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上图）是2011年入选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跟踪）计划中的一位，来自上海高血压研究所的背景和其高血压方面的启明星研究课题使我很想联系采访她，因为高血压现已成为对人们健康构成巨大威胁的常见病、多发病。一周前我在位于上海瑞金医院内的32号楼的305室与李燕见面交谈。

 

　　1972年出生的李燕来自江苏南通，父母都是社会底层劳动者。得益于90年代初期的社会环境和风气，寒门子弟靠学习成绩就能进大学，改变命运，李燕通过高考进入南京中医药大学，又因成绩拔尖，毕业时得以留在江苏省中医院，在临床一线当了3年心脏科医生。不太安于现状的李燕觉得这样下去业务上发展空间有限，萌发了想到大上海来提升自己，在传统中医基础上有所开拓的想法。这样，她考了上海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是上海的名中医、心脏科专家何立人教授。但三年读下来，对中医的科研方法和发展方向仍存在许多困惑，单纯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模式来研究中医，不整合中医精髓，她觉得这样的研究模式是有问题的。

 

　　硕士毕业时李燕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回去，江苏省中医院很欢迎她回去，但李燕仍心有不甘，还是想到西医体系里去看看别人到底是怎么做的。抱着这样的想法她报考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高血压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现在回过头来看，背景完全是中医的李燕直接进入西医体系的研究单位，这一步跨得是不小的。李燕告诉我，当时她的导师、高血压研究所所长朱鼎良教授刚从法国回来，他是心血管基础研究专家，研究课题大都是与分子、细胞打交道的，无论从研究知识背景，还是研究实验过程，都让李燕觉得非常有挑战，有点格格不入，以至于李燕说她在犹豫毕业后是否回南京当医生算了。

 

　　但就在李燕博士快毕业时，事情有了转机。她的导师那年（2003年）拿到了一个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是和比利时人合作开展关于高血压的人群研究，试图从人群规律中找到一些高血压的病因以及新的诊断治疗方法。导师希望博士毕业后的李燕留下来做这个课题。由于该项目研究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细胞分子，这与李燕原有的知识背景比较接近，她同意留下来做。

 

　　这个课题比利时方面主要是给予研究方法培训，人群研究是在中国做。2003年李燕到比利时受训一个月，回来后就正式留在了所里。10月份，李燕等十来个课题组成员就到了浙江丽水的一个基层点（景宁）采样，这个相对偏僻的点是导师为了寻找高血压相关基因而物色的，这也是华东地区唯一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畲族），而且当地卫生部门很支持。李燕他们的做法是按照国际标准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在当地选择一个村落，以父母子女较全的家系为单元采集样本，通常是邀请村民来做检查，量血压、血脂、血糖，血管功能、心电图检查，一个病人要检查大半天。这样一个月只能做500～1000例左右。课题组通常是10个人一起去，从2003年到现在每年到那里去一个月，迄今完成2500多例。

 

　　尽管每次去都要受跳蚤之苦，但李燕和课题组的人都很有收获，以景宁人群研究为基础，李燕他们得到了中国人群的一手数据，发了不少文章，例如他们发现中国人的夜间高血压高于西方人群，并由此发现了一种特殊的高血压临床类型――单纯夜间高血压。该文在2007年的美国《高血压》杂志发表后，路透社等媒体还专门作了介绍。

 

　　除了景宁作为定点人群研究点外，2004年李燕等以上海青浦社区为点作高血压人群研究，隔几年后再做随访。2006年又在浙江宁波对产业工人人群做了高血压调查。在这些人群研究基础上，李燕及其同事又先后发了关于高血压调控等多篇文章。

 

　　另一项有特色的研究是在和比利时合作基础上开展的。2004~05年，李燕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医学院分子与心血管研究所进修学习10个月。在此期间，比利时、爱尔兰、中国三国科研同行酝酿提出了可用24小时舒张压和收缩压间的动态关系这一指数能表征动脉硬化情况，由此得出的“动态动脉硬化指数”对预测心血管疾病很有价值。这个指数的价值已在丹麦、日本、爱尔兰、美国等国人群中或高血压人群中得到证实。

 

　　研究时还进一步发现这个指数对脑卒中有很好的预测价值，指数高了脑卒中的发病率就高。2006年相关论文发在美国《高血压》杂志，反响很大，三年内被引用次数达到100以上。

 

　　“动态动脉硬化指数”的理念最初是由爱尔兰人根据他们多年的研究积累和观察提出来的，我们用了景宁的数据证实舒张压收缩压间的动态变化能反映动脉硬化。然后几个国家的研究人员先后用长期随访的人群研究数据证实这一指数对预测脑卒中有价值，李燕说。

 

　　“爱尔兰人能首先用数据证实‘动态动脉硬化指数’能预测脑卒中，主要是基于他们的多年数据积累。”李燕由此痛感数据积累的重要性：“中国做了不少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但以往的数据基本上都没有保存，往往是当事人退休了资料也就散失了，这种情况很普遍。此外，全国性的调查数据公开化也做得远远不够，很多调查数据往往是集中在某个单位某个课题组的某个人手上，这其中涉及到不少单位个人利益。其实科研数据这种资源不用起来是最大的浪费！”

 

　　李燕介绍，美国通过NIH长期支持一些固定采集点的人群数据产出，如美国的Framingham（一个小镇）研究，针对心血管危险因素开展长期调查，积累了数十年的数据，对美国健康政策的建议，对全民心血管健康的改善作出了巨大贡献。欧洲、日本对一些选定的点也在做长期的支持，如日本的Ohasama也是一个小镇，做了20多年，欧洲的EPOGH研究等。这些针对固定人群长期积累的数据对疾病的监测预防极有价值。李燕说有机会的话她很想去这些点实地考察，“我们景宁观测点的人群研究也做了8年，但只做了2000多例。这种仅靠单个研究所的力量来支持的人群研究实力实在有限。”

 

　　人群研究让李燕找到了感兴趣，可以发挥自己作用的用武之地。李燕告诉我，这个“动态动脉硬化指数”她想一直研究下去，这次申报启明星跟踪也有这方面的内容。李燕的下一步是想拿这个指数进一步验证其在中国人群中的作用，特别是这个指数对脑卒中的预测价值。如果在中国人群中证明这一指数对心血管疾病的预测价值，就可以大规模推广，因为这个指数检测起来并不难。

 

　　此外，李燕还想在高血压患者中，探讨动态动脉硬化指数与大、小脑血管病变之间的关系，“目前没有看到动态动脉硬化指数与脑的大血管病变的相关性，但不排除可能与脑小血管病变关联的这种可能”。这些也是李燕这次启明星跟踪的具体题目，是她这些年工作的延伸。

 

　　主要凭借以上在国际合作和高血压人群研究中的出色工作，李燕这些年先后发表70余篇SCI论文（其中为第一作者的有11篇），2008年起她受邀担任美国《高血压》杂志编委。去年她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目前她是高血压研究所血管检测中心副主任。

 

　　从博士刚毕业那时的“格格不入”到现在的“收获颇丰”，李燕说她的命运转折多亏了导师让她参与了疾病人群研究国际合作课题，“没有这样的机会一切都无从谈起”。多年中医和临床医生的背景（李燕说她至今对中医都有感情），使得李燕对如今国家科技政策导向上一些做法有不同的看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要是支持基础研究，从生命医学口的情况看基本上是支持做细胞、分子、转基因等方面的工作，这样就使得很多做临床医疗研究的科研人员和临床医生很难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由于考核的压力，逼得很多看病为主的临床医生为了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都到实验室里去养老鼠，去培养细胞，做转基因，好像不会做细胞分子，不会做基因敲除，就不是有含金量的科研。这种导向是有问题的。实际上做临床的应该是先从临床实践中，发现和提出临床问题，研究怎么提高诊断水平，怎么提高疗效，这才是重点。应该鼓励临床医生去研究临床问题。生命本质及现象的一些基础问题的研究当然很重要，但这主要是生命科学研究院所应该为主承担的。对临床医生来讲看好病才是第一位的。”

 

　　“现在往往是为了报课题而报课题。瑞金这种三级医院非常强调科研。博士毕业、升职称都需要有文章。而国家导向重基础研究，轻临床研究。很多人担心这样下去，临床医生不会看病了，光会养养细胞写文章有什么用！”

 

　　我以上大段引述李燕的话，是想对她声援，也希望借这篇启明星人物访问再次呼吁有识之士来关注和纠正这件事上的偏向。前些年就屡有医学界的前辈就此呼吁过，现在大医院都对科研越来越重视，对能拿到国家级课题、文章上国际杂志的都给予重奖，这种导向和压力下，年轻的临床医生哪有时间和精力花在医疗本身上？上海二医大的老校长曾在一次研讨会上道出他的担忧：到我们生病躺在手术台上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拥有博士学位的主刀医生开过几次刀？

 

　　李燕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如能设立国家临床研究基金就好了，这也是很多临床医生的呼吁，“这样就不要硬往细胞分子上靠了，因为根本做不了，也没时间做。李燕说她能不断发文章，说明国际上是很重视临床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