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与海森伯的声明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核裂变研究事业是一个真正的核武器规划；事实也与戈德斯密特的说法相反，德国科学家明白他们正在干什么。

德国科学家是否情愿给希特勒制造原子弹？这个问题引起了长久的争论。关于德国科学家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的争论，其根源应当主要在战争刚结束后的时期内寻找，而并不是在战争期间寻找。

几年前，当着手撰写以德国战时核计划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时，笔者发现第二手资料是混乱的，矛盾的，且大都没有文献的根据。几乎所有的资料都表明，要么取自一种由戈德斯密特（S. Goudsmit）所提出的带有争议性的说法；要么取自一种由海森伯（W. Heisenberg）所提供的带有辩解性的解释。特别是容克（R. Jungk）著了一本广为人知的书《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它确实大大加强了海森伯的辩解——德国科学家曾共谋拒绝给希特勒制造原子弹。当这个共谋论在欧文（D. Irving）的著作《德国的原子弹》中被反驳时，欧文却使海森伯关于玻特（W. Bothe）的错误计算而严重阻碍德国核计划的虚假传言永存。

本文致力于揭示和讨论一些对话，这些对话是战后发生在戈德斯密特和海森伯之间的，他俩是同行，且先前曾是朋友，他们之间的争论非常有助于构成后来的文献资料。

戈德斯密特曾和乌伦贝克（G. Uhlenbeck）一道发现了电子的自旋，他在美国物理学会当了多年的主笔，并是战后美国最有影响的物理学家之一。然而，在物理学界之外，他所以成为著名人物的原因是在于他关于科学情报方面的工作。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他在欧洲做了一名预备军官，并充当了阿尔索斯（Alsos）*部队的高级科学成员。戈德斯密特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搜索那些凡是卷入核裂变研究和同位素分离的或者是掌握科学情报和材料的德国科学家，同时，他们还摧毁实验设施和逮捕物理学家、化学家。

战争伊始，海森伯就已经是一位世界闻名的物理学家，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也是一个爱国者。战后，他又急于想取得德国物理学界的领导地位。在与戈德斯密特的通信中，他企图把自己战时的责任描绘得大于实际，同时又试图摆脱他曾试图为希特勒制造超级炸弹的道义上的责任。在此同时，通过暗示而又并非是直接道明，他试图否认自己以及多数的德国物理学家同裂变研究的领导者有关。这些领导者一直与纳粹同流合污，以致最后同“德国物理学”**的支持者们站在一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海森伯的辩解和戈德斯密特的争执有一个共同点，即过分夸大了海森伯的重要性，海森伯看起来似乎是控制和支配着整个德国的核裂变计划。在核计划的过程中，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说法与科学家们广泛持有的一套观点十分易于合拍：科学的进步主要是由于少数具有深刻思想的“伟大的”科学家们所促成的。

戈德斯密特和海森伯的另一个共识，即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的政治化，也与陈旧的科学观点有关。他俩倾向于把科学家划分为客观的或非政治性的一类人，甚至当这些科学家明明正在干一些利益明确且政治目的明显的事情，他们依然这样认为。他们还同样不恰当地试图把管理计划的物理学家与政治家视为同类。

战时计划

1939年4月，也就是在发现核裂变的几个月之后，德国物理学家汉纳（W. Hanle）作了一次关于利用铀-石墨反应堆来产生核能的报告。哥廷根的一位同行约斯（G. Joos）把一篇关于汉纳报告的报道递给了教育部。这篇报道依次传递到帝国研究委员会物理专业的负责人埃绍（A. Esau）手中。

与此同时，里赫（N. Riehl）也使军械局注意到核裂变。里赫早先曾是哈恩（O. Hohn）和迈特纳（L. Meiter）的学生，此时他作为一位工程物理学家在柏林的Auer公司工作。除了汉纳和里赫之外，汉堡的物理化学家哈特克（P. Harteck）和格罗斯（W. Gorth）也给军方写了信，提醒他们注意制造核炸弹的可能性。他们的信很可能被军械局的舒曼（E. Schuman）和迪布纳（K. Diebner）收到。舒曼是军械局的研究负责人，迪布纳是军械局核物理学方面的专家。他俩都是具有哲学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舒曼还取得了在大学教授物理学的资格。

1939年4月和9月召开的两次铀研讨会促成了同年9月和10月举行的两次会议。这两次会议除了讨论其它事情以外，还专门讨论了利用核能的可能性和链式反应理论。大会的结果之一是由军械局给几个研究所分配核裂变研究方面的有关工作，而不是仅把它全部集中给柏林的威廉皇家研究所，重要的任务被交给了汉堡大学（Harteck）、莱比锡大学（D?pel，Heisenberg）、海德堡威廉皇家医学研究所（Bothe）和威廉皇家物理研究所（Bopp，Diebner，Von Weizsacker， Wirtz）。

1939年秋，威廉皇家物理研究所所长、荷兰物理学家德拜（P. Debye）被要求加入德国国籍，以此来作为他参与管理军事方面研究的必要条件。然而，他拒绝这样做，并离开研究所到美国康乃尔大学（Cornell）任职。这样，迪布纳就接替了他的职位。1942年7月，在研究所回归威廉皇家学会管辖之后，海森伯被任命为所长。1942年11月到1943年12月，埃绍是帝国研究委员会核物理专业的高级负责人。在此之后，他的位置由格拉赫（W. Gerlach）所取代。在整个战争时期，格拉赫、玻特、海森伯、哈特克和克路休斯（K. Clusius）——几乎是所有的第一流科学家——都卷入到这项研究中，并且参与了核裂变计划的管理。

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致力于论证建造一台“铀机器”的可能性。该机器是一个反应堆的雏形，它能产生能量并且能产生核武器所需要的爆炸物质。这项工作于1941年底完成。完成的时间几乎与英美完成的时间相同。正是在这个计划急待评价的时刻，德国在战争中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征服英国计划的失败，遭到俄国人的首次反击以及珍珠港事件的爆发。

很可能是迪布纳和一些年轻的科学家给军械局写了一篇长达150页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们尽管承认离实际建造一颗原子弹的目标还远，但他们仍强烈要求作工业上的努力以建造一个实验性的反应堆，并且生产可以裂变的物质。鉴于当时德国紧急的军事形势，再加上资源紧张以及缺乏某些关键性的物质——特别是反应堆所需的减速剂，军械局否定了把核计划工业化的提议。这是最后的决定，而且这一决定再没有被复审过。

为了适应基础研究的需要，核计划曾交给威廉皇家学会管辖。但不久又将它回交给帝国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属于空军司令戈林（R. H. Goring）一揽子管辖范围内的一个部门。但是，军需首脑、后期战争的发动者斯佩尔（A. Speer）也对核计划发生了兴趣。由于计划的松散管理和官僚争斗，使核计划中的科学家之间造成了一些不和。这些不和似乎都与个人的对立以及受损害的虛荣心有关，而与计划的基本目标无关。这个目标是为各方充分理解和接受的。

戈德斯密特的抨击

1946年，戈德斯密特发表了谈纳粹统治下的物理学的几篇著名文章。这些文章既具有教育功能，又具有政治目的：揭示法西斯对科学的致弱效应；还附带对战后美国对科学研究的严格军事控制表示异议。尽管戈德斯密特的论述具有权威性，但他却严重错误地贬低了德国的科学成就、他这种曲解性的论述并非出自故意，而是由于他草率研究的结果。他一旦采取了这种观点，他就拒绝收回它。除了其他错误的陈述之外，他还错误地声称：德国人把原子弹设想成一座失控的原子反应堆，德国人没有认真地考虑在原子弹中采用钚。

当被囚禁的德国科学家从英格兰被释放并回到本国之后，海森伯和他的密友兼年轻的同事魏札克（Von. Weizs acker）马上就试图发表一篇关于德国核裂变研究情况的报告。然而，他们的努力遭到了英国占领官员的阻止。但是，在一年以后，海森伯的想法才得以实现。他的这篇文章刊登在1946年11月份的德文《自然科学》杂志上。海森伯所撰写的一份初稿很幸运地被保存下来，且它曾被发送给一些有选择性的同事以征求意见。正是在这个时候，海森伯已看完《史密斯报告》的一个副本，因而他知道了相当多的有关美国核武器研究成功的情况。

当把海森伯的文章与德国核裂变计划的史料相比较之后，几个重要的不符之处就显露出来。其中最重要的是：海森伯轻视核计划中与军械局有关的科学家和管理人员，以及那些在第三帝国科学决策官吏中享有很高地位的人，尤其是迪布纳、埃绍和舒曼。例如，他把埃绍的几项革新和成果说成是埃绍的后继人格拉赫所取得的。

从多方面来看，像埃绍和舒曼这样职位高的科学家，由于他们在纳粹统治时期的活动十分引人注目，所以他们在战后德国比他们的同行的处境更为不利。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这些在专业上受到尊敬的、尽管还不是世界级的物理学家们承认：他们毫无悔恨地支持过纳粹德国。换句话来讲，他们准确的表达说明，包括海森伯在内的一些人都想把自己装扮得超越他们自己。

石墨和钚问题

第二个不符之处出现在海森伯1946年的初稿中，它使玻特感到震惊和恼火。海森伯断言玻特对碳的中子扩散长度测量有误，而且这一错误导致整个计划的进展受到拖延。玻特对此提出了抗议，海森伯似乎也接受了这位海德堡同行的意见。然而，“若是我们采用了石墨……”这种论调仍在海森伯的圈子内外流传。玻特最终还是成了只替罪羊——正是他的“错误”导致德国未能实现链式反应。

明智、合理地采用重水而不采用石墨作为减速剂的决定是由军械局作出的。作出该决定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且决策人已充分了解碳作为减速剂的潜在可能性。既然如此，海森伯为什么又那样说呢？当他在写初稿时，他肯定已经研究过史密斯的报告，且已经注意到美国人（与德国人相反）已在他们的反应堆中采用石墨。美国人采用石墨并获得成功的事实以及德国人没有采用石墨而失败的事实，被用来得出一个值得怀疑的结论：要是玻特没有出错，而采用了石墨作为减速剂，那么，德国人肯定会成功，或者肯定会取得很大的进展。

第三个不符之处出自于海森伯公开发表的文章之中，而不是在初稿中！这个不符之处涉及到魏扎克在理论上发现钚的爆炸特性。在初稿中，海森伯提到了魏扎克的发现——一个处于工作中的反应堆将产生铀-239，铀-239具有同铀-235—样的特性。因此，海森伯在初稿中写道：一个生产能量的反应堆也能被用来生产核爆炸的物质。

显然，海森伯的一个同事认为这段话说得太明白了，因为，所发表的东西要更慎重。因此，不是直言利用反应堆所生产的物质可以导致核爆炸，而是说魏扎克的工作使反应堆能产生可裂变的物质更有可能。然而，在此话之后又接着附加道：这个过程的“实际实施”在那时一直没有被讨论过。这个最终的说法可以被看成是暗示：没有进行这种讨论是故意的。

第四个重要的不符之处是海森伯描述了德国人如何作出核武器不会影响战争前景的结论。由于海森伯错误地把不将研究扩大到工业生产水平的决定归咎于一次会议，因而他严重地歪曲了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那次会议是于1942年6月份召开的，有少数威廉皇家学会的科学家和斯佩尔参加，海森伯暗示，正是斯佩尔决定科学家们应当着重于设计和建造一座“和平性”的核反应堆，而不是着重于军事应用领域。

实际上，让研究停留在实验室规模之上的决定是由军械局单独作出，而且时间是在斯佩尔所参加的那次会议的半年之前。但是，海森伯却喜欢将这个关键性的裁决归功于那次会议，因为在那次会议上他个人起着比军械局更重要的作用。而这正同他明显的策略相吻合，即暗示核计划中的科学家们积极阻止给希特勒制造原子弹I为自己和其他计划中的科学家与军械局之间开脱关系。因为，军械局里的科学家和科学战略的策划者们在战后岁月里是不被信任的。

值得怀疑的共谋

海森伯在1946年文章的末尾部分里，提出了一个相当精彩的总结。为什么德国人不试图在工业规模上生产核武器？在1942年以前，德国人还期望会过早地结束战争，因而对那些不能马上发挥作用的武器就失去了兴趣；1942年以后，原子弹很明显地不能在战争结束之前被制造出来，渐渐恶化的德国军事形势妨碍了核计划的任何发展。

如果海森伯只说到这儿就不再多说，那么他的结论将是无可指责的。然而，初稿和正文都是以以下暗示而结尾的。即：德国的科学家们——特别是团结在海森伯周围的科学家——因为道义上的顾虑而不为纳粹制造核武器。这种消极的抵抗，的确被认为是起了阻止的作用。在所发表的文章中，海森伯写道，从一开始德国的科学家们就力争把核计划控制在他们的手中，并且施加他们的影响去使研究朝着远离制造核武器的方向，

当然，有可能的是，从事核能或核武器研究的一些德国科学家（包括海森伯）既不愿意也不期望德国制造和应用核武器。但是，海森伯声称科学家自愿阻止为希特勒政府制造核武器是没有正式文件支持的，而且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战争结束之前，为什么他们既害怕而又要试图去阻止那些明知不能阻止而又不能成功的东西呢？

戈德斯密特的第二次攻击

当戈德斯密特读完了英国《自然》杂志上海森伯文章的译文之后，他发怒了，在他看来，海森伯所有陈述的共同特征就是极尽对德国的赞美之词，它意在唤起德国的自豪感。德国科学是优秀和纯净的，而且从不会落后。

根据戈德斯密特的观点（它也是很少有事实根据的），海森伯从未爽爽快快地承认德国核裂变计划的失败；海森伯的确讲了一个“成功的故事”。真正使戈德斯密特恼怒的是，海森伯企图诱使漫不经心的读者去相信：德国科学家们曾“有意决定”抵制核武器。戈德斯密特正确地指出，德国人自以为他们正在朝着他们设计的方向上满意地前进着。

海森伯的文章很可能是一个起因，它使戈德斯密特决定将他的观点公布于众，并于1947年写了一本很受欢迎的书《阿尔索斯》，为了使该书引起读者们的注意，他特地在1947年10月20日的《生活》杂志上为它作了评论。

《阿尔索斯》所提供或者隐含的答案是戈德斯密特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并且对当时在美国就大科学组织而进行的争论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为什么德国的科学失败而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却获得成功？戈德斯密特的答案是：法西斯统治下的科学是不能或者永远不能同民主社会中的科学相提并论的，戈德斯密特认为：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气候”导致其科学的自满、科学的政治化和对英雄的崇拜，而所有这些均对德国的科学研究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戈德斯密特对阿尔索斯部队以及德国核计划的叙述都是基于他早先所发表的文章。海森伯被刻画成一个悲剧性的角色，一个被纳粹引入歧途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被广岛爆炸震得呆若木鸡状的人物。然而，戈德斯密特所关注的主题，远远超出了德国的核能和核武器计划。他采取了他本人都怀疑的盖世太保的记录，因而就不公正地将舒曼和其他的纳粹科学策略管理者贬低为无能的纳粹，并在所谓的“好科学家”（指那些在专业和道德感方面是好的科学家）和“纳粹科学家”之间随意地画出一条分界线，因此，戈德斯密特重蹈了海森伯的覆辙，只是他们的动机完全不同而已。

海森伯与戈德斯密特的通信

《阿尔索斯》的出版触发了戈德斯密特与海森伯之间那十分令人注目的通信。彼此间的通信揭示出战后心理状态中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否应当将过去简单地埋葬掉，以使人们能够轻快地前进？还是必须翻出陈年老帐，并对它进行彻底的清算。

海森伯未曾读过《阿尔索斯》（的确还没有这样的记录），就于1947年秋给戈德斯密特写信，并随信寄去他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过的那篇文章的复印本。海森伯用客气的语言提到，他已经读过戈德斯密特的几篇文章，并且所得到的印象是：戈德斯密特既不清楚德国核计划的细节；也不理解战时在德国的心理状态。

在提及戈德斯密特曾于1945年春欺骗性地告诉他——美国人并没有正在制造核武器——之后（当时戈德斯密特仍要遵守曼哈顿计划的保密规定），海森伯接着以一种很难与战时协调一致的态度描述了德国在战时的状况。他写道：一方面，科学家们明白纳粹若在欧洲胜利将会导致一些多么可怕的后果；另一方面，鉴于人们对使战火遍及欧洲的德国的仇恨，德国科学家们又几乎不能期望德国的彻底失败。海森伯辩白道，这种情形使他们只能采取一种更加“消极的和谦逊的态度。”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戈德斯密特于1947年12月1日给海森伯复了信。他批评了海森伯所说的“消极的和谦逊的态度”这个借口。戈德斯密特提出，当他获悉海森伯与纳粹达成了妥协之后，他曾感到深深地失望，更使他非常吃惊的是：海森伯竟然不明白，这种妥协是不可能达成的。企图让纳粹分子相信相对论和量子理论是正确的（海森伯在他公开的文件中曾强调过这一点），这使戈德斯密特感到这与他想讨论的问题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戈德斯密特质问海森伯：他的这种辩护能成功吗？或者，他怎么会认为这些问题很重要呢？照戈德斯密特看来，不是在希特勒时期而恰好是在现在，海森伯应该像他所描述的那样，要有“更加谦逊的态度”。

海森伯于1948年初就回了信。这一次，他的措词是冰冷而又无礼的。首先，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弄清德国人是否曾懂得原子弹爆炸的原理。接着，他反驳了戈德斯密特的观点。他指出：德国人不仅知道快中子的链式反应，而且还知道钚的潜在利用。他用讥讽的语调评论道，戈德斯密特显然漏看了那些本应使他能得出正确结论的报告。只有在他接受德国的科学成就的事实基础上，海森伯才愿意讨论这些成就背后的政治动机。

但是，海森伯还想就戈德斯密特在信中所提出的几个问题作一些评论。首先他指出，他始终认为德国科学在纳粹统治下遭到了破坏，特别是许多有才能的学者被驱逐出德国以及德国国内鼓吹荒谬的理论——诸如德国的物理学等。海森伯早在以前就批判过这种德国物理学。然而即使在那时，他的这种行为也是十分危险的。同时，海森伯从未想到德国物理学家与盟国的科学家有何不同。但是戈德斯密特又怎么能继续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物理学家也发现他们自己在心理状态上不同于英美国家的同行。

海森伯也评论了戈德斯密特所谈到的他同纳粹妥协的行为。他否认他还会天真到去相信，有多大机会去争取党卫军领袖希姆莱（H. Himmler）。他也坦白地承认：假若他没有至少在他的圈子里揭穿独裁者的欺骗，那么他将是“有罪的"忽视了他的责任。但是，海森伯承认，他对某些人从不表示丝毫的同情。这些人在第三帝国时期随波逐流，没有担负任何责任。

在信的末尾，海森伯回到德国的现状和他对过去的看法上来。他写道，特别是对于“不可言状般的不幸的”德国，很难用武力去赢得人们的热情和心灵；德国人所需要的不是在仇恨中去算陈年老帐，而是要平安地重建人类的生活。无论如何，海森伯要使戈德斯密特相信，他坚信德国物理学家将会十分高兴地尽力为一个“可以理解的，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

一次失败的通信

1948年9月底，戈德斯密特写信给海森伯，他承认他曾弄错了一些细节问题。但是，他这次又错误地抓住德国人的另一条辫子。他声称：德国人不知道原子弹是依赖于一种快速的链式反应。他的这封信主要目的是想再次表达这样一个意思——纳粹统治使科学遭到了怎样的破坏；政治干涉又是怎样地破坏了科学。按照他的理解，这封信应稍稍不同于前一封信。

在花费几封信讨论德国核计划的道德问题之后，戈德斯密特仍然坚持他的错误观点。有鉴于此，海森伯在后来的回信中，几乎专门讨论科学合法权的问题。这位德国物理学家高兴地提到戈德斯密特已经承认他的部分错误，既然戈德斯密特已经承认德国人了解钚，海森伯则希望他把这个态度公开在《原子科学家通报》上。

然而，海森伯并不只是为了幸灾乐祸地看到戈德斯密特被挫败，他还很自然地写道：他承认一个极权国家会大大地破坏其科学，但是，《阿尔索斯》中的这个结论是基于错误的论据，他认为这是很不幸的。

戈德斯密特发现海森伯的复信是“无礼的”，而且他不明白，为什么承认海森伯的科学成就会对海森伯来说是如此的重要。海森伯也许在问他自己：为什么戈德斯密特不能明白而又谦逊地承认德国人的成就呢？

在戈德斯密特未能复信以及在通报上发表任何东西之前，海森已将此事通过一次《纽约时代》访问的机会向美国人公布了。他将大部分采访内容用来反驳戈德斯密特对德国科学的言论。他也很谨慎地谈到道德问题，他声称：由于正义感，多数德国重要的科学家都厌恶极权主义的统治；但作为爱国者，当他们被召唤替政府工作时，他们不能拒绝。

戈德斯密特给《纽约时代》写了一封信。他承认他在《阿尔索斯》中描述是过于简单化了。但是，他仍然执着地认为德国人很不清楚原子弹的原理。

1949年2月11日，戈德斯密特再次写信给海森伯。他又一次提出相同的论据，并以愤怒的语气质问对方，是否还有进一步通信的必要。海森伯回复了一封很短的信。他坦率地表明：他本不愿意公开讨论德国的核能和核武器研究；由于戈德斯密特通过文章和书不断地传播了有关德国人研究的错误信息，现已经到了在报上公开发表一个正确描述的时候了；他很失望于对方不能理解他有权将事情公开，正像对方经常这样做的那样。很明显，戈德斯密特，最后还不公正地贬低海森伯的科学才能与成就。这激怒了这位德国物理学家。这个有损于一位物理学家名声的伤害，使他感到比接受纳粹的批判还要难受。戈德斯密特和海森伯之间的争论留给外界的印象是：海森伯在道德上不灵敏，甚至迟钝。但这种印象并不全对。战时的私人通信表明，海森伯对与国社党的妥协的确感到烦恼：但也为学者们的命运而烦恼。应一位荷兰物理学家的请求，他于1943年曾写信给德国当局，替关进集中营的戈氏双亲说情。即使在他所处的地位，这样做也是非常危险的。在战后与戈德斯密特长期而又痛苦的通信中，海森伯从未提及此事。

尾 声

在他们长期的争论中，戈德斯密特和海森伯都发火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再也无法继续争论下去了。戈德斯密特写了最后的一封信。他重复了他的观点，并说明他将不再提及这些事：他还希望就物理学问题与对方保持通信。海森伯很快就复了信。他对对方来信表示感谢，并说他乐于收到他的信件。他向对方保证：他将不再挑起前几年的争论，特别是在公开场正如戈德斯密特一样，海森伯认为讨论物理学比讨论不愉快的过去更有意义。

在他俩的余生中，他们都为重建科学的国际合作而卖力，尽管失去了自己的双亲，戈德斯密特依然尽全力去帮助德国的科学家们。在一期《原子科学家通报》上，刊出了莫里森（P. Morrison）和劳厄（M. Von. Laue）间的一场争论——关于战时德国科学家的角色问题。戈德斯密特也在同期刊物上撰文。他表明，他已经放弃了他曾鼓吹的让德国科学自谋生路的政策。在一篇题为“我们在德国的任务”的文章中，他再次呼吁科学的国际合作。这时，他向德国人伸出了他的双臂。他表达了这样的信念：美国科学家应当从道义上支持那些值得信任的大多数德国同行。美国人不必去赞成他们所有观点，但应当原谅他们的过去和现在所生存的令人烦恼的环境。美国人应象在希特勒执政以前那样，继续与他们联系。戈德斯密特好像被他曾刻意引发的令人烦恼的感情所说服，并因而转变。

1950年，海森伯在纽约长岛的布鲁海文国立实验室访问了戈德斯密特。他俩仅讨论物理学问题。

[Physics Today. 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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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索斯部队是一支隶属于美国核武器工程的特别情报收集部队。

**“德国物理学"是由勒纳德（P. Lenard）和斯塔克（J. Stark）等物理学家所鼓吹的，是反对相对论和假想上的德国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