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爱斌：2001年入选上海市医学人才培养计划“艺苑新星”；2005年获得上海市“科技启明星”称号及人才培养计划，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2009年获上海市第12届医务系统中青年最高荣誉奖“银蛇奖”及入选“启明星跟踪”计划。迄今为止，作为课题负责人，已申请到5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高科技专题“863”项目等，参与国家重大基础课题“973”项目2项，同时还获得多项上海市科委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累计科研经费近500万。

 

　　2009年被聘为教授、博导。现为美国及欧洲血液学会、肿瘤学会国际会员、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血液学组委员。

 

　　近期启明星访问中接触的医生比较多，或许是因为和他们倾心交流，近距离地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现状，我强烈地感受到医护人员可能是所有职业人群中更为忙碌、所担责任更为繁重的一个群体，特别是那些在大城市医院里工作的中青年医生，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可能更重。然而，他们的付出与他们得到的社会评价往往并不匹配，以至于很多医生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选择从医。乘着对本期启明星受访者――上海同济医院血液科主任、血液肿瘤治疗专家梁爱斌博士的访问，也想提供一个案例，看看一位在一线临床工作的主任医师的成长之路和他现在的工作状况。

 

　　中等偏瘦的体型和1.7米左右的身高很符合梁爱斌福建人的特点，他其实并不太有兴趣接受我的采访，一方面他对这类采访报道的事情兴趣不大，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工作忙，但是他说既然一开始在电话里答应了我，就接受下来了。采访在梁爱斌那间很小、屋内陈设较凌乱的主任办公室里进行。梁爱斌所在的上海同济医院（其另一称谓是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原名为上海甘泉医院，这是上海偏西北一大片中低收入群体为主的居住区范围内唯一一家三级甲等医院，覆盖人群几十万，加上不少全国各地来此求医的患者，那天我到医院时已近下午4点半，但医院里仍有不少求医者，可见这里的医生的工作量不会轻。

 

　　梁出生在福建南平一个多子女家庭，他是家里9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梁坦言自己高考时没有发挥好，没有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这样就在1988年到上海铁道医学院念本科，毕业后留校，在甘泉医院工作二年后到上海二医读硕士，3年硕士毕业后又回甘泉医院。此后他受派到北京挂职锻炼了一段时间，从北京回来后再度到二医大读博士。彼时甘泉医院已和同济大学合并，梁作为同济和德国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在国内读了一年多后就到德国沃姆大学医学院血液中心研读了两年多时间，最终拿到的是中德双博士学位。学成后回到同济医院血液科，其后他作为高访学者到香港中文大学进修了3个月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2005年4月从香港回来后，梁爱斌就一直在同济医院血液科工作，不久就受聘任血液科主任、硕士生导师，时年35岁，是当时上海三级甲等医院里最年轻的科主任之一，2009年晋升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以上一段很简要的履历式文字透露出梁爱斌的经历比一般的同龄人要丰富很多，如此一个有着多方面背景和经历的医界精英心无旁骛地在自己起步发展的医院专注于血液系统恶性疾病（白血病、淋巴瘤等）的发病机制研究和临床治疗，这是需要一点定力的。回应我这个问题，梁说他更熟悉自己工作了多年的同济医院，而且同济医院的血液科可以提升的空间很大，“我刚回来时只有12张床，是个很小的科室，在同行中知名度很低，但现在完全两样了。现在我们有50多张床位，今年参加卫生部全国重点临床专科评选，在上海市卫生局系统中打擂台，我们科室拿了第二名。每年我们科室都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我个人就有5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我发觉，梁爱斌谈到自己科室的情况兴奋度明显增加，他引以为豪的工作主要有：同济医院血液科在全国较早提出正常核型急性白血病分层诊治和预后评估体系，研究成果已在上海市近20家二、三级医院推广应用，对317例急性白血病患者进行了分层诊断和治疗。应用该方法可早期筛查出高危正常核型急性白血病患者，明显提高临床缓解率，此项成果获得了2010年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国际上首先系统地开展人畜共患附红细胞体病临床和基础相关研究，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项目获得2009年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项目发表文章在美国血液学年会上交流，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在全国率先开展氟达拉滨联合阿糖胞苷治疗急性白血病的临床研究，大大降低了白血病患者复发风险及减轻化疗副反应；应用质谱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技术检测化疗药物代谢关键酶活性和基因型，实现白血病患者个体化治疗，降低化疗毒副作用等。

 

　　以上专业性较强的内容中，我记得最牢的是他们在国际上率先系统开展了对一种人畜共患的血液传染病――附红细胞体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因为梁爱斌讲了他们是怎么和这种疾患打交道的一段故事。这种病发病率不高，感染率很高，但死亡率很低。梁说做附红细胞体病纯属巧合，当时（2006年），他去上海交大参加一个项目评审，交大农学院一位教授谈起动物中的附红体细胞病（红皮病），这种病在猪牛动物中的死亡率很高。聊起来说不知道这种病在人体中的发病率如何？梁一听来了劲当场就承担了下来。但事后，梁爱斌了解到这种病当时在国内外都没有什么人做，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反而兽医比较了解。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就这样几年来，他们做了该病的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诊疗标准的制定、相关发病机制及传播途径的基础研究，从无到有地建立了一些诊断方法，并为此获得了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863项目。如今，同济医院血液科已成为国际上对这种附红细胞体病作过系统临床和基础研究的单位之一（关于附红细胞体病的详细介绍请参见本期启明星综述文章）。

 

　　从在国内血液疾病临床诊断治疗领域中的籍籍无名到目前在上海卫生系统血液科室居前的排名和在患者中逐渐形成的口碑，梁爱斌和他的同事们用了整整6年时间。他深知要提升临床科室在同行和患者中影响力的不二法门一是不断提升科研能力，二是为患者提供一流的治疗和服务。同济医院血液科现有14个医生，硕士以上学历有11个，博士有5个，另外还有完整的血液学实验室。除了在附红细胞体病的诊疗方面具有明显特色外，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该科室经多年探索形成的独特的化疗方案（同济方案）效果不错。另外在联合免疫抑制治疗重型和难治型再障、改良的利妥昔单抗治疗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方案等方面，同济医院血液科业已形成技术特色和口碑。

 

　　能在原先相对薄弱的基础达到目前的水准，梁爱斌很感谢整个科室团队成员的鼎力相助。按照梁的说法，他们这个团队执行力非常强，这得益于同样很强的凝聚力。这一点我也多少感受到了。那天我的采访到了晚饭时间，他们招呼我一起用餐，包括梁爱斌和两位当班的医生等在办公室里吃着刚从院外买来的盒饭，菜、饭都很简单的那种，但是那种比较融洽的气氛我感觉到了。正是在那次吃盒饭的时候，我问了两位在场的医生(其中一位是副主任医师）有关工作强度、压力和收入等方面的问题。据她们所说，现在三级甲等医院医生、护士的工作强度普遍已近极限，一个当（值）班医生通常要从当天早晨一直做到第二天晚上，而这样的当值每周要轮到一两次。这仅仅是工作压力，还有很多升职考核方面的压力。

 

　　和同济大学合并后，学校和医院明确，科主任和学科带头人一般要有留洋背景，最好是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另外对课题经费、论文等都有指标，能否达标直接涉及到职称甚至年度绩效考核通过与否。尽管梁主任领导下的血液科眼下没有论文、课题等方面的压力（因为他们已经超额达标了），但是这些指标还是令医院不少中青年医生倍感压力，如今的医生除了临床要拿得住，还要教学、做研究。但是如此重压下，青年医生们的收入仍是偏低，那两位一起用餐的青年医生一位中级职称（主治医师）、一位副高级职称（副主任医师），她们每月工资奖金加起来拿到手大约有5000元左右（她俩的差距约在500元左右）。以目前上海的生活成本而言，这一收入应该是较为紧张的，更逞论购房了。说到这里，那两位青年医生说，她们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再去学医的，因为太累，责任大，收入也不高。她们说有这样想法的医生不在少数。

 

　　对梁爱斌的访问，不仅使我有幸结识了一位入选启明星（跟踪）的优秀的血液病肿瘤研究治疗专家，了解了他所在的上海同济医院血液科的医疗特色，而且使我有机会关注到医院诊疗一线青年医生的生存现状。当然我也深知，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真正要解决也需要相当时日，但至少医患之间如能互相多一份理解，多一点宽容，这样的话对广大白衣天使也是一种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