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2006年3月英国《自然 · 医学》杂志上刊登一篇“盛慧珍”的专访。文章的第一句话是：“至少在干细胞研究的学术圈子以外，盛慧珍是不太知名的，可是，她也许应该是一位知名学者。”盛慧珍是我认识的从美国回来工作的科学家，我同意这样的评价。

盛慧珍教授成功地把手术切下来的人的包皮细胞的细胞核，转入取出了细胞核的兔的卵母细胞里，由此发育成的早期胚胎中获得了人胚胎干细胞。这项研究的重大意义是第一次证明，灵长类已经分化了的体细胞也能消除分化，并获得重新分化成各种类型细胞的能力。也就是说，获得了“重编程”能力。同时，由于治疗性克隆研究需要有大量的人卵细胞供应，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盛教授的工作则是绕过了这个“瓶颈”，为获得人的胚胎干细胞，开辟了一条新的可能的途径。这样的工作也不违背2003年12月24日国家科技部和卫生部发布实施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第六条第三款“不得将人的生殖细胞与其他物种的生殖细胞结合”的规定，应该是有发展前景的。

可是，这样的一流工作，却在国内外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其原因很大部分是由于其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内出版的英文刊物《细胞研究》上，国外学者读这本杂志的人不多，国内学者又多少看不起自己办的杂志。相反地，英国《自然 · 医学》杂志却显得有些“仗义执言”，曾在多篇报道中引用并介绍了盛慧珍的工作，并对其论文投寄《科学》、《美国科学院院报》等刊物时遇到的曲折和麻烦，讲了公道话。

现在提盛慧珍的工作不为别的，那是因为在“多利”羊诞生后，干细胞研究已发展成为当今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和畜牧育种等领域中的前沿学科，各国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抢占科学的制高点。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也积极开展研究，制定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并在有些方面已处于国际前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现在应该是再接再厉，突破重点的大好时机。可是，恰恰就在此刻，盛慧珍教授却萌生去意，但言谈之间，无奈、无助、落寞却又心有未甘之意溢于言表，这不是耐人寻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