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艾里克·珀尔曼（Eric Poehlman）因在1999年联邦科研经费申请中造假，于2006年6月28日被判监禁1年零1天。这个判决结束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有史以来对科研不端行为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也标志着美国科学家第一次因为与命案无关的研究不端行为而在监狱中服刑。
2006年6月的一个下午，淅沥不停的雨点似乎在洗刷着某些痕迹。这是一个令全世界科学界震惊的时刻，也是令科学家们扼腕痛心的时刻:一个科学家的名字和他的故事将在科研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就在这天下午，艾里克·珀尔曼在佛蒙特州柏林敦市的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受到了法律的审判。
珀尔曼承认自己存在事实上的科研欺诈行为。他在佛蒙特大学任教期间，在临床科研项目中伪造了关于肥胖、更年期和衰老的科学数据，时间长达10年之久。更为严重的是，他在课堂和出版物中使用了这些伪造的数据，并且利用这些数据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申请到了数百万美元的资助，用于对联邦监狱进行关于犯罪主题的长达5年的研究。5年之后，珀尔曼承认他有罪，但在这之前，他否认了所有对他的指控，还试图诋毁指控人的名誉，继续欺骗大众。
在法庭上，珀尔曼说:“5年来我一直想说我错了，我想明确地说我非常懊悔，并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现在已没有回头路可走了，我也不再是几年前的那个我了。”他快速略带结巴地向他的朋友和以前的同事道歉。
珀尔曼的科研不端行为是由他的学生兼同事沃尔特·德尼诺(Walter DeNino)举报的。在此之前，有10多位学生和博士后研究者在实施他的科研项目。他在学术界赢得了广泛的承认，并受邀到国际会议上做报告，成为佛蒙特大学拿最高薪水的人之一。但在6年前，这一切开始发生了改变，德尼诺发现珀尔曼伪造科研数据并向校方举报。随后，佛蒙特大学、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下设的科研诚信办公室及美国司法部展开联合调查，最终揭开了珀尔曼欺诈性研究的真相。他的10篇科研论文被退回或要求更正，他本人也受到了永远禁止申请联邦科研资金的惩罚。
事实真相
2000年秋季，24岁的德尼诺在对比珀尔曼的科研数据时发现:数据与理论结果不相一致。
德尼诺在佛蒙特大学就读期间就已经参与了珀尔曼的实验室工作。在他眼里，珀尔曼是科研的权威，对实验要求非常严格但又平易近人，能够把人们凝聚在一起高效地工作。珀尔曼天天和他的学生和同事泡在一起，经常在午休时间去大学体育馆锻炼，进行马拉松比赛。
德尼诺非常喜欢这种生活和工作模式。他爱好运动，在校期间，他完成了铁人三项运动比赛，还曾代表美国参加过奥运会的三项全能运动比赛。
德尼诺对专业有着远大的志向，毕业时完成了营养科学、饮食学两门主修专业，并在珀尔曼的指导下获得了若干奖项。毕业后，他以技术员的身份受雇于珀尔曼的实验室。虽然技术员通常处于实验室人员中的底层，但珀尔曼对德尼诺却照顾有加，他曾经将德尼诺的名字和他放在一起作为一篇论文的作者。
那一年的秋天，德尼诺来到实验室，珀尔曼正在进行血液中油脂含量随年龄变化规律的研究。德尼诺的任务是在两组血液样本中比较油脂或脂肪的含量水平。珀尔曼期望的结果是，当病人年龄变大，其动脉中堆积的胆固醇会显示低密度脂蛋白的增加;另外，高密度脂蛋白减少会将胆固醇带到肝脏，并在那里被分解。珀尔曼的假设没有受到争议，关于油脂水平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的想法数十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支持。这次珀尔曼期望通过对病人的临床数据来验证这种推断的正确性。
但是当德尼诺进行第一次分析的时候，就发现数据不支持这些假设。珀尔曼似乎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过了几天，他向德尼诺解释说他已更正了一些错误的数据，并要求德尼诺再次进行数据分析，分析非常清楚地显示为:高密度脂蛋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而低密度脂蛋白在增加，精确地印证了之前的假设。
虽然德尼诺十分尊敬他的导师兼老板，但他认为把这一变化仅仅解释为数据错误显得不合逻辑，而且这些数据是珀尔曼自己更改的。于是德尼诺调出了修改前的数据，并与珀尔曼给他的那些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令他吃惊:在初始的数据中，病人情况显示为第二次测量的高密度脂蛋白含量比第一次高;而在经过修改的表格中，所有病人的情况显示为第二次比第一次低。
德尼诺对两份数据结果的矛盾十分困惑，他向珀尔曼提出查看病人的档案，以确认原始数据，但珀尔曼对他的请求置之不理。一种忧虑的感觉在德尼诺脑海里迅速产生。为了寻求建议，他给安德烈·查尔诺夫(Andre Tchernof)写了封电子邮件。查尔诺夫是珀尔曼曾经带过的一名博士后，后来在魁北克市负责自己的实验室。
查尔诺夫告诫德尼诺要慎重，如果对方反咬德尼诺伪造数据，或者给德尼诺扣上对科学家妄加评论的帽子，德尼诺的科研生涯很可能在真相被揭发之前就遭到断送。另外，珀尔曼在实验室享有很高的声誉，挑战不仅意味着面对一个人的权威。
在压力面前，伴随德尼诺的勇气和毅力占了上风，他将数据结果告诉了部分实验室人员，很快其他人也有了跟他一样的发现。有了“众人的成果”，德尼诺终于鼓起勇气，向实验室的股东德怀特·马修斯(Dwight Matthews)讲述了事实真相。马修斯和珀尔曼多年来一直合作，并一起撰写了大量论文。
马修斯的回答残酷而现实，“首先，不管你怎么做，这将是每个人的损失。而对你个人而言，你的生涯将可能被毁掉，因为没人会来保护你。”但同时他也建议“如果你决定做一些事情，要确信你已经真的拿到了证据。”德尼诺认为得到了马修斯的默许，他决定为真理而战。
珀尔曼(右一)在蒙特利尔大学的实验室
在之后几个晚上，德尼诺对实验室和大学医院里的数百份病人档案进行了仔细梳理，以核对珀尔曼所使用数据的真实性。结果德尼诺发现珀尔曼不仅颠倒数据位置，还杜撰了一些数据，甚至不能确定一些病人是否真的存在!事实似乎很清楚了，珀尔曼的确存在科研不诚信行为。
艰难历程
一个缺乏勇气和自信的人永远不会像德尼诺那样敢于挑战珀尔曼，因为那样做的风险决不仅是丢掉一份工作。珀尔曼既是老板，也是传授知识和经验的老师。在学生和导师之间，尤其在科研环境中，信任是一个最基本的要素，一旦信任遭到破坏，余震会接踵而来。这不像修正所有污点数据那么简单，这是在动摇公众对科学的信心。
对于珀尔曼的研究领域而言，由于当时学术界对关于老年的生理学研究缺乏系统性，研究者可能无法正确地解释某个测量结果是跟年龄或绝经期相关，还是某些现象仅体现了个体的变化。珀尔曼对于绝经期的纵向研究的亮点在于他声称6年内对每个病人样本进行了两次同样技术标准的测量。这就使得他成为某领域研究的第一人，当一个结果证实了长期以来悬而不决的假设时，更巩固了珀尔曼的科研地位。
到了12月，德尼诺与珀尔曼的关系严重恶化。珀尔曼发现德尼诺在实验室和其他人讨论数据的真实性问题，德尼诺似乎在动员更多的人一起挑战珀尔曼的权威，这显然是珀尔曼所不能容忍的。12月下旬，德尼诺与珀尔曼之间的直接争执爆发了，他们用信笺、电子邮件争论，甚至发展到面对面的质问。最后，德尼诺向校方指控了他的前导师(现在的老板)存在科研不端行为。德尼诺当时可能不曾想到，这场证据确凿的指控(官司)会如此艰难，持续将近6年之久。
事实上，所有接受公共研究资金的大学都被要求安排一名诚信官员来实施监督责任。但大学既是项目的共同资助人，又要为项目负责，这让大学调查自己的科学家似乎是一个沉重的“双重负担”———调查本身不仅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而且可能对自身声誉产生不利影响。
伯顿·塞贝尔(Burton Sobel)博士是珀尔曼所在系的负责人，他得知这一事件后，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他听取了德尼诺的汇报，又联系珀尔曼进行验证，但珀尔曼否认了存在任何错误的可能。塞贝尔要求珀尔曼出示“一份纯净的备份数据”，但珀尔曼说没有备份。事后，珀尔曼把塞贝尔请到家中，要他停止“毫无意义的行动”。塞贝尔表示拒绝，他感到珀尔曼开始动摇了。
在圣诞和新年之间的一个工作日，也是德尼诺提出正式指控的两天之后，学校临床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盖尔伯雷斯(Richard Galbraith)陪同警方去了珀尔曼的实验室。与此同时，医学院组成了一个征询小组。其中一位叫查尔斯·伊文(Charles Irvin)，他刚进入佛蒙特大学不久，之前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的一家研究机构工作，曾有处理一起不正当行为事件的经验。他一直认为，类似这样的事件实际上不是很重要，一般都会因为缺乏关键证据而结束。然而随着检查组对珀尔曼展开调查，并与当事人见面，伊文开始意识到这件案子的重要性。检查组的调查范围超过了德尼诺提出的指控内容，他们甚至仔细查看了珀尔曼的计算机，并征询了包括德尼诺在内的相关人员。
“短时间后，事情就非常清楚了，这不是一件‘例行公事’，也不是一件琐事，而是一件具有可能的真实事件。”伊文说。
2月9日，珀尔曼在检查组面前对所有针对他的指控进行了反驳。珀尔曼的“愤怒”反应令伊文感到惊骇，但他的解释又是那样脆弱。首先，珀尔曼将数据的错误归咎于Excel文件的处理不当，并称那是愚蠢的问题。当检查组指出他给德尼诺的电子表格中的数据存在虚假时，珀尔曼的解释是如此冗长和繁琐。他说，这些数据是用一个复杂的统计模型推导估算出来的，而非实际数据。他的意图是想得到假设结果，以便在以后与实际结果相比较。他还称，他从来没有想要德尼诺去分析这些估算数据，他只是给错了表格。检查组表示，尽管可以根据一些规律合理地估算一些数据，但都要建立在临床研究基础之上，因此这种解释是空洞而令人怀疑的，尤其是在珀尔曼表示无法出示估算的依据之后。
当校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便决定把征询升格为正式调查。对此，珀尔曼采取了反击。他说服了法官用法院禁令来对抗校方，使调查暂停了几个月。在这段时间，珀尔曼还试图破坏德尼诺的信誉，如把他说成是告密者等。为此，德尼诺为自己雇了一位律师进行了辩护。珀尔曼的施压似乎没起到预想的效果。
筋疲力尽的珀尔曼渐渐崩溃了。在禁令撤消之后，校方的诚信办公室组织开展了一个为期两年的调查行动。2005年3月，珀尔曼的案件受到美国国家诚信部门的犯罪起诉，这在以前是很少发生的。在可能获刑的情况下，珀尔曼决定用合作以取代对抗。
珀尔曼放弃了上诉的权利，并承认在申请联邦科研资助上有罪。他同意赔偿佛蒙特大学18万美元和支付德尼诺的律师费用1.6万美元。他承认自己对更年期的跟踪研究数据是伪造的——实际上他仅对2位妇女进行了检测，而非之前所称的35位。
启示与思考
珀尔曼科研欺诈行为持续了近10年之久，这使得他的案件成为所有科研不诚信案件中独一无二的事件。一些科学家相信，他之所以能够与诚信体系抗争如此之久，很大程度上与他所选择的研究主题有关。他选择的是激进的策略，他的研究也没有对研究领域造成破坏(可能这也是尽管发生了珀尔曼科研欺诈事件，而这个领域的其他科学家没有撤回他们论文的原因。)通过对流行主题进行毫无争辩的假设的测试，珀尔曼吸引了足够的注意力来维持他的社会待遇，但又不致于因注意力过多而招致怀疑。
事实上，即使有人想通过实践来验证他的科研数据也将会是昂贵和难度较高的事情。珀尔曼以前的同事也表示，珀尔曼发表的科研成果恰好证实了他们之前的科研猜测和假设。这也可能是人们欢迎他的原因之一。实际上，珀尔曼是一个成功的谋略家而不是一个拥有超前理念的思想家。不管怎样，大学校长们都喜欢为学校带来经费的人。
在判决书宣布的时候，珀尔曼就要为他的行为负责了，但在这之前，他还提出了对科研系统的些许责备。他认为，目前这个系统的运行机制需要项目负责人努力获得政府拨款来保证他们的科研资金。
2006年6月，珀尔曼在法庭上表示:“我已经把我自己放在了这样一个位置，我所有的诚信、在学院的地位，都与我能获得的科研经费密切相关，这决定着个人的自我价值。所有的事情都是建立在这个思想之上。”整个实验室的人都依靠他获得薪水，为了他们的生计，他原谅了自己修改数据的行为，并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只有获得了这些拨款，我才能够付薪水，这是我非常非常关心的事情。”他还表示，“我承担的这些职责是必须依靠拨款维持的。但它派生出一种不相适应的行为方式。我进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
当然，要支付实验室所有人的薪水，也不全是一种负担，这也是显示他成功的一个方面。珀尔曼没有将这些拨款用于他自己的某些利益。“获得拨款显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它提高了别人对你的尊敬，并提高了你在同事中的地位。”珀尔曼在法庭上说。另外，大量发表文章、获得NIH的拨款、得到讲学邀请等都给了他“良好”的感觉。
而今天，在距他曾经呼风唤雨的大学仅几英里远的法庭上，珀尔曼的身份有了彻底的改变，他的未来可能是一个“崭新”的不光彩的版本。他恳求法官免除对他的刑罚，这样他可以花时间陪他生病的父亲，并像以前那样继续为初级学校的孩子教授科学知识。他还列出了一项社会服务计划，包括与其他学生和科学家谈论关于他自身的错误，以警示后人。
NIH的代表在法庭表示，拨款不是唯一的损失，重要的是增加了其他成本。科学应该是一个持续的增量，大多数科学进步是建立在现有成果之上的。当这条发展链断裂后，与之相关的所有环节都会受到损害。而且，珀尔曼事件还会极大地影响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因此，法院必须要对科学界和公众负责，并明确地表态:欺诈是决不容许的。
联邦法庭根据珀尔曼伪造数据骗取拨款的总额，作出了最高5年刑罚的指导性意见。此前，没有一位科学家为此而坐牢的案例。最后，审判长宣布判决结果:有期徒刑1年零1天，缓期两年执行;并表示，当科学家们利用其技能、智力和信誉去做一些危害公众的事情时，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当他们这样做了，也就结束了他们的科学生涯。
庭审结束后，珀尔曼和他的母亲以及一群年轻的同事步行穿越了柏林敦市区以示对宣判结果的接受。此时，雨已经停了，太阳在潮湿的鹅卵石街道上投下一道明亮的光线。
德尼诺(右)接受记者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