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7世纪科学方法确立之前，怀疑论一直被认为对于科学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科学的怀疑态度是一种美德，一些人也许认为怀疑有可能会损害科学进步和社会进步，他们认为怀疑是错的，所有的怀疑者不是无知就是恶意的“否认者”。但是怀疑是对是错，哪种观点恰当，更取决于具体情境。如果我们能回顾一下这两种怀疑的起源和价值，以及两者可利用的潜力，我们就能够对科学领域内的怀疑有一个更好的评估。

 

　　怀疑从被视为美德演化到被视为罪恶的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理性怀疑；非理性怀疑；对非理性怀疑的理性谴责；从对非理性怀疑的理性谴责到对理性怀疑的攻击。前三个阶段在科学界得到广泛承认和接受，然而第四阶段及其对健康的科学对话和自我批评的负面影响却一直未得到广泛的认可。

　　首先，是理性怀疑的存在。自苏格拉底时代以来，怀疑对于知识进步的价值至少得到了一些思想家的认可。苏格拉底这位希腊哲学家很看重怀疑的价值，但他的雅典同胞判决他有罪，最终处死了他，部分也是因为他自承无知的这一立场。苏格拉底对陪审团说，他宁愿自己拥有知道自己无知的智慧，也不愿意自己拥有一些智慧，却不能意识到自己的无知。

 

　　这种观点世代相传延续了下来，科学家和学者们经常重申和强调这一观点。理性怀疑最有力的支持者并将怀疑结合进科学研究思维的是理查德·费曼。他充满激情地谈到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对科学奥秘的探索，“我认为，当我们知道我们确实生活在不确定中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承认它，认识到我们不知道不同问题的答案是很有价值的。”他写道，“这种思想方法，这种不确定的态度对科学家来说至关重要，这也是学生首先必须掌握的一种思想方法。它将成为一种思考习惯。一旦获得，就再也不会从怀疑的思考习惯中退出。”

 

　　正是对于他人实验严谨性和证明价值的怀疑，才使得路易·巴斯德推翻了自然发生论。法国物理学家布朗洛1903年宣称发现了一种新射线――N射线，之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物理学家罗伯特·伍德（RobertWood）通过严谨的实验和有充分根据的怀疑，正确地证明了所谓的N射线纯属子虚乌有。有充分根据的理性怀疑更近一些的例子是揭露疫苗引起自闭症虚假的证据，以及（反应停）退出市场，人们认为，更强有力的怀疑从一开始就可以阻止这种药物的获准，这一事件激发了更多的理性怀疑来提高科学研究的严谨性和再现性。

　　然后是第二阶段，非理性怀疑。虽然怀疑被广泛认为是科学方法的基础，但它也可能被不当利用。值得注意的是，健康的科学怀疑方法可以被当作幌子来提出超出理性范围的怀疑，例如对以下命题的怀疑：地球有近45亿年的历史；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和物种进化；吸烟与增加肺癌风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导致地球变暖的部分原因是人类活动。

 

　　哈佛大学科学史家内奥米·奥雷斯克斯（NaomiOreskes）和加州理工大学科技史家埃里克·康韦（ErikConway）在《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s of Doubt）一书中揭露了这种非理性的怀疑：少数科学家是如何掩盖从吸烟到全球变暖等问题事实真相的，描述了歪曲和夸大科学不确定性的种种危险。他们提出，怀疑是很容易被利用的，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然而，作者的论点也容易错误地扩展到认为所有的怀疑都是与科学进步和社会进步背道而驰的。这一立场容易被滥用，科学家的目标是科学的发展和进步，让科学变得更好，而不是虚无的怀疑。

 

　　确实，奥雷斯克斯和康韦都描述科学在本质上的不确定性，但怀疑贩子也能大行其道是因为我们认为科学就是由诸多事实构成的：确定无疑的事实。但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事物本身就是不确定的，我们会认为这意味着科学是混乱的。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任何现有的科学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因为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发现的过程。

 

　　怀疑对于科学至关重要，我们称之为好奇心或健康怀疑论的这种怀疑，能够推动科学向前发展，但同时也会让科学易于失实和被歪曲。

　　怀疑演变的第三阶段是对非理性怀疑的理性谴责。当对于某些命题的怀疑超出了理性怀疑的范围，对“制造怀疑者”进行谴责总体上来说有利于科学界和整个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怀疑是由不诚实的态度构成的，受经济利益或其他非科学利益驱动，歪曲科学事实。不过，理性谴责者如果搞人身批判，将非理性怀疑者说成是“无视事实者”、某某利益集团的“托”、不正常的“边缘人”，这种扣帽子的做法也许是有效的论辩工具，但从长期来看并非好事，因为你的手法和你的谴责对象的手法如出一辙，你把自己降低到他们那个层次去了。

 

　　最后，兜了一个圈我们又回到原地。一些人非理性地利用了谴责制造怀疑者的说法，转而用来谴责理性怀疑，怀疑演变到第四阶段。确实，将怀疑视为一种恶的观点的存在与被接受，以及随之而来的扣帽子、搞人身批判，为另一种怀疑理性观点的非理性怀疑铺平了道路。比如，秉持某些特定政治观点的人也许声称一些怀疑是没有道理的，而其实那些怀疑很有道理。有一种所谓的高德温法则（Godwin’sLaw），意思是说在互联网论坛上的辩论旷日持久的情况下，某人将观点的对立方类比为希特勒的概率将接近100%。连理性怀疑都成为谴责对象，相当于高德温法则的科学版。这种对理性怀疑的怀疑和否定若得势，科学家就可能不愿意去核实自己或其他人科研成果的可重复性，对科学事业非常不利。

 

　　理性怀疑应该推广到自己的工作领域中去。但有时，这种自我调节有可能会导致令科学家最痛苦的结果之一：论文撤回。帕梅拉·罗纳德（PamelaRonald）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植物病理学家和遗传学家，从事转基因生物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反转基因组织的攻击。转基因研究人员和反转基因活动人士长期以来就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辩论。在这种交流中，罗纳德发现自己实验室2009年和2011年有几项错误，研究结果不能被复制，从而追溯到两种菌株的错误标注。罗纳德于2013年对科学记录进行了修正，她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她在等待论文撤回的漫长几个月之前就对论文中的错误加了注释，她甚至联系了至少一位评论过她论文的科学家，告诉他论文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她写了关于整个过程的详细文章。发现论文有错并没有改变她对转基因生物益处的总体看法，她的目的只是纠正和消除论文中的一些错误。尽管如此，她还是遭到了反转人士的中伤和诽谤。

 

　　对自己发表的论文持怀疑态度，承认错误的做法应该得到支持，但是论文被撤销有可能成为攻击武器，被人用作证据，证明整个研究工作或研究领域存在严重缺陷，而不是认为这是任何一位科学家都有可能遇到的情况，因为人都有可能犯错。因此，对于罗纳德来说，对自己的工作结果提出怀疑是一种美德，但却有可能被反对者利用，他们反对的不只是她本身的工作，而是她所在的整个科学领域，并有可能让其他研究者受到类似攻击。

 

　　尽管有些人可能会以论文撤回作为非理性怀疑整个研究的武器，但也有一些与持相反观点者之间更具建设性对话的例子。迈克尔·波伦（MichaelPollan）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教授，他并不是转基因生物的拥护者，2014年他邀请罗纳德向700名学生发表演讲，并让她为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出自己的观点，出席这场辩论会的媒体报道称，辩论会上展开了争论，但大多数人都彬彬有礼。

　　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在谴责非理性怀疑的同时，谴责以怀疑即有罪的说法攻击对确定性表示理性怀疑的科学家的那些人呢？

 

　　关键在于对理性怀疑和非理性怀疑的描述。我们必须抵制使用谬误论证的冲动，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学证据上。如果证据是多层次的、可重复的，并且是一致性的，例如，在达尔文的例子中，那么我们认为显示证据就应该足够了，至于证据是否充分，还可以有讨论的余地。除了提供证据之外的其他策略可能有助于科学家更有效地提出他们的观点，但是如果这些策略是在科学范围之外的，那么科学家的言辞是否会破坏科学家作为科学认知权威的真正基础呢？

 

　　当公民和科学家未能注意到事实和再现的研究成果时，我们可能会发现，非理性的怀疑就等于否认。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抵制使用怀疑即有罪的言辞，以及诉诸科学范围之外的推理，不管这些手段多有效。事实上，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詹姆斯·韦瑟罗尔（JamesWeatherall）和他的同事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谬误论证对思维模式影响之大丝毫不亚于实证数据对思维模式的影响。

 

　　一些谬误论证甚至可能更有效。例如，喜剧演员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在2014年的一次电视节目中，让97个身穿白色实验服的人在舞台上行走，代表了97%的科学家都认为全球变暖正在发生，并且是由人类行为导致的，但他无法在舞台上听到与97位科学家持不同意见的另外3个科学家的意见。在这么做的过程中，他从基于证据的论据转为诉诸权威论据或诉诸群众论据。对这些策略的依赖，会促使人们对于其他一些论据存疑的问题使用类似的非科学推理，而导致对这些问题产生怀疑的证据并不像气候变化或进化问题那样是多层面、可复制以及具备一致性，这些策略可用于娱乐性的电视节目中，但它们并不是科学论述的有用模板。

 

　　与此同时，仅凭事实的陈述可能不足以改变人们的想法，当人们面对挑战他们信仰的证据时，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也是一个有用的研究领域。公共健康专家萨拉·戈尔曼（Sara E.Gorman）与西奈山医学院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学家杰克·戈尔曼（Jack M.Gorman）认为，当人们过滤掉相互矛盾的信息并专注于确认现有信念的信息时，他们就会获得生理反应上的奖赏回报。在对戈尔曼《否认至死》（Denying to the Grave）一书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以一个副标题悲观地表达道，为什么理性和证据不能改变我们的思想。

 

　　幸运的是，并非所有关于人类认知的研究都得出如此悲观的结论。对“反效果效应”的担忧――即当我们面对与我们的意识形态相抵触的事实时，我们的错误信念得到强化――也可能被夸大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托马斯·伍德（ThomasWood）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伊桑·波特（Ethan Porter）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没有发现这种反效果的证据，而是得出了更乐观的结论，“总的来说，公民会关注事实信息，即使这些信息挑战了他们的偏向性和意识形态。”其他可能有效的策略还包括基于事实的论点，这些事实是用来强调在某个问题上对立双方的相似目标。

 

　　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进行深思熟虑的对话，我们可以从19世纪法国学者亨利·庞加莱（HenriPoincaré）的观察结果得到一些启发，“怀疑一切和相信一切是同等便捷的解决办法，它们都可以使我们免于思考。”如果想要生活在一个由理性支配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去从事科学研究，而科学家说他们的陈述是基于理性的，那么科学家就必须依靠理性，必须鼓励理性，包括健康的自我反省。我们必须特别依赖用理性来解决不可避免的分歧，不可避免是因为正如奥雷斯克斯和康韦所观察到的那样，“任何现有的科学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因为科学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我们可能需要探索更多的方法来理解理性的争论，但理性必须始终是核心。

 

　　即使非科学的手段可以让怀疑贩子闭嘴，在短期内取得效果，但这些优势也可能因谬误论证攻击以及其他一些策略成为常态并变成了科学辩论的一部分而造成的长期不利影响所抵消。

 

　　诚然，有一些位高权重的人在促成不诚实和非理性的怀疑，但是，如果我们受他们的影响，同样依赖于非科学的手段来反驳，那么就会导致其他人也使用这些手段来驳斥理性的甚至是必要的科学怀疑。作为科学家和学者，我们需要超越非理性怀疑，坚持科学态度，永不放弃理性怀疑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