研究工作的人。世界上尚没有任何其他公共设施是着眼于对上述第一类人的关心，至少还没有建立专为发展中国家的这般机构。请允许我再引用若干数字：在如巴基斯坦那样拥有六千万人口的国家里，最多只有四十名在职的物理学家尖子。负责教授近代物理学，为政府出谋划策，复审规划，撰写新的教科书等等，这许多重任都落在这四十位学者肩上。
即便这些专家们在专业方面稍微有些僵化，都会影响巴基斯坦自然科学的前途，给整个社会带来无法估量的不幸的后果。在如联合王国那样的国家里，物理学家们会有许多机会跟同行相逢（其中有人是创造性研究的尖子）；有许多机会出席学术会议和代表大会；有许多机会跟踪物理学的进展，而不仅仅是从阅读半普及的出版物中获取信息。
如果您生活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情况就迥然不同。所以，除非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经常与能动因素——人或机构频繁接触，不然就会落后于他人，受到的教育到那时已变得过时，你教出来的学生在科学上可能毫无学识，这样就开始了恶性循环。
问：怎样做才能避免呢？
答：在联合王国、资金不仅可使用于开拓物理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且用于关心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使他们在学识概念上永葆青春。之所以会这样，这是因为整个社会以及特别是（政府）调研顾问们懂得这是有关国家活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发展中国家也理应如此。可惜，有些国家（这也正是它们落后的一面）尚没有领悟到在这一方面的责任性。
我们国际中心的存在正在改变这种情况。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建立补偿的规划：它们部分地为各种尝试提供资金，以便使它们的物理学家在同行中间保持杰出的地位。这一行动将随着时间渐趋扩大，然而应当清楚地看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将面临满足巨大需要的挑战。尽管满怀诚意，它们仍不能为从事比博士工作更高深的研究工作的这一类人才提供所求的一切。就我个人来说，我主张倒是联合国有责任集体地来关心这些专家们。
我们国际中心的创立能够使发展中国家的专家们置身于他们学科进展的前沿。不管以什么样的准则来衡量，这些专家总归是那些国家的宝贵财富。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应当拥有一批优秀的学者，他们不但要熟悉全部基础学科，而且能以杰出的判断力和权威性替政府和社会出谋划策。
我上面提到的四十名巴基斯坦学者是这个国家的活力的象征之一。这40乘以80或90，也就是说乘上发展中国家的数目，得到总数约为3,500。在这3,500名无价之宝的专家中，有一部分人正是我们关心的主要对象。我们向他们提供一切可能，使他们能与一个朝气蓬勃的研究中心保持密切的联系，帮助他们在国际中心经常作短期逗留，而本人仅负担最少的开支。我们也为他们提供不同学科的比大学更高级的培训之便。但本质上，这个中心是一个研究机构，从这一点上我可以说我们的主要成就即在于使物理学更上一层楼。
名列前茅
问：你们的动机是要创建一个出众的国际中心吗？
答：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首先，这是一个专门为高级研究工作服务的地方、主要基石是来自贫困国家的那些专家们的业绩。他们对建立中心作出了贡献，可以引以自豪，他们拥有充分活动权利，我们应给他们以全力支持。你不能想象我们机构的建立使第三世界的物理学家们的精神振奋到何种程度。
我想起在1962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全会期间，通过创建理论物理国际中心的投票刚一结束、我的一位挚友（杰出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奖得者、美国代表团顾问）转过身来对我说：“萨拉姆，你已成功地获得为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国际中心的多数赞成票，然而，对从事物理学工作的人来说，这中心本身也是处于发展途中，我回答他说：“教授，我向你许诺，这个中心将以卓越的成绩使有一天被邀作为客人到这里来访问的人感到无上光荣。”从1968年起，我已能邀请我的朋友到此做客。他在复信中亲切地写道：“应邀访问这样一个享有声望的物理学中心，我实在感到荣幸。”
问：你们怎样挑选应邀的专家？
答：以个人名义受邀请，需根据其专业水平严格选择。我们进行此项工作，全然不采用官僚主义性质的机构所惯用的方法。
正如大概您已知道的，我们的财力是很有限的。* 如果说我们成功地照料了这么多的人，这是由于我们仅向访问者要求为顺利进行工作所需的那样一点点金额。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这里收到的每日开支，也同任何其他人一样多少。国际中心依附于联合国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被人看作为是庞然大物，因为大多数搞科学的人在对联合国的看法上总是理想主义者。人们看到他们准备比做其他事情更加心甘情愿地全力以赴。
问：难道你们接待的不正是科学世界的精华吗？
答：问题的确涉及科学和知识界出类拔萃的人物。可能有人会非难我们这些纯粹物理学的专家们沉浸于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而不注意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让我们来看看这一断言是否公正。
举一个才学出众的、名副其实的、国际上第一流的研究者为例。假定说他出生和工作在加纳，我觉得所有知识团体的责任是鼓励和支持这位屈指可数的有非凡才能的人。他不仅属于加纳，且属于全人类。
至于尚未到达这些顶峰的人（不管在哪个国家，这类科学家占大多数）和在发展中国家主要献身于“切题的”突出任务，即大学教育工作的人，他们常招致如下责备：为什么这些人在可自行选择决定研究项目时，不更多地考虑社会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理应懂得在发展中国家教育工作是一项压倒一切的繁重任务，以致通常肩负教育重任的人实际上根本没有时间从事研究工作。不过，有时候批评可能有充分根据。偶尔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这些专家中某些人，按照学业的原来方向，在物理学的深奥难解的分支学科中钻牛角尖。
于是，例如我们力求接纳一位在尼日利亚任教的相对论专家，全力鼓动他听三个月课，以便使他获得资格，能够胜任在理论性不最强的领域——固体物理学方面进行研究工作。除为个别的研究者提供“避风港*”以外，我们力图有意地把来访者引向物理学研究更“切题的”领域，就像凝聚态物理学、海洋物理学、大气物理学、地球物理学等等。如果听我们课的人已经受过高级训练（至少博士衔），出于服从权势的动机，他们容易转入更加趋向于实际应用的一门学科。
这是否意味着在国际中心有未来的爱因斯坦，由于你所叙述的那些约束，这新的天才很可能没有显现出来？
爱因斯坦，您知道他曾在专利局工作过。让我们再谈一些数字。我们最初的意图是为特别关心有效地完成本职任务的那些物理学家们提供三个月为—期的幽静的环境，以便使他们随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在那里重新智力充沛地工作和生活。我个人曾深感有此需要，那时候我在拉合尔（巴基斯坦）执教，知识上的孤独隔离，逼使我移居国外。我当时发誓许愿，只要稍有可能，我总有一天要力求办好几件事，使有才能的人在自己国家里生活和工作期间所遭受的知识上的孤立得以结束。
今天，我们预算的一半左右用于这项任务；另外—半用于这里提供的传统教育课程，这我已经谈过。我们未来的爱因斯坦很可能就在从所述“避难所***”得益的那类人中间，也就是说在国际中心的合作成员中，目前中心的合作成员约为70名。要是我们有资财的话，我倒希望人数达到200名。这将意味着第三世界的每一位第一流物理学家都将从我们的尽力中得益，这将终止有能力的人成群移居****，至少对物理学界来说会如此。
适当的技术培训的选择
问：当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学者和世界上已工业化地区的同行（他们本人没有这类问题的切身体验）见面时，有没有冲突或其他困难？
答：在我待在这里十年光景，从来没有存在过这个问题，在此期间有4千人在国际中心作短期逗留。
问：有一天，您曾发表意见说：“人类大家庭的每一文化传统，都给科学带来不同的思想方式。”那些到这里来访问的比较年轻的各种各样专家，他们给科学提供了什么？
答：到目前为止，我可以说他们为精通物理学献出自己一份力量。我们开展工作的时间还不够长，人类大家庭的文化传统的形形色色尚未能充分显露。
问：甚至在教育计划非常集权化的国家里也是如此吗？
答：让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情况：例如印度，在发展中国家之中，她是一个拥有组织最精良的制订规划的手段的国家之一。但是你拿在美国的印度大学生这个例子来看：在逐年赴美旅居的10,000余大学生中，我敢肯定，其中不满500人，他们的培养计划是由明确的目标所确定的。以我自己的国家——巴基斯坦来说，平均每年有三、四千大学生在英国学习，其中不到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人是由这两个有关国家选定的。相反地，我有这个印象，似乎在苏联倒是按照需要来确定规划的，尽管我不是真正有资格来议论此事。
问：关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您是否作同样的考虑？
答：当然，而我想谈得离题一些。请允许我引述古拉麦达（Gunnar Myrdal）的话，他曾经讲过，没有一个人像听过三年博士学位课程的那位经济学家如此狂妄自大，在课程结束时他自认为熬一个夜就能制订出他的国家的十年计划。三年课程之后，持经济学文凭的人变得傲慢，但同样三年之后，他的自然科学界的对应者却变得虚弱单薄：他拒绝关心他所专长的非常狭隘的研究工作圈子以外的任何其他东西。
这就是由我们大学保证的科学家培养工作中的悲剧性。在富强的国家里，事情并不十分严重，在得到博士学位之后，人们仍有那么多的学习机会。然而，在发展中国，家里这类机会就不存在。这里就需要有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国际中心从中进行干预。
[Impact：Science et Soviets，1975年第1期]
* 我们的固定收入1973年不满750,000美元。150,000美元来自国际原子能机构，150,000美元来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250,000美元来自意大利政府，66,000美元由瑞典国际开发组织提供。
** Le havre这里意指幽静的工作和学习环境——译注
*** un asile，这里意指幽静环境——译注
**** un exodi des compéitences，这里意指人才外流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