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武器公约（BWC）于1972年签署，在此之前，许多可怕的疾病――包括兔热病、鼻疽病、Q热病和葡萄球菌肠毒素――都被包括美国、英国和德国在内的各国政府用作合法武器。到了如今的2017年，制造和发明新的生物武器的技术能力呈指数级增长，生物技术和设备可以廉价获得，病原体非常丰富，有些甚至可以从头合成。

 

　　尽管生物武器没有在现代战争中使用，生物恐怖事件也很罕见，但是关于禁止使用生物武器的规范是否过期的问题，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这种不确定性，以及为防范此类威胁所需花费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各国政府需要做好有人故意释放这类病原体的准备。

 

　　克里斯汀·埃尼马克（Christian Enemark）的新书《生物安全困境》（Biosecurity Dilemmas Dreaded Diseases,Ethical Responses,and the Healthof Nations）阐述了各国政府在提供生物安全防御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他探讨了可能出现的伦理困境，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的生物防御投入使其邻国产生怀疑，就有可能被认为是具有攻击性的，而不是防御性的，而事与愿违地导致可能的生物武器扩散。他还谈到在疫情暴发时，各国政府采取的为阻止传染病的传播的措施可能会牺牲一些个人权利。

 

　　埃尼马克在书中清楚地阐述，为减少或防止生物威胁的政策通常借鉴于核安全的防御机制，但这一做法并不总是正确的。例如，规定要求：从事管控病原体（即所谓“选定病原体”）研究的美国研究人员要计算每单个小瓶的数量，并估计储存在冰柜里病原体的数量。但这些微生物可能很容易复制（这是与浓缩铀不同的），很少的炭疽热病菌经复制可达到数吨，所以以往这种核算方法几乎没有多大意义。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集中于有着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的国家：美国。埃尼马克指出，美国建立了高度控制的实验室，进行了有争议的生物防御威胁评估项目，并发生了几起生物安全失误事件。

 

　　尽管美国的生物防御研究值得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透明的。本书还讨论了一个不透明且受关注、忽视生物安全规范的国家：俄罗斯。在苏联时期，尽管签署了BWC，俄罗斯仍然有大规模秘密生化武器计划，雇用了大约4万到6万名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后勤人员，产生了数以吨计的炭疽、天花和其他许多病原体。

 

　　俄罗斯政府违反生物武器公约的行为一直延续到今天，正如2012年普京总统宣布：国家意图发展基因武器（该声明随后被从官方文本中删除）。生物实验室继续存在，并游离于国际观察员的监督之外。事实上，尽管有着压倒性的证据，俄罗斯断然否认曾经有过一个非法的生物武器计划。

 

　　在对俄罗斯生物武器的讨论中，埃尼马克犯了几个令人遗憾的失误，其中最值得指出的是1979年发生在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如今的叶卡捷林堡）的一场非法炭疽杆菌事件，他将这起生物安全事件与美国实验室合法的非致命生物安全失误问题相提并论。

 

　　对全球健康“安全”问题进行辩论的学者对生物安全困境问题有兴趣，而对于健康实践者来说，关于健康安全困境的讨论似乎偏离主题；他们欢迎政府援助计划的挽救生命的效果，即使因国家利益推动了资金的投入。但埃尼马克坦承，政治现实不太可能允许国家在分配资源时只考虑健康成效，不考虑安全问题。

 

　　埃尼马克寻求未来如何摆脱这些困境途径的努力是很有益的，虽然不是万能的，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可能会有所帮助。例如，公共卫生官员警告说，在阻止传染性疾病传播方面，关闭边境和限制个人权利可能效果不佳，并可能导致隐瞒不报等。但没有任何政治理论能够改变这样的事实：如果这些基于证据的建议能够得到重视，生病的人会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