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专业知识本身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超越科学“魔力”观——并加强它对抗民粹主义批评的能力。
冠状病毒大流行将我们对科学知识之性质和科学专家之权威性的严重分歧（尽管往往是未明言的）带到了公众辩论的中心舞台上。为了寻求对这些问题的见解，我们请《新亚特兰蒂斯》（The New Atlantis）杂志前副主编安东尼 · 米尔斯（Anthony Mills）——他在哲学、科学和专业知识方面著述甚丰——去联系拜访了英国科学社会学家哈里 · 柯林斯（Harry Collins）。柯林斯出版了许多著作，包括《我们现在都是科学专家吗？》（2014）和《为什么民主制国家需要科学》（2017）。以下是他们之间的对话。
米尔斯：哈里，你是科学社会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也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为什么我们不从最基本的开始——什么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它理解科学的方式有什么独特之处？
柯林斯：知识社会学始于一个显而易见却也鲜为人知的观点，即我们所知道的几乎一切都来自我们成长的群体和地点，以及（在较小程度上）我们后来生活中所融入的环境。如果我们在“这里”长大，我们会相信女巫而不相信抵押贷款；如果我们在“那里”长大，我们会相信抵押贷款而不相信女巫。这对于我们的所知来说是一个如此强大的决定因素，而且我们通常都不会注意到它——就像鱼不知道自己在水里游泳一样。提醒自己这些关于我们的认知生活的事实的一个好方法，是思考我们如何习得母语。比方说，你为什么会说英语，而不是世界上其他大约6 500种自然语言中的任何一种？你为什么会在句子中间加入动词？这正是你在其中游泳的水！
我们所珍视的大多数观点都是这样的，但这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专注于我们的选择，而不是限制我们的周围环境。所以你知道，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你可以在以后的生活中学习其他语言，但只能学习少数几种，而且不能真正流利应对，除非你选择重新融入不同的社会。试着用6 500种你不懂的语言中的一种说一句话。虽然乍一看似乎有违直觉，但这是理解你如何形成大部分信念的正确方法。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知识社会学的例外来自科学知识：获取科学知识并不像习得一门语言；科学知识对于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来说都是正确的，通过观察哪些实验和现象是可重复的，哪些是不可重复的，可以揭示科学的真相。但科学知识社会学开始质疑这种例外论。
从历史上看，我认为它的触发因素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种思维方式的松动，尤其是托马斯 · 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观点，科学的发展经历了被称为“范式”的时期，其中包括科学原理的革命，以及改变了哪些实验会被看作是有意义的。突然之间，科学也具备了文化维度。在20世纪30年代，路德维克 · 弗莱克（Ludwik Fleck）预见了库恩的思想，但他并不出名，我们许多人意识到，更深刻的哲学基础可以在哲学家路德维希 ·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作品中找到。但关键的一点是，整个科学文化也可以改变——标志是从牛顿的宇宙转换到爱因斯坦的宇宙。正因为如此，科学再也不能提供一种准逻辑的、对知识社会学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结果的绝对主义式的逃避：科学也是与文化相关联的。
我自己在这方面的贡献包括非常仔细地研究科学家是如何实时制造知识的。我发现，可重复实验依赖于人际互动中默会知识的转移——一种地方性的“社会化”——就像一个人学习流利地讲一门语言一样。因为除了流利地讲口语或获得正确的实验结果外，无法测试一门语言或一套科学技能是否已经成功获得，复制不能以任何直接的方式作为知识的测试标准。换句话说，你必须知道正确的结果应该是什么，然后你才能知道实验是否恰当进行——但当什么是正确的结果存在疑问时，这便不可能实现。我在1975年、1985年以及1992年出版的《改变秩序》中发表了这些结论。我称之为“实验者的回归”。
米尔斯：我想回到这个方法论上的问题——以社会学家研究其他文化活动的方式来研究科学——但在此之前，我想问，你个人是如何进入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的？特别是引力波物理学，这可能是你最著名的领域。
柯林斯：在转向社会学之前，我在高中学习了物理和数学，当我发现自己在硕士结束前需要论文题目时，我决定回到科学实验室，偶然发现人们试图学习如何建造一种新的激光器，TEA激光器，很多制造该激光器的尝试都失败了。我在本科的时候就接触过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所以我准备将科学中现有的信息传播方法，比如通过对期刊引用网络的研究，与类似于流畅习得的方法（“文化濡化模式”）进行对比。我向大家展示了，如果你不花时间和成功的TEA激光建造者在一起，而只是阅读他们工作的正式描述，这就像试图只从字典和语法初级教材中学习口语，你不会成为一个“流利的”激光建造者。后来我想把它和其他有更多分歧的领域进行比较，这把我带到了有争议的引力波物理学领域。
米尔斯：在某种程度上，你所描述的可能听起来像是试图理解科学（或任何与此相关的事物）如何运作的一种非常合理且相当直观的方式，即观察实践者在实践中是如何操作的。但在另一个层面上，这听起来可能相当激进，因为人们可能会认为，科学知识是一种通过对经验证据进行仔细、理性反思而获得的东西——也许是这类事情中最杰出的例子——与人们获得母语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试图挑战的观念吗？这就是它备受争议的原因吗？它的批评者指责它攻击科学——认为它是一场更广泛运动的一部分，经常与后现代主义或相对主义联系在一起。批评者说，它们试图破坏科学、专业知识和理性。
柯林斯：为了做好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工作，试图通过说“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来解释为什么科学家相信“这个”而不是“那个”是没有用的。这将是一个循环。假设你想要解释爱尔兰的宗教状况，这样的解释是没有意义的：人们选择新教是因为新教徒更容易找到工作，而人们选择天主教是因为它是正确的。但一些哲学家确实认为，科学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唯一需要社会学解释的是，为什么科学有时会产生错误的信念。我们意识到，要正确地进行研究，你必须采用相对主义的方法，你必须忘记科学家认为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当研究同时期的科学争议时，这种情况自然会出现——你和科学家都不可能知道谁是正确的，因为争论还在进行，科学家还在为解决这个问题而争论。正如我所说的，你必须“表现得好像自然世界在科学知识的构建中只起到很小的作用，甚至根本不存在”。事实上，在我1975年的论文和《改变秩序》一书所使用的隐喻（瓶中之船）中，之前的科学学研究者倾向于船已经放入瓶中，而且连固定它的胶水都已经干了之后再研究这艘船，而不是研究它最初是如何进入瓶子的。
所有种类的科学都倾向于混淆它们的方法论和它们的本体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处理研究对象的方式与实际存在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我从1975年到1981年才逐渐明白，在哲学上，我只是深深地致力于将相对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表现得好像”）。但我仍然对实验者的回归对科学实践意味着什么感到困扰，尽管我认为复制是科学的核心。
科学知识社会学引起了巨大轰动，因为它的相对主义似乎让科学凌驾于知识社会学之上的能力受到了质疑——它似乎挑战了科学是杰出且特殊的这一观点。至多，这种方法揭示了不确定性，而在此之前，围绕科学真理存在着一种“魔力般的”确定性。当我们研究正在进行中的科学，或者带着正确的历史敏感性，你会发现事情从来没有像在回溯式的描述中那么清楚。20世纪90年代末，我和特雷弗 · 平奇（Trevor Pinch）合著的一本书《勾勒姆》详细描述了一系列实验，包括著名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物理教科书声称该实验是爱因斯坦理论的决定性证明。在20世纪90年代的“科学大战”中，它成了攻击的焦点。科学斗士担心科学知识的相对化会导致新的“黑暗时代”，这可以理解。但是，他们没有认真思考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的新理解，而是开始了一场对相对主义的“猎巫行动”，试图让时光倒流，假装什么都没有改变。相反，他们应该像真正的科学家一样，把正在被揭示的科学过程的新的详细理解，看作他们的问题，也看作我们的问题。
我们能挽救专业知识吗?
米尔斯：近年来，你在学术圈引起了另一种争议，因为你突出地为科学专长辩护，并呼吁你的科学社会学家同行也这样做。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践者和创始人，您是如何成为专长的捍卫者的？
柯林斯：我是对科学进行历史、哲学和社会学分析的新相对主义方法论的领导者之一。正如结果所证明的，对于是什么导致了科学界接受一个结论而不是另一个结论，它揭示了更丰富的理解。科学知识曾被认为是耸立在普通知识平原之上的一座高山，不受知识社会学的世俗影响。现在，它被夷平了，同时创造了一个空间，让世俗的（例如社会或政治）影响重新渗透进来，因为我们展示了科学永远不可能像任何科学的哲学“逻辑”所宣称的那样。一些同事做了很好的工作，揭示了外界的影响，即使是在已经确立的科学领域中。问题是，尽管科学斗士们从来没有提出合理的反驳意见，但对新工作的一些热情确实开始证明他们的担忧是正确的。科学高山已经被夷为普通的平地，它的发现被等同于政治利益。但这似乎与我生活的世界不相符。相反，这是一个比人们曾经认为的更加复杂的世界。
碰巧的是，我在引力波领域的经历强化了我的观点。尽管这个案例研究显示了科学是多么的艰难和复杂，科学家从事的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和不断失败的事业，被争议困扰，但他们仍然被一种对真理的渴望驱使，无论能否成功。引力波物理学家，如果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应该离开这个领域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他们坚持尝试寻找引力波，纵然此生都有可能看不到引力波的出现。
我称之为“民主主义者”的人对科学知识社会学后果过度解读的直接危险在于，它鼓励普通人摒弃科学专长，而倾向于自己的判断，导致技术专长这一观念的瓦解。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民众对麻疹、腮腺炎和风疹（MMR）疫苗的反对，这种担忧变成令人恐惧的现实。民主主义者站在那些声称MMR导致孩子自闭症的父母一边，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这种联系，并且所有的流行病学证据都是相反的。有些地方出了严重的问题，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我认为我们可以用一种安静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将吸引我的学术社群，包括民主主义者，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科学家如何建立科学真理（我们知道这需要很长时间，尤其是当研究人员群体中存在明确的反对意见时，就像历史上的相对论，或者最近的引力波物理学那样）转移到对专业知识的分析上。人们可以在短期内确定谁是专家，即使还没有达成科学共识，这很重要，因为与科学相关的政策决定必须在短期内做出。2002年，我和罗伯特 · 埃文斯（Robert Evans）一起写了一篇题为“科学元勘的第三波”的论文，解释了这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认为，“第一波”是把科学例外论视为理所当然的科学发现方法，试图找到科学的“逻辑”，并询问科学共同体是如何“培育”的，这将科学置于山巅。“第二波”是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来一直在发生的，它把科学视为一个文化共同体，这让科学跌落神坛。“第三波”将集中于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研究（SEE），并将展示为什么科学和其他种类的专长仍然是技术判断的中心，尽管它们比第一波所暗示的更普通一些。令我们惊讶的是，这篇论文被一些有权势的同行视为背叛。我们期待一些温和的兴趣和赞赏，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消极的反应促使我们在更深入和更广泛的领域发展我们关于专长的工作。
米尔斯：好吧，那么你如何为它辩护——你对科学专长的解释是什么？
柯林斯：我们正在努力思考专长，并有很多发现。专长的学术研究在传统上是由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共同进行，但我们从知识社会学着手。我们将专长定义为专家共同体内成功的社会化，无论是习得一门语言还是制造一台工作的TEA激光器。我们开发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互动型专长”，我们将其与“贡献型专长”区分开来。
互动型专长是一种通过习得专家的专业语言，但没有实践经历，来理解专家实践世界的能力。如果没有互动型专长的概念，就不可能理解专家的劳动分工、同行评议、管理者的关键技术贡献，以及作为整体的社会中合作的各种其他特征。但是获得互动型专长非常困难，因为它需要深度沉浸在专家共同体中。我们率先使用了我们所谓的“模仿游戏”——一种用于测试互动型专长水平的图灵测试。
我们还提出了“普遍型专长”的新概念，这是一个社会的所有公民都拥有的专长，比如自然语言的使用，了解对与错的区别、干净与肮脏的区别，在各种情况下你和别人之间留下多少空间，等等。对专业知识的心理学和哲学分析总是把专长与小型精英联系起来，但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是那个国家生活方式的专家。例如，要理解人工智能的持续失败，你需要明白，计算机真正难以模仿的专业知识是那些普遍型专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普通公民是专家，这并不是说让每个公民都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我们对“专长元素周期表”的构建，它对专业知识的不同种类和等级进行了分类。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研究方法及其新概念被接受的程度超过了我们的预期，甚至在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中也是如此。
米尔斯：模仿游戏是如何运作的？你玩过吗？如果玩过，你通过测试了吗？
柯林斯：模仿游戏有很多不同的变体，但都是基于图灵测试。在图灵测试中，一台机器假装是人类，与真人竞争，而人类评判者会向它们提出问题，并试图区分两者。在模仿游戏中，一种人试图冒充另一种人——例如，一个不是贡献型专家的人可以冒充贡献型专家。我冒充引力波物理学家通过了测试，正如2006年《自然》报道的那样；在我2017年出版的《引力之吻》中，我再次通过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测试。设计这些测试的目的是表明，一个人可以通过充分沉浸在一个专家共同体中获得一定程度的互动型专长，即使他不是一个贡献型专家。
是什么让科学与众不同
米尔斯：你对科学专长的辩护难道不会让人想起那个著名的“划界问题”吗？科学是否或如何区别于其他种类的智力或文化追求？这是哲学家们，尤其是卡尔 · 波普尔（Karl Popper），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你是在提出某种解决方案吗？
柯林斯：实际上，我还没有专注于科学专长，只是一般的专长。但在我们的定义中，专长是指通过深度沉浸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你能或不能获得的任何东西，包括天文学和占星术、流行病学建模和读茶命理学、引力波物理学和骗局。正如你所说，真正困难的问题是如何证明科学专长凌驾于其他种类的专长之上。哲学家大多纠结于划界问题，因为他们寻找必要和充分的标准，而任何提出的“科学逻辑”总是有例外。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是一个更好的起点：正如他所指出的，必要与充分类型的定义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的。
以他的游戏为例。游戏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当你逐一考虑它们时，似乎并没有任何明确的标准来定义什么是游戏，什么不是游戏。相反，它们是由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科学也是如此：一旦你放下逻辑，转而开始用普遍具备的价值观和程序来思考，边界就会出现，尽管它们并不清晰。这种价值观是社会群体的显著特征——我们称之为“形成性愿景”。科学的价值——它的形成性愿景——使它超越了普遍存在的知识。
这些形成性愿景包括曾经被认为是科学的逻辑必要性——例如，试图通过复制结果来证实一项主张，或能描述一项主张是如何可能被证伪的。在第一波中，确证与证伪作为竞争对手成为科学的逻辑关键——“证实”对垒“证伪”——但它们都是科学家渴望的。如果你从价值的角度思考，关键是共同体成员及其机构的愿望，而不是逻辑上可以证明的结果。就科学而言，这必须是它运作的方式，因为科学家的基本愿望是找到关于自然世界的真相，不管需要多长时间。这与实现政治、商业甚至法律利益所需要的短期成功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第三波必须从真理转向专长。
其他科学价值包括在第一波中讨论的社会要求，尤其是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 · 默顿（Robert Merton）所说的“普遍主义”。这意味着科学试图揭示的真理应该对每个人都是真实的——不应该有犹太科学、苏联科学、男性科学或白人科学。科学知识社会学表明，科学不可能实现完全的普遍性，但它并没有表明，科学不应该把这作为一种愿景。这些价值建立在一些更根本的东西上，如此根本以至于很少被讨论，尽管我们已经介绍过：科学的基本愿望是发现可观测世界的真理。很多关于科学是如何工作的事情都由此而来。例如，科学家尽其所能地，从字面上说，“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他们通过观察和实验将自己沉浸在可观察的世界中。自第二波以来，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一种发现事情真相的万无一失的方法，但这必定比不知道你在谈论些什么更好。科学比其他任何共同体都更了解可观测的世界。
现在让我们把科学作为一个共同体来审视。几乎每个人对科学发现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因为普通人实际上无法用科学的标准来检验他们的知识。但稍加思考就会发现，科学家本身也是如此。没有哪个科学家能直接检验所有知识，至多不过是他们作为专家所能检验的一小部分知识，而且即使是这些检验，也要依赖于他们必须信任的大量其他科学主张。因此，即使是科学家也必须信任那些提供他们大部分科学知识的人，如果这些提供者不诚实，那么整个科学事业就会崩溃。对于实验科学家来说，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因为根据错误的信息采取行动可能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我做了一项详细研究，发表于2001年，内容是关于西方科学家如何通过面对面交流，开始相信俄罗斯的一份关于从蓝宝石中生长出的电势干涉镜质量报告所给出的结果，就表面判断来说，它可能是可疑的。）因此，科学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但除非这种信任有正当理由，否则科学本身是行不通的。
第二波表明，揭示真相远比我们在第一波中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潜在的隐藏影响，但如果没有寻找真相的抱负，如果没有科学家说出真相，它就不再是科学。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如果故意造假或以其他方式误导他人，那他们根本就不是在从事科学工作——他们不懂得科学的使命。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事件的发现会让人震惊和恐惧，也是为什么它们在科学上如此罕见。对于政治、银行、商业或许多其他行业，你很难作同样的判断。因此，尽管科学可能被发现受到潜在的隐藏影响，但科学家的反应是更努力发现和消除这种影响。（就像发现法律程序倾向于富人，就会导致努力减少这种倾向。）
于是，科学家渴望找到可观察世界的真相，科学家知道，为了找到真相，科学共同体必须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上。他们可能不总是对什么是真相取得一致意见，但他们知道他们必须以真相为目标，并且即使他们意见不一致，也要让自己沉浸其中。我们可以把科学家群体称为“真理政治”，一个基于真理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像物理学这样的科学在面对面的会议中，以严格受保护的界限来处理科学之间的分歧。互联网使得人们很难知道信息的来源，也很难知道信息背后的人是否遵循科学规范——例如诚实的规范，以及揭开真相的渴望。我们知道有一些科学专业人士并不总是按照这些规范行事，但我们知道这样的人很少，我们知道共同体是健康的，因为他们的曝光会带来震惊和恐惧。科学可能不被认为是在第一次浪潮下的魔法尘埃，它不是严格定义的一套万无一失的程序，但它仍然是诚信的工艺品——如果我们想要将技术建议纳入政策，科学是我们能寻求的最好帮助。
非科学家的角色
米尔斯：那么，这种说法的实践含义是什么呢？从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具体地说，就是你所说的第二波——得到的一个关键结论似乎是，把科学和政治分开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你是建议我们可以做到还是应该做到？
柯林斯：假设你说过，“法律社会学的关键结论之一是不可能把法律利益和财富分开”，那么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努力把它们更好地分开，即使完全分开是不可能的。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由于科学不能完全摆脱世俗的影响，我们不得不把它当作“其他手段的政治”。但这是一种谬论。第三波的任务之一就是展示科学和政治的不同之处，而我们的对话中正在揭示一些它们的不同之处。
米尔斯：好吧，让我试着让我的问题更具体一点，第二次浪潮认为科学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它的一个实践含义是，我们应该努力增加公众对技术决策的参与（例如，被称为“公民科学”或“参与科学”的运动）。你是支持这些努力，还是认为它们是被误导的？
柯林斯：我从自己的领域研究中了解到，科学太过复杂和难以理解，难以让公众在技术问题上有重要贡献。举个例子来说，我花了近十年时间才掌握足够的引力波物理学知识来通过模仿游戏，其中很大一部分努力是学习应该信任谁。正是因为这种复杂性，我们才会对东安格利亚大学邮件泄露事件所造成的后来被称为“气候门”的后果产生严重误解。只有当你理解科学和科学家的社会互动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互动型专长的层次，你才能理解科学家彼此随意交谈的方式的重要性。近距离观察，科学看起来总是很混乱，而“距离增添魅力”。在远离科学研究现场的情况下，我们往往会产生一种两极分化的看法，即这些科学家是“圣人”，或者，如果他们不是，那么他们一定是“流氓”。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无资格的人——例如，没有资质的人——可以根据他们的经验为技术相关的政策事务作出重要贡献。例如，农场工人可能比科学专家更清楚在实践中应该如何喷洒有机磷除草剂（例如在大风天）。或者考虑一下艾滋病危机期间的活动家，他们获得了足够的“互动型”专业知识，不仅为自己发声，而且参与和改进技术决策制定。这些例子鼓励了一些评论员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专家，并总是不信任精英。但这些“以经验为基础”的专家并不是“外行”。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是专家和精英。整个社会是由专家组成的微型社会组成的，一旦最初的社会化结束，一个人就会变成微型社会的专家。如果我们不都是各种精英群体的成员，就不会有科学家、汽车机械师、水管工、语言教师、卡车司机、泥瓦匠、小提琴手等等。你不希望你的车是由一群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被互联网上匿名评论者的意见影响的人来修理的。
为了维护专业知识观念并维护专家结论的安全性，科学家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创造真理的团体的边界。他们必须排除那些已经过了“保质期”的怪人和科学观点，即使他们来自高资质的科学家。但它们也必须包括基于经验的专家的观点，而这些专家在科学上不具资质，等等。我认为我们需要第三波科学元勘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切如何能够并且应该正确地完成。
米尔斯：好吧，简单地说，第一波提供了一种技术官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公众或政治家应该简单听从技术专家对技术问题做出决定，因为科学被认为是创造真理的神奇机器。第二波指出，无论专家如何努力，他们都不可能完全中立，而且科学很少能在短期内提供准确的解决方案。因此，政策不能由科学来决定。你的观点，第三波，想要在这两者之间达成某种妥协或平衡，因为第二波已经被一些人认为意味着公众应该总是尽可能多地参与技术决策过程。这种妥协在实践中是怎样的呢？
柯林斯：重要的是，科学渴望保持中立，当它正常运作时，它比任何其他制度都更接近中立。旧的技术官僚模式是不可持续和危险的，因为它建立在一种不存在的科学完美性之上，当公共领域的科学面临危险时，维持这种神奇的科学观点总是有幻想破灭的风险——例如需要做出短期决定的流行病科学或气候科学。此外，在技术官僚模式下很难包括无资质人员的以经验为基础的专门知识。我们需要社会科学专业知识来帮助理解新的边界应该在哪里。
技术官僚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它意味着科学家应该做出政策决定。他们不应该这样做——这是政治家的工作。只是，政客必须诚实和透明地说明科学建议是什么，他们什么时候接受它，什么时候拒绝它。在《为什么民主需要科学》一书中，我的同事罗伯特 · 埃文斯（Robert Evans）和我建议成立一个由懂一点社会科学的科学家和懂一点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就科学共识是什么以及在特定情况下与政策相关的科学共识有多强这一本质的社会学问题得出结论。我们把这样一个委员会或一组委员会称为“猫头鹰”，因为他们很聪明，能够从自然科学180度转向社会科学。当提出的政策被公开时，政客将不得不对猫头鹰关于科学共识的实质和强度的结论做出公开回应。
米尔斯：你对专业知识的辩护始于这样一种担忧，在试图将专长民主化的过程中——也就是你在文章中所说的合法性问题——我们已经不知道是什么让专家具有独特性和重要性。这就是你所谓的“延伸问题”——在极端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专家。我想在这里吹毛求疵一下。例如，如果我们考虑冠状病毒大流行，我们显然有一个延伸的问题——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能力获得流行病学专业知识，并在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技术问题上挑战公共卫生专家。但我们似乎也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对吧？似乎有道理的是，在大流行期间的许多争议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公众觉得很多政策——比如想到关闭学校——都是在没有他们参与的情况下制定的，或者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机会参与这些决策。
柯林斯：公共领域的所有艰难决定都必须平衡延伸问题和合法性问题——它们彼此处于一种张力中。但考虑到流行病学模型的复杂性，考虑到疾病传播对你的邻居和邻居的祖母的影响不亚于你自己，在类似于是否接种疫苗这样议题中，什么才是“公众参与的充分机会”？在我看来，围绕公共卫生的很多言论都认为，除了做出选择的个人，个人选择对任何人都没有影响。我们需要的是改变描述方式。选择接种疫苗就像选择在道路的哪一边开车一样——它影响到其他人的生存和死亡。我在这里一直试图表明的是，在技术复杂的领域，对参与的过多要求不应取代支持产生科学专长的价值观。最后，如何处理疫苗接种是一个政治决定，但专家的建议必须发挥主要作用，不能被社交媒体式的流行运动或类似的活动所取代，无论这在政治上有多么吸引人。
尊重太多，还是太少
米尔斯：让我试着用另一种可能有些激进的方式来解释这个问题。在大流行期间，专家和媒体谈论“遵循科学”已成为家常便饭。这难道不是“第一波”思维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吗？在这种思维中，公众或政客应该简单听从专家的意见。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不就意味着第二波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仍然需要解决延伸的问题和合法性的问题吗？换句话说，今天对专业知识的辩护需要同时在两条战线上进行吗？
柯林斯：我认为，这些日子的重点必须放在延伸的问题上，因为对政治领导力的民粹主义方法会产生对专业知识的新攻击——这在我的一生中是新事物。我认为“遵循科学”这个短语必须在这个新的背景下理解，同时也要在采访的前面部分的背景下理解。在英国，迈克尔 · 戈夫（Michael Gove）攻击专家，以此作为反击反对英国脱欧的经济论点的一种方式——而鲍里斯 · 约翰逊（Boris Johnson）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在贬低经济专业知识方面太成功了，只要这对他们有利。当大流行袭击英国时，我担心我们会看到另一场针对专家的攻击，但约翰逊选择声称他是在“遵循科学”。事实上，他做了很多错误的选择，导致英国成为欧洲人均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但我们一直不清楚这与科学建议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应该说清楚。尽管如此，我宁愿生活在一个领导人说“我们考虑了科学，但决定政治考虑压倒它”的国家，而不是一个领导人明确地用政治观点取代所有科学观点的国家。我相信，把“遵循科学”换成“认真听取科学建议并根据这些建议来解释我们的决定”，我们就有了民主的正确立场。
至于合法性的问题，我希望我们通过这次采访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创造一种气氛，其中，科学专长在技术决策和作为整体的社会中的至关重要但却不完美的作用得到了更好和更广泛的理解。
米尔斯：我想进一步强调这一点，因为我认为它真的很重要。你对“遵循科学”的替代（或重新措辞）听起来非常明智，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但是，在实践中，尤其是在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科学家经常意见不一，这难道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吗？在这种情况下，政客或公众应该如何决定该“遵循”或“认真倾听”哪些专家建议？这就是猫头鹰发挥作用的地方吗？
柯林斯：科学专家在短期内产生分歧是健康的标志。在一个彼此信任和诚实的社会中，他们是如何将分歧转化为一致的典范。猫头鹰的工作将包括为当前的科学共识状态设定“等级”——比如从A到E。那些必须在短期内做出这些政策决定的政治家进而不得不说些类似这样的话，“猫头鹰说这是E级共识，所以我们不能从这个案例的科学中学到太多”，或者“猫头鹰说这是A级共识，但因为这些原因我要推翻它，我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责任，我将以我的领导地位冒险” 。或者，当然他们也可以同意共识。塔博 · 姆贝基（Thabo Mbeki）在担任南非总统时拒绝在南非分发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这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的例子：他说科学上存在分歧，其实根本没有。猫头鹰很快就会弄清这一点。
诚信的源泉
米尔斯：好，最后一个问题。在您的《为什么民主国家需要科学》一书中，您在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下为专业知识进行了辩护，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公众对各种各样的机构——不仅仅是科学机构——失去了信心。您曾论证说，需要为这些机构辩护，科学社会学家尤其要为科学专业知识提供更正面的理由。但是，若部分问题就在于机构自身，对于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的同事尤瓦尔 · 莱文（Yuval Levin）认为，如今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往往将机构看成平台，看成个人建构自身品牌、推进自身利益的工具，而不是作为塑造具有共同规范和目标的特定社区成员的模板，这里所说的人可以是记者、科学家、学生、公民，等等。你认为这在多大程度上对今天的科学构成了威胁？即，科学之机构太经常地被视为个人建构其品牌，或获取文化影响力或政治影响力，或致富成名的平台，而不是视作培养优秀科学家的模板，这些优秀科学家能够以诚信的方式投身于事业，成为科学之优秀的、值得信任的代表。
柯林斯：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起，社会基础制度的性质确实发生了变化。我记得，英国银行曾经是诚信的代名词。我认为，“西方”政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总体右转，使得任何具有“公共服务”精神元素的机构都变得不牢靠了，不顾一切地以其经济价值来证明自己。政府也一直在鼓励用准市场来代替专业价值。我认为，哈耶克关于市场强于指令型经济的论证还是对的，只要不把这个观点当作社会基础之普遍规则。我记得在曼哈顿散步时，一场小雨让每个街区的角落都挤满了卖伞的小贩，我当时想，指令型经济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准市场不是真正的市场，应该会让哈耶克感到恐惧，因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复制了苏联的制度，并有类似的官僚管理成本。
在今天的压力下，科学有时会被诱惑，将自己推销为技术问题的短期解决方案的提供者、资本主义的驱动者（它当然是资本主义的驱动者），或者是一种娱乐性太空剧，而不是长期真理的追寻者。这也导致了科学界中的个体也会相应地行动。就短期而言，科学应当将自己辩护为讲诚信的工艺品——谈到对可观察世界的理解，以及如何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决策的客观教训时，科学是你能得到的最好结果——能够产生浸淫于诚实之中的信任的行为。我曾试图解释为什么我认为各种基础制度的专业精神，包括科学，自我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被侵蚀了。如今，“奥弗顿之窗”已经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以至于这些机构不再拥有任何其他证明自己的话语，除了用市场来衡量它们的贡献之外。但是，我所理解的科学比多数制度受到的侵蚀要轻，我认为科学既有驱动力、又有相关措施来抵制那些侵蚀性影响，只要大家（包括政府、人民、科学事业的销售队伍等）都理解科学到底是什么：它是社会诚信之丰沛源泉之一。
资料来源 The New Atlan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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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是威尔士卡迪夫大学杰出的研究教授。他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并于1997年获得贝尔纳科学社会研究奖。他著述颇丰，主题包括科学知识社会学、人工智能、专业知识的本质、默会知识、体育技术和引力波探测。由于面对面交流的会议和研讨会被禁止，他目前正在研究冠状病毒封锁对科学的影响。安东尼·米尔斯（Anthony Mills）是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佩珀代因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