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辉瑞公司2011年2月宣称将停止其在英国肯特郡三维治港的药物研发实验室的运作，并将裁掉其2400名员工中的大多数后，这必然会引起科学家和决策者的警醒和注意。应该说，制药产业正处在青春得意马蹄轻的状态中，而这则消息顿时引起了人们思维上的混乱。但是药企高管们却心知肚明：不论他们的表现好与不好，公共资金流将继续投入到这个行业，从资助基础研究到购买最后的产品。

　　大约在十年以前，像辉瑞这样的著名药企就宣称，他们能够保持巨额的研发开支，尽管要寻找到新的“重磅炸弹”药的机率越来越小。他们的投入服务于两个目的：一则，说服了那些投资商，在研发流水线中确实是有利可图的；二则，使政治家们着迷于将公共资金投入到药物研发的早期阶段。

 

　　位于三维治港的多家实验室的关闭是一个确切的信号，表明这个过程不是非常有效的，不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它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数额是巨大的，典型的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它的320亿美元的投资预算主要是用于发现来自产业界的（新的和有用的）理念。

 

　　与大型药企同样时髦的年轻兄弟――生物技术――的日子就不是那么好过了。它正在经历着其35年历史上最为深刻和最为漫长的不景气。在最为成功的美国生物技术公司——位于加州千橡市的安进公司――就很好地反映了这个行业的情况。加州波士顿市哈佛商学院研究技术战略的加里·皮萨诺在他的著作《科学商业》（哈佛商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曾对此进行了描述。位于纽约的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发布的2010年年度报告《如何竞争和成长：行业政策指南》中认为：生物技术不可能产生有重大意义的就业增长。而总部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09年发表的《2030年的生物经济》一书中指出：各个生命科学学科的经济影响力中，有75%将可能来自于保健行业之外。

 

　　然而，在欧洲和美国都一样，十多年来的科技和管理政策的重大推动力，一直给予了“生命科学产业”的领袖们一种预期：它们将产生出高收益和高薪酬的就业机会，不论他们想要得到什么。

 

　　在英国和美国生物医学研究政策中，目前最为明显的特征是筹建中的两项公共投资的大科学项目，目标是扫除药物研发流水线中的障碍。计划中的位于伦敦的英国医学研究和创新中心与提议中的位于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的国立尖端转化科学中心，都具有他们各自的优点，后一个项目是由格雷斯·菲茨杰拉德于2010年12月提出的。

 

　　但是，这些计划的政治架构正在把他们的注意力应用于错误的建筑设施中。不仅仅是将实验室发现转化成为药物候选物的流水线是失败的；药物研发本身也是失败的。如果我们想要在健康研究中得到更好的投资价值，这还不算药物治疗中的巨大支出，我们还需要将制药行业的操作模式作一番颠覆。

 

　　决策者们应该再度审视知识产权的控制与管理。关于生命科学的专利保护早已得到加强，尤其是在十年前，世贸组织关于国际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方面的协约全面实施以来，就得到了加强。这种加强是产业界所想要得到的，它已经提高了药物的利润、减少了药物的“海盗行为”即非法剽窃，但是很少有证据表明它已经增加了创新性疗法的产生。

 

　　更为自由的信息交换和交流将是不合适和令人尴尬的，而来自于计算机产业的创新模式、也就是专利化的创新理念不断地被交易和倒卖的模式，不可能直接应用于药物研发过程中。但是，许多科学家（包括一位被怀疑是辉瑞的科学家不愿意接受英国BBC广播电台的采访）已经厌烦了现在体制上的保密制度和低效率，最好的例证是许多的临床试验数据从来没有公开过。同时，管理体系经常被制药行业人士责备其各个方面的问题多多，但事实上，通过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可以很好地服务于这个行业。

 

　　人们已经提出了一些替代性的方法。于2009年11月发表的《曼彻斯特宣言》，是由著名的生物学家约翰·萨尔斯顿和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领导的小组提出的，他们两人均来自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这份宣言呼吁一种新的方法来分享知识和数据。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一位政策分析师乔伊斯·泰特认为，更加灵活的管理体系可能会向更多的参与者们打开这个领域，这样的灵活体现在：例如，药物试验可以被选择使用在一些对特定疗法有着遗传学易感性的病人亚群体身上。

 

　　科学家们还没有足够的积极性来欢迎这样的可能性，而政治家们则根本就没有与这些改革有所接洽。他们更喜欢向产业界寻求研究与管理政策的建议，然后请求人们的同意。

 

　　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甚至在1月的一次讲话中称，他已经打电话给辉瑞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伊恩·瑞德，告诉他一种税项减免措施在英国的执行，免除了来自英国专利收入中的公司所得税项目。而卡梅伦从中会得到什么？那就是两千人的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