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当菲力浦 · 乔治维奇 · 斯特诺斯站在苏联电子工业首脑面前,谈到微电子技术不仅是研究工作的先导领域,而且将很快成为武器发展的关键时,苏联“电子24-71”工程便在某种意义上开始了。

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显示出在太空研究方面的领先威慑迹象:而在之前五年,苏联已在一个北极小岛上空爆炸氢弹成功,从而打破了美国预计在热核领域里的长期垄断地位。

斯特诺斯原名阿尔弗雷德 · 萨伦特,是位美国叛逃者。他毕业于美国库柏联合学院,在康奈尔原子物理实验室当电子工程师。1950年9月,当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向苏联提供有关原子情报的朱利叶斯 · 罗森堡九天之后,他便上了路。取道墨西哥,经过捷克然后到达苏联,1955年底或1956年初开始公开露面。

斯特诺斯青云直上,一方面他有美国教育的牌子,另一方面则是在由卫星狂热带来的宇航突破中,他受到赫鲁晓夫及苏联军界的宠爱。1960年他被委派到列宁格勒一个重要的设计局任总负责人,该局研究军用飞机和通用微电子技术。斯特诺斯应用先进的西方技术,组装出了一台令人吃惊的优良计算机,美国专家表示赞赏,苏联《消息报》表彰他“为国家微电子技术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69年,斯特诺斯研究所着手进行“电子24-71”工程。这是一项压倒一切的任务,其代号表明将作为;1971年苏共24大的献礼。该项工程的展开是当时乃至现在苏联科技状况的缩影。其目标是研制一种简便电子计算机,廉价投放西欧市场与日本产品竞争,以获得苏联迫切需要的硬通货币。苏联电子工业头目向赫鲁晓夫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保证,新产品将定期出现在他的书桌上。

计算机微电子的集成电路芯片并不费力地研制出来了,但该局却缺乏计算机安装技术,此外,工程师们还无法建造集成电路焊接装配场。“电子24-71”集成电路芯片预定于“24”大期间在莫斯科电子展览会上展出,工程师们在绝望之中拆卸了一台日本计算机,将里面的美国集成电路芯片打上该设计局名字参展。又拆开另一台日本计算机,套上苏联外壳,按原计划呈送给勃列日涅夫。

两年后该局才有能力进行计算机成批生产,每合成本高达100卢布(83美元)以上,而当时的日本同类产品为每台售价10美元。“电子24-71”工程以苏联标准来说是迅速的,1969年开始,1971年完成。但是这期间西方集成电路工业发展很快,而苏联却起步太晚。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便指望以发展科技来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然而,苏联当时的科研机构数量与其他国家相比甚少;苏联的科学家占世界的一半,工程师占四分之一;苏联每年的科研经费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以上——1984年估计为200亿美元。苏联培养的理科毕业生比哪个国家都多,1983年本科毕业生为45万名,美国人口为苏联的85%,却要少20万名。

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最先用火箭载人上天,最早发射天体探测器,第一个建立核电站,以及首先研究聚变能、激光和原子加速器等。

假如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以其拥有的科技人员和科技机构的数量,或者拥有的机器设备、飞机、坦克、原子武器和航天系统的多少来衡量的话。苏联不会弱于世界任何国家。但是谈到科技水平的质量则是另一回事。科技水平并不是指科技人员的水平。苏联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于军事和航天等引人瞩目的高尖项目,由此却导致了二流的民用工业,使得科学家们的才智得不到充分发挥。

自从1901年诺贝尔奖颁发以来,370多名获奖者中苏联占10名,美国占137名,最近十年,苏联只有1名。

关于苏联科学,确实有许多令人瞩目之处。首先,它集聚了许多富有才智的精英。科学被苏共认为是进步、繁荣和国家安全的象征。科学家在苏联享有殊荣:正教授的收入是大多数从事工业者的10 ~ 15倍;高级研究员拥有别墅,享受特殊的医疗待遇。他们像电影明星一样到处受人尊敬。

其次,科学知识水平和地域分布很不平衡。苏联科学家分为理论和应用两大类。前者属于大学和科研所,主要是苏联科学院及其研究机构。后者主要是部委科研所的工程师和从事军事研究的科学家。部委科研所的几千名科学家水平堪与西方相争,而从事理论研究的大多人却水平很差。绝大部分最优秀大学和科学院科学像集中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

第三,科学在苏联是国家的一种职能。先由党的高级机构决策,再通过各部和计划委员会、科技委员会、科学院及研究教育机构等层层下达,这种状况往往造成延误时机。例如,60年代,分子生物学在西方成为科学发现和新技术开发的热门科学,苏联许多生物学家也许早就知道了,但必须等有关部门什么时候认识到其重要性并提供必要的资源才能着手进行。

第四,由于权力集中,使得理论科学中的先进思想在转变到应用科学的过程中,由于反复论证而变得残缺不全。科学院研究机构与部属研究机构互不通气,即使是卓有成效的想法也得辗转经过科学委员会到工业研究机构,这种途径有许多潜在的障碍,新技术总是在犹豫不决中付诸实践。

第五,也许妨碍苏联科学同西方竞争的最主要原因是缺乏各种思想的自由涌现。苏联科学家大多与西方隔绝,重要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与外界隔离,理论科学家与实验工作脱开,应用科学家同设计制造环境分离。科学家按制度和部门分开互不往来。

为了按制度致使信息外流,各个研究所都设有由克格勃控制的“第一部”。克格勃有权审查科技文章内容,制定秘密研究的安全措施,审批出国申请,保存设备和机器样本等。

第六,苏联科学的历史,是以政治领袖直接不断地全力引进西方成果而著称。这可追溯到18世纪的彼得大帝,他向他的臣民引进了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并仿效欧洲建立起科学院而由政府控制。

二百年之后的1917年,俄国只有几千名科学家,大多是在国外受过教育的贵族。两年后,科学在俄国已受到灾难性的破坏,濒临崩溃。列宁发出号召,要培养一代“革命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接着建立起各种研究所,大部分设立在被剥夺的贵族宫殿里。

斯大林1929年执政后,立即着手推行列宁庞大的现代化规划、以改变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但是为了巩固权力,同时也动摇了苏联科学的基础。科学家、工程师被看成社会的上层渣滓,“破坏”进步,侵蚀新生的社会主义在“强化阶级斗争”的旗帜下,数以千计的高级科学家受清洗,并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以“唯心主义者”或,“敌对思想传播者”的罪名被逮捕,其中包括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列夫 · 兰多。权威数学家被指责为“数学战线的蛀虫”而受到关押,苏联飞机设计的开创者安德鲁 · 图波列夫和后来航天计划的负责人萨杰 · 科罗耶夫被监楚,还有许多专家也受到迫害。迫害领域涉及生物学、冶金学、流体力学、电子学、农艺学和医学等。许多人死于劳改或被处决。

苏联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国内迫害知识分子提前结束。斯大林开始在古拉格集中营中寻找科学家和工程师,一些人被征兵,另一些人被疏散到乌拉尔以东地区,既防止德寇轰炸,又避免内部的干扰。正是这些所谓国家的敌人帮助苏联赢得了胜利。

战争使斯大林充分认识到美国的科技优势。美国于1945年8月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后,出于对原子弹的恐惧,斯大林指示必须从技术上赶上去。

战后随即是一批又一批的清选,但是斯大林不让物理学家和军事工程师受到非难。他曾经对一位下属说:“不要让政治活动打搅我们的物理学家,让他们专心致志于他们的专业工作。”

1946年,一个类似集中营的庞大研究中心成立了,其目的是加速火箭和原子弹的研制,这里集中了有嫌疑的科学家和被俘的德国火箭工程师和物理专家。负责的科学家被授予几乎是专制控制权,其中最有权力的是天才的、善于激发灵感的原子物理学家伊戈、科切托夫,他1948年研究成功苏联第一个核反应堆,第二年苏联就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52年9月1日,美国爆炸一个巨大的热核装置成功,这是氢弹的前身。但是不到一年,苏联就研制出真正的氢弹,而且能够压缩由飞机携带。短短的时间里,军备竞赛就开始了。

1947年,科罗耶夫及其实验小组在德国V-2火箭的基础上作了改进试验,由此展开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最终导致了十年后的人造卫星上天,以及随之而来的太空载人飞行。

战后,—些斯大林喜爱的科学家运用权力,取得了超越科学的胜利。斯大林授予那些对理论的发展和运用有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以唯物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称号,而对于难以捉摸和不易说明的非物质思想则视为唯心主义、伪科学和有害于社会主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物理学,精神分析学,生物化学和神经机械学都先后被当作资产阶级伪科学受到禁止。

这期间在众多的成就之外出现了声名狼藉的特拉 · 菲姆 · 李森科。他使苏联生物学界混乱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他采用极不严肃的方式,成为臆断科学的代言人。他宣称能从根本上证明一切生物,从冬小麦到人本身,都可以通过科学来塑造。没有命中注定的东西,他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遗传基因。

也许相信李森科的理论能解决国内迫切的粮食问题,苏联有关当局高兴万分,李森科一跃成为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一段时间的红人。经典遗传学被打为伪科学一落千丈,遗传学家受到恐吓,有的被送往监狱。1956年,斯大林逝世后三年,赫鲁晓夫为遭到清洗的数百万人平反,55岁的遗传学家尼 · 瑙斯科被释放出来,建立起放射生物实验室,这表明经典遗传学的正确性得到了承认。

斯大林逝世后十年,苏联科学家的数目增加了一倍,第二个十年又翻了一番。苏联政府建立起一系列的科研集结点,有些设在远离传统研究中心的西伯利亚和乌克兰地区。显然这些集结点里充满了年轻人新奇的思想和乐观主义。

在苏联的大学和专科学校里,迄今最难报考的专业是数学和物理专业,每年都有数百名学生竞争有限的空缺名额。苏联中学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对学生的训练方式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学生从第一年起就开始接受系统的培养,10年毕业时,已学了5年的算术,5年的代数,10年的几何和2年的微积分。

这种学习方式还受到苏联奥林匹亚数学竞赛的磨练和推动。参赛者年龄在10 ~ 15岁之间,先进行城市预赛,优胜者最后参加全苏冠军争夺赛。参赛的都是数、学上的尖子。他们晚上上课,由大学教授辅导,教他们如何竞争。

苏联数学的精神园地是在百花盛开的莫斯科大学的一所古老的演讲厅里。从1943年以来,权威数学家杰尔福德每星期一晚上都在这里举行数学讲演会。参加者包括大学毕业生、研究生、教授以及世界知名的专家等莫斯科严肃认真的数学家,他们下午6点开始聚会,有时候演讲一直持续到深夜。

与杰尔福德同样出名的是物理学家列夫 · 兰多。他是苏联一代理论物理学之父,世界卓越的压缩物质专家。他去世后的今天,苏联物理学家谈到,如果他们的文章不容易为西方理解,那是他们习惯了“为兰多”而写的缘故,只要兰多明白就够了。

兰多也举办了一个学术讲演会,地点在自然科学院的物理问题研究所,时间是每周星期四上午十点。他选择的演讲者不仅要谙熟主题,还必须反应敏捷。他希望辩论,希望物理学家们能像他一样快速思维。兰多以严酷著称,常常有不远千里而来的演讲者,因为不能博得数百听众或是兰多本人的满意而被轰下讲台。

在7000英尺高的考克萨斯山顶上,庞然大物扎伦楚克斯卡亚天文望远镜坐落在银白色的圆顶屋里。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直径6米,比西方的同类仪器整整大了1米。

这项工程于1960年批准由列宁格勒光学设备厂的工程师负责,他们研制出来的计算机控制装置使西方科学家印象很深。但是,当起初这个巨大的、重42吨、直径6米的镜片运到厂里时,该厂还缺乏相应的制造技术,甚至还不能对其进行抛光。以前最大的抛光直径为2.5米,而且是“五十年前视为理想材料”的派热克斯硬质玻璃。当这台望远镜于1976年安装完工时,其工作规模还不及预期的一半。天文台苦于缺少配件,望远镜闲置达数星期之久。一筹莫展的天文学家们焦急地等待从西方运来的柯达感光板。由于没有获准空运,感光板到达时,由于受到路途颠簸和反复装卸,已经使外观受损、质量降低等。

由此可以看出,苏联在实验和应用科学方面倾向于将设备和设施建造得越大越好,以满足其拥有最大和最强的心理,而不管是否具备必要的技术,也无视用经济的方法来办事的原则。有时似乎手段(巨大设备)比结果(通常在科学领域)更为重要。

因此,苏联最优秀的学生总是愿意从事理论研究而不愿从事实验工作。他们知道前者受当局干预很少,而后者则必须依靠同其他人的配合,常会因设备和技术跟不上而陷入困境。

苏联能够实施的技术改革,其推动力来自最上层。常常是以高级党组织的形式,一级一级地下达到一个或几个部委主管的科研所、对于航天和军事这样的优先项目,苏联人愿意投放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因为这类工程具有刺激性。但是这样取得成效的方法不是效率低,就是收效甚微。

对苏联科学的未来来说,最突出、最不祥的预兆是苏联计算机技术的状况。计算机革命已把苏联远远抛在脑后,当几乎所有的美国计算机公司都能制造每秒运算100万次的计算机时,苏联所拥有的计算机还不到500台。即使在最好的实验室里工作的苏联科学家也很难得到计算机,即使有也是过时的而且效率低下。

60年代以前,苏联同外界一度隔绝。而那时通用机器公司首批360套计算机产品已投放市场,向顾主提供购买复杂设备和更新换代的机会,由此使得计算机成了赚钱的热门货。在西方,这个领域是爆发的,在苏联则是死气沉沉。

正如其他多方面的技术依靠先进的计算手段一样,计算机的进步也取决于其他技术。苏联的计算机危机可追溯到缺乏稳固的技术基础上。

苏联科举自相矛盾的地方在于:一方面它是高度的集体性,另一方面,它的进步总是有创造性能力的个人成就。

这样的个人之一是戈尔巴乔夫在物理研究上的骄子一科学院副院长厄 · 维里科夫,他是在科切托夫手下便出名的激光专家。因此,苏联在高能定向脉冲——激光、微波、粒子束一方面的领先便不是偶然的。这些显然与星球大战关键技术和雷达干扰与探察技术有关。颇有意味的是,这些脉冲能的研究并不包括大批生产。同样的状况也存在于苏联人高度评价具有军事价值的领域——如爆破化学和冲击压缩物理学等。

然而,除了这些领域之外,与军事有关的科学离开计算机、微电子技术是难于取得进展的。以美国海军F-18战斗机为例,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估计占总研制费用的43%。事实上,苏联集成电路技术落后“将使苏联失去对一些美国正在追求的武器系统的选择”一如地面雷达导弹和信号分理机等。

只是武器系统的展现上,而不是在所依托的科学上,苏联正在缩小同美国的差距。苏联人经常更新武器,取得微小的、一步一步的改进。而美国人则倾向于等待戏剧性的进展,这大约需8 ~ 12年才能从研究投入使用。

苏联已经着手开始计算机革命,克里姆林宫发誓要在下一个5年内使计算机生产增产130%,已建立了新的科学院来处理计算机技术,维里科夫负责督促一份计算机书面规划,这项规划的最终目的是为苏联配备100万台苏制计算机。目前,许多学校连一台计算机也没有。

许多西方专家怀疑苏联计算机革命是否会达到维里科夫的期望。原因之一是,私人计算机可能产生的通讯自由很可能不受欢迎。此外,计算机的研制和生产肯定会受到技术脱节的阻碍。

[Discover,198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