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在我做了博士后2年后，我开始反思是否该换一条路。彼时，我专注于一条传统的道路――肿瘤遗传学研究，但是精研苦学的道路让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的兴趣也日渐减弱了。另外，联邦研究基金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再加上学术研究就业的长期安全、稳定性的缺失，我的失望感与日俱增。我决定跨越一步，离开传统的学术道路，另寻他路。紧接而来的是更艰难的一个部分：确定一条培养我科学热情的、同时对我工作产生影响的新职业道路。我在很多人不会给予期望的一个领域――一个2年制的社区学院――找到了这条道路。

 

　　在考虑各种选择时，我从第一个研究所的研究导师兰德尔·瓦达（Randal Wada）那得到启发。瓦达除了研发出神经母细胞瘤疗法外，还创建了夏威夷脐带血银行，以帮助骨髓接受者更好地进行肝细胞移植。他的工作让我意识到，我只需打开我的脑洞，就能够以很多种路径服务于科学和社会。

 

　　但我依然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接着我又得到了第二个启发。一位同事提到，附近一所2年制学院的教授正在教学生如何为学校的实验室和客户生产单克隆抗体。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约翰·布雷斯塔基（John Berestecky）教授仅是与经验相对欠缺的学生来进行这个规模宏大的项目。出于好奇，我与约翰进行了一次会谈，我被他的真诚所打动，他认为相比较基金、出版物以及个人抱负而言，对学生的培养更重要。他对教学的热情让我回忆起初入大学时，我曾想成为一名高中生物老师。自从研究生毕业后，教书梦想离我远去了，更不要提在一个2年制的学院里工作――因为我的很多研究导师与同仁都认为这是职业自杀――但是见过约翰以后，我看待事情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了。

 

　　到此，最后一步就是将我在科学上的热情唤醒到教学上。我找到一个大学教员职位，同时参与了约翰所在的太平洋中部的2年制专科学校。现在，我胜任了2个职位：教室里的讲师兼15个没有经验但求知欲强的学生的研究顾问。这两个角色都使我能够帮助学生实现自我转变，这种回报是巨大的，他们学习各种实验技能与理念的速度快得惊人。令我高兴的是看到我的学生在自身能力提升上增加了自信。近年来与学生们建立的情感让我觉得是格外恩赐，这也继续激励着我更进一步。

 

　　我的工作也有挑战性。别人因为我和我的学生不是在大学，而认为我们的价值较低，这是一件让人沮丧的事。我们有时候也会努力争取足够的研究空间、联邦基金、科技会议以及其他资源和机会，但我的学生都是新手，而研究复杂的医疗问题需要创造力。长期项目也需要更长的时间，然而学生往往在技能较成熟的时候就要离开去读大学了。我的收入比在4年制研究机构的标准要低，但我的教学压力却更大。不过，我遇到的这点挫折会因为学生们的关心而大大减轻。他们中很多人是少数族裔，我帮助培养了他们。

 

　　回首10年，无论作为一名学术人员还是一名导师，我在校园里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成长，同样也帮助了我的学生成长。令我感激的是，我踏出了之前既定的职业道路，找到了一条独属于我的、既能为学生又能为研究社区贡献的道路，即使这条路在别人看来可能比较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