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说服人们重视自身的健康？为什么情绪会像传染病一样扩散？人类如何才能提高他们的集体智慧？包括弄清楚为什么孤独会像一种疾病蔓延在整个社会中，这些是社会科学家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按照一组领袖学者的看法，这是一些社会科学家应该解决的最紧迫问题，他们希望他们的“十大问题”清单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帮助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框定出思考的范围。

 

　　作出同样努力的还有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NSF不久前公布了他们的议程设定活动的结果，呼吁社会科学家去鉴定那些伟大的挑战性问题，这些问题需同时具有基础性和变革性。

 

　　这两个组织都宣称，他们之所以发起这项活动，是因为他们想要研究人员从他们正忙于研究的问题中摆脱出来，去找出他们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这项研究结果显示，雄心勃勃的科学家们认为，从公平问题和薪酬问题，到战争问题和健康问题，都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

 

　　寻找“十大问题”活动的灵感，来自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 ）1900年编撰的一份23个未解决的主要问题的清单，希尔伯特的这份清单在接下来的整个世纪中帮助数学家集中了注意力。“他为20世纪的数学研究列出了路线图”， 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泛大西洋投资公司的副主席尼克·纳什（Nick Nash）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其他学科研究的路线图，那会怎么样？”

 

　　2008年，纳什正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哈佛大学攻读MBA，他向这个大学的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斯蒂芬·科斯林（Stephen Kosslyn）提出了制定学科路线图的想法。去年4月份，他们共同在哈佛大学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这一座谈会旨在把“大思想家”召集在一起，找出尚未解决的问题，并投票选出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座谈会的结果已在哈佛大学的主页上发布 ，网站也同时刊登了公众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在这次座谈会上，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艾米丽·奥斯特（Emily Oster）强调公共卫生专家所面临的一个长远挑战：如何使人们接受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例如，说服人们少进食多运动――控制气球般肥胖人的比率，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是简单的，但在实践中却极端困难。

 

　　因为生活方式改变所获得的好处，即使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也得不到明显体现。奥斯特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在这个项目的实施中提供立即可以得到的好处，例如，根据减肥目标的实现程度给予现金奖励。初步的研究已经表明，这样做会有一定效果。虽然每个月支付的金额多达成千上万美元，并且为了阻止复发，在节食者已经减掉他们超额体重之后，这笔钱仍然需要继续支付。因为这一策略可以通过减少未来的医药开支而为社会节约成本。

 

　　然而，这种方法并非简单明了。最近一项大规模试验正在进行，通过经济的手段促使纽约市的低收入家庭允许他们的孩子继续上学，并进行定期的体检。然而，这项实验在产生了有限的效果之后，于去年终止了。奥斯特说，研究人员需要拿不同的奖励制度来作实验，但应该如何选取针对一个特殊问题的最好奖励制度，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是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位哲学家，他也参与了哈佛大学“十大问题”清单的编写工作，他希望社会科学家能够提高社会自身的能力从而使得“重要问题的解决接近于正确。”他认为，专家们的判断经常还不如那些外行人的判断准确，为此他建议，社会与其依赖于专家个人，倒不如发展和开发新的聚合众人知识的新方法。

 

　　例如，在金融市场上，参与者根据他们对于市场变动的预期来买卖股票，股票的价格除了反映交易者对于未来情况的集体判断，也有可能人为地创造出一个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买入和卖出股票与明确的事件相联系，就像政治家在选举中当选一样，反映了交易者对于结果的判断，并且可以成为非常好的预测工具。博斯特罗姆希望看到这种“有预见性的市场”得到更为广泛的推广，他说，它们可以帮助企业做出诸如是否需要更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等问题的决策。

 

　　哈佛大学的社会科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希望从生理和心理方面寻找原因，诸如像传染性疾病一样扩散的肥胖问题和孤独问题，对于这一现象，他已经和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共同开展过研究。例如，如果你朋友中的一个开始变胖，那么你自己体重增加的可能性就会加大。克里斯塔基斯强调说，没有一种理论可以把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联系起来，在肥胖案例中，情况可能是，与一个体重超重的朋友交往，你会不知不觉地认为体重增加是一种正常现象。在芝加哥贫民区的初步研究表明，孤独和对犯罪的畏惧可以改变应激激素的分泌水平，而这又会反过来增加人们患癌症的危险。

 

　　纳什和科斯林希望，把注意力引向困难而重要的问题上，将会激励年轻的研究人员对它们展开研究，就像年轻的数学家被吸引去研究希尔伯特列出的问题一样。纳什说，“没有什么可以比未来看到拨款申请中提到‘哈佛问题’更能使我们感到高兴”。 NSF设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的社会行为和经济科学研究所负责人迈伦·古特曼（Myron Gutman）表示，与NSF所开展的项目具有相似性并不是一件坏事，他说，“我很高兴看到哈佛大学的这项活动，它可以让我们寻找到相同的主题”。

 

　　对于这些前瞻性问题的询问NSF收到的答复超过了240个，古特曼说：“我可以想象，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们将会找出一些似乎特别重要的问题，并通过试点项目和规划拨款的形式注入科研资金。我的看法就是，这些科研投入将会促使我们在未来的5——10年内进行更重要的投资”。

 

　　卡里·库珀（Cary Cooper），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一名心理科学家，他对“哈佛清单”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他说，如果可以获得基金的资助来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年轻的研究人员会有足够的信心放弃对那些简单问题的研究。库珀补充说，他将会考虑让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去组织一个类似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