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科学家，一开始我在美国空军从事神经科学研究，之后又到大学继续这方面的工作。当最终有一天考虑从这个有意义的岗位上退下来时，我以为我会因为再不需要搭上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来撰写基金申请书或者与杂志审稿人周旋而感到欣慰，但是当我几年前把我实验室钥匙正式交出时，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有一种无限的焦虑和感伤。空闲这个曾经对我来说非常奢侈的东西，忽然间变得多了起来。证明我身份的实验室和学生都消失了。我可不想退休后过这种有所缺憾的生活，我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可以让我继续为科学做贡献。

 

　　我曾在大学城里居住和工作了至少20年的时间，凭我在那里的人脉，我本可以找到新的工作。然而我和妻子却决定搬到远在另一个州的女儿家附近。女儿是一位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她在那里刚刚找到一份助理教授的工作。退休、加之搬家多少使我的生活受到了干扰，但同时又让我感受到了自由的快乐。我可以寻找新的机会，重塑一个科学家的形象。

 

　　退休前不久，我曾协助创办了美国神经科学荣誉协会，这是一个面向神经科学专业学生的协会。想到能够利用我的退休时光进一步拓展它的工作，我激动不已。我对填写申请免税资格的各种表格没什么兴趣，我更喜欢为拥有数千名成员的协会工作，因为这能进一步扩大我的影响力。

 

　　每当看到年轻聪慧的神经科学家在获得我们的基金之后进行研究、参加学术会议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向社区伸出援手、向大众普及脑科学方面的知识，我都为他们的成长感到欣慰。

 

　　我也加入了一个由我的母校和职业社团资助的几个导师网络，让我同研究兴趣与我相近的来自全国的神经学本科生结成帮扶对象。学生们碰到职业选择的问题，或者在他们的研究中遇到困惑时，会来询问我。我努力成为一个给予他们鼓励的参谋，给他们提供有见识的观点。虽然这跟在实验室里与学生肩并肩工作有所不同，但听到学生说，我与他们的对话在他们做职业规划时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我的满足感油然而生。

 

　　然而我感觉自己还是怀念与学生那种直接面对面接触的经历，那种能够体会他们的热情以及出自本能的好奇心的过程。所以当我女儿的一个同事问我是否想为一个每周一次的神经科学研讨班进行协作教学时，我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我喜欢重返教室的感觉，同时我也发现我要做的工作跟我以前在大学教书时略有不同。作为一名兼职教师，我觉得学生们不知为何把我看成了一个圈外人，因此，他们问了一些让我吃惊的很率直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有科学方面的，而且还有科学家生活方面的。那些考虑从事非传统职业的学生，似乎很喜欢听我一路走来的故事，因为我曾在军事领域从事科研和教学。我也开始偶尔给老年人讲授神经科学课程，这样做可以促使我更积极地阅读和更新我的专业知识，并使我有机会在社区进行科普宣传。

 

　　必须承认，我怀念过去在实验室有了新发现时那种激动的时刻，但我的退休生活使我有时间开始新的追求，包括照看我快两岁的孙子，这也足以让我倍感欣慰。我知道在科学活动与诸如旅游、远足、学习飞钓等这些我想从事的其他活动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点需要创新和变通。随着更多机会的来临，我打算继续探索和适应，并随着我科学生涯的持续，打破工作与休闲之间的界限，以寻求自己更大的满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