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晞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1965年，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普通感冒中心负责人、病毒学家泰瑞尔（D. Tyrrell）的团队从一位患感冒的成年人的呼吸道中捕获了一种名为B814的可传播病毒，该论文发表在 1966年1月的《柳叶刀》上，它被认为是第一篇冠状病毒的论文。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泰瑞尔带领一群病毒学家一直在从事这项人类毒株和动物病毒的研究，1975年5月，泰瑞尔团队在《国际病毒学》上介绍了其研究的新进展，这种新病毒呈冠状外观，正式命名为冠状（corona）病毒。研究发现，在温带地区，呼吸道冠状病毒感染多发生在冬季和春季。2003年出现的SARS就属于冠状病毒，至2005年，病毒学家在全世界已经发现了5种新的人类冠状病毒。

2019年隆冬之际，冠状病毒在中国武汉暴发，很快波及全国，目前已超过8万人感染。2020年初春，当科学家和病毒学家将视野聚焦武汉，试图寻找疾病起源时，冠状病毒开始在全球蔓延，中国境外100多个国家3万多人受到侵袭。两个月内，全球死亡人数已逾3 000。显然，“冠状病毒”的国际化势态已经成型。科学家不会预料到，在英国初现的病毒，半个世纪后会在亚洲引爆，并迅速流传回欧洲及北美。疫病的全球化和超国界传播，让全世界人民同一时间感受它的危险，甚至经历恐惧。

古代病理学的研究结果明确告诉我们，疾病与地球上的生命几乎是同时出现的，科学家在公元前4 000年的古埃及人身体上发现了天花的斑痕，古希腊文献中记载的流行性疾病症状与现代传染病患者的临床表现极为相似。历史学家也早就注意到，当致病性的微生物进化到一个活跃骚动的时期，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公元5世纪查士丁尼瘟疫摧毁了东罗马帝国想要重振雄风的奢望；15世纪随哥伦布船队来到北美新大陆的各种传染病几乎杀死了90%以上的土著居民。疫病与人类文化的历史紧密相连，历史上重大疫病的发生往往与国家发展的消长相伴而行，对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格局和宗教伦理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疫病危害之大，摧毁的不是个体的生命，而是人类的文明，所谓流行病与文明同行。

每一次暴发的肆虐社会的疫情，都会激发起科学家探究致病原因的斗志，人们由此获得对新疾病的认知，实现对疾病由“未知”到“已知”的进步，乃至可以“预知”；科学家发明新方法和新药，研制对付疾病的“魔弹”，开发出有针对性的疫苗；疾疫造成的社会危机唤醒国家保护民众的意识，以国家力量积极干预疫情，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建立防预机制、完善健康立法，成立疾病监控中心应对传染病的突发事件，同时开展全民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然而，病毒学家还是会感叹：病毒比病毒学家聪明，因为这类微生物在地球上生存的经验远远比人类丰富。生命科学的发展就是一部人与疾病的博弈史。

20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多起全球流行的疾疫，有西班牙流感、亚洲流感、流行性脑炎和霍乱，以及埃博拉病毒等，这些疫情危害了千百万人的生命。疫病的无国界传染所呈现的全球化态势，促使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携手合作寻求疾病的原因、制定应对与预防措施，共享研究成果。由此形成的世界科学家的学术共同体，可以从更广阔的视野思考生命意义，阐释疾病的文化隐喻，梳理疾病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