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青年生物学家郭申元博士离开我们已有3年，这些时间来，很多人通过有限的新闻报道逐渐知道了郭申元的故事。这位在美国留学获得生物学博士并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组织起一个科学小组，正准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向吞噬了无数生灵的恶魔——癌症发起攻击时，他自己却悲剧性地先被恶魔击倒。一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都一洒同情之泪，毕竟郭博士太年轻了，只有29岁啊！正是才华横溢的年华，却英年早逝！我除了和许多人一样有这样的同感外，还多了一份独特的感受，因为我曾与在中学时代的郭申元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尽管时间不长，但仔细回想起来仍觉得往事历历在目。

记得那是1987年间，当时我在位于淮海中路的上海社科院内的编辑部任编辑，《世界科学》是一本以翻译介绍国际自然科学最新进展为主的综合性刊物。有一次因为组稿的原因，我与上海某出版社的一位负责人兼资深编辑相识，知道他的正在读高二的儿子很想利用学习空余时间练习翻译一些科普文章。这以后我陆续提供了几篇英文资料，主要涉及艾滋病的机理研究、遗传病治疗的新进展等一些内容较新、专业性较强的综述性文章。令我惊异的是，没隔多长时间，译文就送来了。记得译文是誊抄在500格的稿纸上，字迹十分工整，文末署名：郭申元译。从译文的水准看，对原文的理解和用合适的中文表达都没有问题。看到这样的译文，杂志社的编辑是比较高兴的，因为要作修改的地方很少。这样，我以后又陆续提供了一些原文给小郭，他总是比较快地就交来译文。

时间稍长一点后，我从他父亲那里了解到，郭申元是上海中学的三好学生，由于学习方法得当，他不像许多高中生把所有时间都投到无休止的题海中，而能抽出一定时间扩充自己的知识面，练习翻译就是一方面的内容。他对译文非常投入，有时为了一个新药译名的准确表达，字典上还没有列出，他就去求教懂行的人。就这样，从1987年到1990年上半年（其间包括他迎接高考的关键时刻），郭申元忙里偷闲为《世界科学》翻译了十几篇译文。当看到自己的译文变成铅字发表在刊物上，申元非常兴奋，寄给他的样刊他都悉数珍藏着。两种语言转换的训练不仅使他巩固、学习了英汉两种语言的知识，而且随着翻译量的增加和接触的国际科技新进展的增多，激发了他攀登科学高峰的志向。

尽管郭申元交来的译文中，有些词句还是要作些修改，但一个尚在中学就读的高中生能译出如此质量的文字，实在是不多见的。所以当时编辑部的编辑们对郭申元这个名字印象比较深，以至1990年初编辑部酝酿发展一批特约译者时，郭申元成了最先考虑的人选之一（事实上，郭申元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位特约译者）。

记得1988年上半年，有一次，我应郭父之邀上他家去。那天申元也在家，那时他已经是高三学生，经他父亲介绍，他马上亲热的叫了我一声江老师。我眼前的申元是一位白白净净，非常健康，举止十分得体的青年，当我介绍了一些当今生命科学的热门领域时，他听得十分入神，并说他已经选择了复旦生命科学专业。申元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非常谦虚好学，而且充满自信。后来我听说他如愿被保送进复旦生物系。两年后又以优异成绩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生物系录取，于1990年赴美深造。

后来我得知，申元早在初中时代就有志于生命科学，这部分与当时他小学时的一位老师不幸死于癌症有关。老师的死刺激了他，他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投身攻克肿瘤的科学研究。他日后为《世界科学》提供译文的经历实际上也是体现了他的追求。以我对申元的了解，我认为这正是他值得我们纪念和尊敬的品格之一：以解除人类病痛为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一旦确定目标就矢志不移，并力求作出高水平的工作。

从1990年到2000年，郭申元完成了从一个大学生物学专业三年级学生到挑战当今生命科学尖端课题的前沿科学家的转变。90年代中期起，他和他的合作者已经在《生物化学学报》、《细胞》等国际权威生化杂志上发表论文，而从98年初转到哈佛医学院美国科学院院士理查森教授门下做博士后研究时起，郭申元全力以赴于DNA解旋酶作用机制的研究，并开始取得实质性进展。

DNA解旋酶的作用恐怕学生物的人都不陌生，简而言之其作用是使碱基对之间的氢键断裂，以解开双螺旋。而郭申元对解旋酶发生兴趣很可能是他希望能藉对解旋酶功能机制的透彻了解，为癌症的攻克另辟蹊径。一个可以想象的背景是，迄今肿瘤医学界对癌细胞的抗争主要是想千方百计抑制其活性，但由于种种原因，疗效不够理想。从90年代起，一些国际生物学前沿的科学家就在酝酿从DNA分子水平来了解正常细胞、基因和基因组的工作机制，他们认为只有在知悉了正常细胞活动的所有细节后，才能知道癌细胞的出现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了差错所导致的。

郭申元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做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关注一种参与合成DNA的关键酶，他的思路非常清晰，知道这种关键酶的作用就能有针对性地筛选（合成）某种药物，这种药物通过阻断癌细胞的分裂过程最终可起到抑癌的效果。

理查森院士所在的哈佛医学院实验室对DNA复制过程的机制素有研究，加盟这样的团队后，申元的创造潜能被进一步激发出来，很快他在解旋酶的研究中取得进展，鉴定出了起到解旋酶功能的蛋白质，这一发现导致了解旋酶晶体的制备及其三维结构的测定，这是科学界首次报道这类酶的结构。理查森院士在他给郭申元父母的信中专门写道：“郭申元的名字将永远与这一独特的贡献连在一起，而且他的工作将为其他科学家继续这一重要工作提供指路方向”。

最近国际生命科学界纷纷以报告会、出版专刊等形式，纪念20世纪生命科学里程碑式的重要贡献——DNA双螺旋结构发现50周年。一些学者指出，沃森和克里克之所以在50年代初就能做出这样的工作，是他们抓住了DNA的复制结构这一关键点，而一旦在这种关键点上取得突破就足以影响一个时代科学的发展。

以我外行人的眼光看，郭申元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想做到的事情也正是希望能从理解解旋酶的机制出发，借助解旋酶来阻断癌细胞DNA复制这一独特思路最终战胜癌细胞。当然这样一种大胆的设想最终能否成立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但首先贵在有独到的科学思想，我认为郭申元这一点特别强，这也是美国实验室的同行对这位年轻的中国科学家给予高度评价的原因。

我想如有科学家再沿着解旋酶的方向做下去，最终问鼎诺贝尔奖并非不可能，而比诺贝尔奖更为重要的是，这方面的科学进展将为人类最终战胜癌症提供全新的可能性，惟在庆祝胜利之时，人们不应忘记郭申元博士对此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郭申元只活了29年，但他从19岁大学二年级开始赴美留学到29岁成为世界一流实验室的领头科学家，这一巨大跨越许多人可能要用一辈子的时间都无法达到，而郭申元只用了10年！在美国特别是哈佛大学医学院这样强手如林的环境，一个中国留学生何以能在这样短的时间达到这样非同一般的学术地位？这里我想提供自己的一个理解：我以为郭申元是真正献身科学，献身人类攻克癌症之战的科学家，他为此已经到了分秒必争、甚至不惜以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来推进人类抗癌事业的地步。许多看过郭申元事迹介绍材料的人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个镜头：

肝癌复发后的第三天（此时距离他去世只有11天），郭申元又坚持要去实验室了，他记着自己对人说过的话：勇士的“最后”不该是躺在病床上的，而应是“最后的一搏”。不过，现在总算做了“妥协”——答应由妈妈陪着去学校。

然而，郭申元的体力已在与癌细胞销蚀的抗争和搏斗中消耗的几乎殆尽，他走得十分艰难。每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喘气稍息。后来，就干脆不再拒绝母亲的扶持。现在保留下来了这样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郭申元穿着厚实的大袄，半个身体倚在了母亲身上，母亲差不多是在扶着他前行。原来只需步行20分钟的路程，现在却变得无比的漫长。以后几天去实验室，郭申元简直不是用体力行走，而是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毅力支撑着他那已经十分消瘦的身体向前移动……

我是一个不容易轻易流泪的人，然而读了这样一段令人心碎的文字，特别是看了那郭申元在他妈妈搀扶下，在雪地里缓步前行的照片，实在是强掩不了泪水。面对这样崇高的人类灵魂，我们每个活着的人该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呢？此刻的我想到，至少郭申元使我们明白了真正的科学家是怎样工作的，真正的一流科学成果是怎样产生的！

谨以此文怀念郭申元博士，他的英名和为科学的献身精神必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