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 · 洛夫洛克是位富有远见卓识的预言者，他最伟大的想法都源于他那难以动摇的独立精神。
2019年，詹姆斯·洛夫洛克站在英格兰多塞特郡的切希尔海滩上
随着我们生活的这颗行星迅速陷入气候紧急状态，它的生命支持系统也动摇衰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迫切地需要具有崭新见解和伟大想法又富有远见的思想家。难怪全世界都在哀悼詹姆斯 ·“吉姆”· 洛夫洛克（James “Jim” Lovelock）的逝世：他的盖娅理论为人类理解自然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改变了我们看待自身与地球之关系的方式。
洛夫洛克在环境科学、低温生物学和地外生物学等诸多领域都曾作出贡献，下至解冻仓鼠，上至建造极其灵敏的探测器（以便找到火星生命或嗅出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但当他于2022年7月26日——也就是他103岁生日的那一天——去世时，按照地球科学家蒂莫西 · 兰顿（Timothy Lenton）在《科学》杂志上的说法，世界失去的是“一位心怀智识之巨勇的天才和反叛者”。洛夫洛克是个真真正正不同寻常的人，他不屈从于顺应主流的压力，找到了一条在研究机构之外独立做研究的路，还对学科间的界限毫不理会。
在洛夫洛克对传统智慧的怀疑态度驱使下，在他作为发明家的技能的帮助下，在直观的科学洞察力的指导下，他充分地发扬了自己的独立精神。在埃克塞特大学为他举办的百岁生日庆祝会上，有人问他如何“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思考”，他反问：“什么叫固有的思维模式？”
在各路文献中，你可以看到洛夫洛克的同行在过去几十年里努力尝试概括此人，却从未成功。1975年2月，他与人合作为《新科学家》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当期杂志封面是盖娅假说——文中将他描述为“最后的数位旧时代自然哲学家之一”“在自己的住所里搞研究”，当时他住在英格兰南部的沙利斯伯里附近。在这之前，《自然》杂志退稿了洛夫洛克的文章，他们告诉他：“我们不发表来自家庭住址的论文。它们的作者大多是怪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洛夫洛克在雷丁大学找了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20年后，他在《自然》杂志上的贡献证明了他确实是一位“独立科学家”。到了2014年，我工作的伦敦科学博物馆举办了一场以洛夫洛克为主题的展览，展览的标语是“科学家、发明家、特立独行者”，以此来颂扬他的一生。那个时候，盖娅假说已经建立起来很多年了。
今天，盖娅假说的火炬被许多人接手传递，特别是前面提到的埃克塞特大学全球系统研究所的兰顿，他告诉我：“他的盖娅假说揭示了地球表面这层由生命、空气、水、土壤和沉积物构成的‘薄膜’是一个非凡的自我调节系统。吉姆是我在科学领域的英雄、我的导师，也是我一位了不起的友人，而他正是第一位地球系统科学家。”
然而，即使到了科学博物馆举办展览的那一年，洛夫洛克评论说，独立科学家仍然“像地外生命一样稀罕”。他告诉我，当他在1961年作为一名独立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开启自己的事业时，官僚主义的限制是很容易克服的，但如今要想独立却比当年困难了100倍。他的同类正在灭绝。
也是在那一年，我和洛夫洛克聊起他的《通往未来的艰难旅程》（A Rough Ride to the Future，2014）一书，该书是他为了赚钱资助自己研究而写下的众多著作之一，对谈中，他哀叹道，研究已经变成了一场各个耗资巨大的团队在科学的奥林匹克体育场里的竞赛。可是，他在2014年写道：“即便有一场终极的跨学科会议聚起了100万名智识过人的男女，他们也难以与爱因斯坦或达尔文相提并论。更糟糕的是，那100万人获得了资金，于是再没有多的钱来供养一个孤独的天才。”
然而，他也谨慎地告诉传记作家、《卫报》的乔纳 · 瓦茨（Jonathan Watts）：“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才，连天才的边都靠不上。”话是这样讲，但随着他的去世，世界是否已见证了独立专家的黄金时代的终结？我在科学博物馆的同事亚历克斯 · 罗斯（Alex Rose）负责管理洛夫洛克的档案，她说，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吉姆仔细地塑造出了自己这个‘独立科学家’的形象——但我们可能需要问一问：‘独立’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选择这样描述自己？”
早在洛夫洛克小时候，他对科学和工程学的热爱以及他的自学倾向就显露了出来。1919年，他出生在赫特福德郡的莱奇沃思花园城，在他刚记事的时候，他曾在家附近的希钦市目睹“飞翔的苏格兰人”号蒸汽机车呼啸而过。
他在伦敦南部的布里克斯顿长大，当地的公共图书馆激发了他对科学的迷恋——这点尤其要感谢儒勒 · 凡尔纳（Jules Verne）和威尔斯（Wells）等人写的科幻小说。
2014年，我与他一起参加了一次活动，当时他告诉我，他在1925年第一次来到科学博物馆，自此之后频繁地造访此处，于是对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父亲曾鼓励他看看博物馆的蒸汽机，然后按下（互动）按钮。“我照做了，”他说，“那可太有意思了——从此我就走上了科学的‘不归路’。”纵观他的职业生涯，他全心全意研究的一向都是他作为一个“SBN”（“戴眼镜的小书呆子”，这是他自己编的词）在博物馆和图书馆四处搜捡来的科学难题，而不曾来自学校的科学课或家庭作业，他觉得它们都没劲透了。
在洛夫洛克四岁时，他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个木盒子作为圣诞礼物，里面装满了零碎的电器零件，于是，他的发明天赋也得以自由地“野蛮生长”。后来，他发明了一种空速表，可以在火车旅行中使用。
由于洛夫洛克的父母无力供养他上大学，他成了一名工业实验室技术员，并在夜校攻读理学学士学位。他在2014年写道：“20世纪30年代末，我找了份实验室助理的工作，借此学习科学技术。”
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他以研究生身份从事医学研究：这些研究几乎都是他作为当时伦敦北部的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NIMR）的工作人员参与的，在此过程中，他为自己的科学学徒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随后，从1961年到1964年，他被聘为美国得克萨斯州贝勒医学院的一名教授：“在那段时间里，我充分地践行了自己作为一名孤独科学研究者的责任。”他在《通往未来的艰难旅程》中写道。
然而，在此后的人生中，他可能对高等教育的价值感到沮丧了。2019年，他在接受伊德里斯 · 沙阿基金会采访时说：“是时候解散大学了。它们如今太像中世纪时候的教会了。它们已经变得过于闲适惬意，也没能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
即便如此，洛夫洛克仍是依靠高等教育取得成功。另一位英国独立科学家是斯蒂芬 · 沃尔夫勒姆（Stephen Wolfram），他放下了自己成功的学术生涯，自行开发出了Mathematica软件。如今，他正试图用他所谓的“规则学”从零开始重建宇宙的基本物理学。2022年，沃尔夫勒姆在线上的一次问答中说：“起初，我可以把一些原创性相当强的东西塞进主流物理学的类目之中。”只有借助这种科学界学徒的身份，他才能摆脱“传统科学机构的节奏”。
洛夫洛克的不同寻常之处不仅在于他更偏爱跳出机构或学科的框架工作，还在于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发明家。他写道，科学和工程“就像一对始终在热恋的已婚爱侣”。
数个世纪以来，连接思考和创造的这条脐带一直是显而易见的。罗斯是我在科学博物馆的同事，她曾在我馆的“科学城画廊”展厅工作，该展厅讲述了伦敦在17、18世纪如何成为一座科学重镇。令罗斯感到震惊的是，当时有许多来自欧洲大陆的天才仪器制造商，他们没有一个像牛顿、克里斯多佛 · 雷恩或罗伯特? · 胡克那样出名，却极大地推动了科学革命。
洛夫洛克认为，科学创造的另一个驱动力在于冲突。他的职业生涯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相信发明、科学和战争“自古以来都是紧密相连的”。1943年，他的老板给了他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创造一种能够精确测量热辐射的仪器。70多年后，他写道：“我怀疑，假使现在对一间政府下属的实验室提出同样的要求，足够一队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工作几个月的。”
洛夫洛克自己的人生也过得十分富有创造性：他曾用一台原型微波炉复活了一只冷冻的仓鼠，而非用加热的勺子解冻仓鼠心脏（这会造成烫伤），却又很高兴地发现，这项技术也可以让他在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上班时加热午餐——在20世纪50年代，他开创性地使用了微波烹饪。
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他开始通过做咨询工作来维持生计，他服务过的企业和机构包括壳牌、惠普和情报部门。在咨询工作中，洛夫洛克得以自由地发挥他的创造力。在自己的家庭实验室里工作时，他不必穿白大褂制服，而是穿“被污染了就可以直接丢掉的旧衣服”。
在这段时间里，有一项发明成了帮助他维系独立科学家身份的关键，这项发明是电子捕获检测器（ECD）。它极为敏感，可以捕捉到有毒化学物质的痕迹，正是它“开启了绿色运动”。20世纪50年代末，洛夫洛克还是一位隶属于机构的研究人员，为了回应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一位同事的质疑，他开始开发电子捕获检测器。
1959年，洛夫洛克在美国耶鲁大学休学术假期间改进了该仪器，现在，他的电子捕获检测器可以识别空气中的微量污染物了。他回忆说，关键的时刻出现在他发现四氯化碳会使探测器失灵时，因为这意味着仪器拥有“非凡的灵敏度”。这种装置特别擅长检测含有卤素的化合物（比如氯），这“让环保主义者感到担忧”。
虽然电子捕获检测器的专利权只授予了耶鲁大学，使洛夫洛克损失了数千万美元的专利使用费，但惠普给了他一笔聘用费，让他得以继续自己的研究。他写道，他没有用这些钱提高生活水平，而是“将我的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我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上”。在那段时间，他的技术大受欢迎。20世纪60年代，刚刚成立的美国宇航局开始准备探索太阳系，它们于1961年3月写信给洛夫洛克，对他发明的简单、灵敏的小型仪器加以表彰，称它对于执行太空任务十分理想。作为一个科幻迷，洛夫洛克抓住了去休斯顿为美国宇航局工作的机会。
1962年，詹姆斯·洛夫洛克在休斯顿大学参与美国宇航局资助的研究
洛夫洛克的电子捕获检测器，1960年
三年后，他决定回到英国，先是在自家的实验室工作，随后又去了威尔特郡的鲍尔乔克，他在那里开发了一个“粗糙”、轻巧的原型装置，可以用来分析火星大气。该装置的核心是一根精细的钯银合金管，它被加热到大约200℃，以便大气中分离出各种化学成分，有了它，就不再需要更重的设备了。他在位于帕萨迪纳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向美国宇航局的工程师们展示了这个装置，当装置成功运作时，“火箭科学家……发出了热烈的欢呼”，这个时刻是洛夫洛克人生中最宝贵的记忆之一。
洛夫洛克还开始考虑如何在火星这样的行星上探测生命。他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DNA或蛋白质等分子上，因为寻找这些分子意味着我们假定火星生命与地球上的生命类似，而他认为这种假设是错误的。他意识到，生命过程产生的活性气体（如甲烷和氧气）将使火星大气层失去平衡。这个奇思妙想自然会引出这样一个结论：火星生命会改变它所处的环境，就像地球上的生命那样。在2014年科学博物馆的演讲中，洛夫洛克说：“我当即意识到，假使生命可以调节大气，它也一定可以调节气候。”这标志着又一深刻的洞见，而后者为盖娅假说的诞生做了铺垫。
在洛夫洛克的著作《盖娅：地球生命的新视野》（Gaia：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1979）中，他本人如此描述他最伟大的造物盖娅：“（它是）一个假说、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地球的生命物质、空气、海洋和陆地表面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该系统可以被看作单一有机体，它有能力让我们的星球成为适合生命生存的地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球是活着的，它是一个有生命的系统，而我们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假说的名称“盖娅”来自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是在早年由《蝇王》一书的作者威廉 · 戈尔丁（William Golding）提出的，戈尔丁是洛夫洛克住在威尔特郡时的邻居。但是要想开发、完善盖娅假说，洛夫洛克永远不可能完全脱离建制化的学术机构，尤其是他还用电子捕获检测器来研究行星环境。
他向英国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NERC）申请了一笔经费，用于乘船前往南极洲，利用他的电子捕获检测器搜寻工业化学物质氯氟烃化合物的痕迹。他声称，电子捕获检测器可以探测到浓度低至万亿分之一的化学物质——相当于在20个奥运会游泳池大小的水体中检测到一滴墨水，评审人员并不相信这话，驳回了他的申请，认为它“虚假”且“可笑”。但是该经费项目的经理在看到洛夫洛克的设备后，悄悄地在1971年12月启航的沙克尔顿号皇家研究船上给他留了一个床位。最终，即使在地球上最偏远的地区，洛夫洛克仍然检测到了氯氟烃——这是第一次有证据表明这些化学物质已经扩散到了整个地球，等到人们将氯氟烃与地球那具有保护性的平流臭氧层上的一个空洞联系在一起时，这个发现将会展现出重大的意义。
20世纪70年代，洛夫洛克进一步对自己的想法进行了提炼，其中部分内容是他和同样富有创造力、反传统的生物学家林恩 · 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一起完成的，她曾与洛夫洛克在帕萨迪纳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共事，也是宇宙学家和科普作家卡尔 · 萨根（Carl Sagan）的前妻。兰顿喜欢说，马古利斯“为盖娅假说的化学骨架添上了微生物学的血肉”。
和洛夫洛克一样，马古利斯也用她的“内共生”概念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观。内共生认为，我们的复杂细胞依赖于结构更简单的“房客”。千百年来，大自然一直在将单细胞生物彼此混合、匹配。内共生的实例之一可以在植物中找到，植物的远古先祖直到大约20亿年前才变得翠绿，当时，它们“绑架”了可以将阳光转化为食物的绿色生物。我们的细胞也是由线粒体提供能量的，而线粒体是曾经用化学能换取舒适“住处”的细菌后代。洛夫洛克和马古利斯曾经因为后者对生命如何产生氧气很感兴趣而产生过交集，他回忆说：“我们是科学上的灵魂伴侣。”她的思想将生命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之下，盖娅假说也是如此。她的想法也曾遭到嘲笑，盖娅也是一样。盖娅理论曾被嘲笑为“新时代的无稽之谈”，尽管那些熟悉非线性系统的人可以看到洛夫洛克的思想所指向的结论：负面的反馈可以稳定气候，而正面的反馈会导致翻转和临界点。
“从一开始，生物学家就讨厌它，”他回忆道，“他们说它是反达尔文理论的，于是非常粗鲁地对待它。地球科学家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自然》杂志退稿了他们关于盖娅的联合论文。洛夫洛克笑着告诉我，生物学家理查德 ·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曾开玩笑说，要想让盖娅运转起来，所有物种必须每年在阿勒山的山顶上开个大会，以决定它们想要什么样的气候。
洛夫洛克喜欢挑战。1983年，他发表了一个简单的计算机模型来演示盖娅的要点，这个模型是由他和他的学生安德鲁 · 沃森（Andrew Watson）共同开发的，沃森当时在普利茅斯的海洋生物学协会工作（而兰顿又是沃森的学生）。洛夫洛克后来评论道：“你可以很轻易地通过论文的作者署名来分辨出独立科学家和从属于机构的科学家。真正独来独往的科学家要么单独写作，要么只和一个同僚合著，极少数情况下，会和两个同僚一起写。”
他们的模型叫作雏菊世界，它也是我1991年第一次采访洛夫洛克时的主题。他们的这个数字寓言展示了一颗长满黑白雏菊的星球，在这颗星球上，浅色的花朵会在气候更温暖时茁壮成长，而深色的花朵则会在气候较冷时长得更好。由于白色的雏菊反射更多的阳光，而黑色的雏菊吸收更多的阳光，任何一种雏菊的传播都会产生反馈，使气候保持恒定。今天，这些反馈循环在气候模型中比比皆是。
洛夫洛克耐心、幽默、不教条的风格得到了回报。到了1988年，第一届盖娅国际科学会议召开，标志着盖娅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从一开始，公众就喜欢盖娅这个概念，喜欢“人们是一个超级生命体的一部分”这个想法。洛夫洛克自己也告诉我：“在我做过的所有主要事情中，我认为盖娅这个概念多半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发明。”
在埃克塞特大学，洛夫洛克的视野得到了兰顿的拓展，兰顿以对临界点的研究而闻名：在临界点上，一个小小的变化就可能不可逆转地改变全球气候，热带雨林会因此变成热带稀树大草原，热带稀树大草原也可能迅速变成沙漠，又或者，给英国带来温暖气候的墨西哥湾流会逐渐放缓减弱。在与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 · 拉图尔（Bruno Latour，已于2022年10月逝世）合作研究后，兰顿认为人类有潜力“升级”盖娅这个“行星操作系统”，创造出“盖娅2.0”。他们的意思是，随着人类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身行为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后果，我们如今可能可以做到有意识地自我调节，限制我们对地球的影响。
兰顿把这样一种情形称为“积极的临界点”：当大批人采取集体行动时（比如减少食用肉类、改用电动汽车等等），有害的气候变化就可以得到遏制。兰顿说，盖娅正在逐渐产生“自我意识”，这可以帮助人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
几个世纪以前，研究是由一些所谓的“绅士科学家”来做的。和洛夫洛克一样，他们并不隶属于大学或政府运营的单位等公立机构。但是，我的同事罗斯向我解释道，过去的那个时代与现在不同，那时几乎没有带薪的科学工作。只有像查尔斯 · 达尔文（Charles Darwin）那样拥有独立财富的人才有购买仪器和书籍的门路和足够的闲暇时间去从事科学研究——达尔文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
绅士科学家从文艺复兴时期一直繁荣到包括维多利亚时代在内的19世纪末，大规模的政府和企业资助是在这之后才开始出现的。和洛夫洛克一样，他们尽管独立，却并不孤独。例如，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达尔文一直处于一张庞大通信网络的中心，这张网络由“鸽子爱好者、养犬人士、农民以及科学家”组成。
曾经，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这样进行的。然而，在20世纪初，科学学科发展壮大，独立科学家的作用便随之变小了。罗斯认为，洛夫洛克既不是一位绅士科学家，也不是一位独立科学家，而是一位从20世纪最大的几家公司那里获得资金、做他自己想做之事的咨询顾问。即使在他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他在1982年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他仍然将自己的咨询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并努力挤出足够的时间做他自己的研究。
洛夫洛克的“独立”要从更狭义的层面去理解，他的独立在于他不受许多制定和塑造了研究议程的因素影响：财政资助越来越频繁地随政策而动，还越来越受到政府高官的影响和约束，这些高官永远急着将科学与他们的短期政治纲领捆绑在一起，永远急着找机会穿上反光安全夹克、戴上安全帽拍照。他在自传《向盖娅致敬》（Homage to Gaia，2000）中写道：“任何一个艺术家或小说家都懂得这一点，我们当中的有些人在被人指挥、被人管的时候是无法产出最佳成果的。”
盖娅是复杂性科学和层展论的典型代表，在这两个领域中，整体要大于各个部分的总和，生物与无机过程相互作用，使地球处于一种生命可以持续存在的状态——哪怕地球内外有明亮的太阳、火山活动或陨石撞击。然而，现代学术界充斥着还原论者，他们潜伏在一个个越发分散、碎片化的小天地里，每个小天地都有自己的风俗、语言、资金流和建制化机构。
研究人员面临的其他压力则来自他们所在的大学或部门。毫无疑问，这些机构更有可能聘用一位理解他们议程的同道中人。尽管洛夫洛克从未接受过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但他的确拥有访问教授的职位，甚至承认说，假如社会、集团组织和官僚主义层面的影响能够压到最低的话，他本可以忍受待在大学里工作。
研究人员一旦被束缚在某所大学，就会被教学责任、行政职责、规章制度、永无止境的经费申请义务和官僚主义拖累。正如洛夫洛克在2014年写的那样：“在今天，法拉第或达尔文那样的人物只得埋首于文书工作，不得不花时间解决有关健康和安全以及政治正确的问题，这就是伽利略受到的神权压迫在现代的样子。”这话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也不尽然：法拉第曾在伦敦的英国皇家研究院工作，他在那里要负责讲课，尤其还要发表受欢迎的圣诞讲座，这个讲座是他本人于1825年发起的。
洛夫洛克不必处理办公室政治，但他必须将自己的想法提交给同行评议。委员会成员聚集在一起评估论文或准予通过，当然，洛夫洛克对集体思维的看法很消极。他曾告诉我，委员会存在的唯一、真正目的是选出他们下次开会的日期。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共识思想对“外人”是存有偏见的。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假如没有同行评议过的论文来帮资助机构判断申请者的优劣，机构就不会为独来独往的研究人员提供资金支持。
隶属于某个机构也意味着科学家可以和其他许多人共用昂贵的设施。然而，洛夫洛克对于从商业开发的黑匣子中喷涌出的数据表示怀疑：“这种设备（即使它号称是最新的）很可能已经过时10年了。”他在2014年写道：“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科学仪器发明家，我很清楚，要把一个能用的、传达特定想法的模型改进成实用的、可销售的硬件需要很多年。我有能力发明出真正处于技术前沿的新设备，那我为什么还需要购买已经过时的设备呢？”说到这里，罗斯回忆起她第一次参观洛夫洛克实验室时，实验室里“塞满了惠普的设备”。
尽管洛夫洛克是个独立研究者，他仍然与科学机构有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存在于许多方面。沃尔夫勒姆和英国物理学家朱利安 · 巴伯（Julian Barbour）一样，是为数不多的独立科学家之一。他告诉他YouTube频道的观众，要想获得独立，就必须做好功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保持与相关专家的联系，具有创业精神，要不断解释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其他人应该对其报以关注。“要成为独立科学家可不容易。”
洛夫洛克的独立性也体现在其他方面。2022年8月底，多塞特郡的韦茅斯火葬场为他举行了一场葬礼，让他的100多位密友和家人有机会向他道别。在葬礼主持人霍华德 · 埃文斯（Howard Evans）“将他送回盖娅”之际，他告诉我们，虽然洛夫洛克是个不可知论者，但他对宗教心怀敬意，对超验世界也充满渴望。而且，尽管洛夫洛克被许多人视为环境运动的先知，但认为许多绿党人士代表的只不过是另一种阻碍理性思考的建制，尤其是在涉及核电的时候（“太多的绿党人士不仅对科学一无所知，甚至还讨厌科学。”他在《向盖娅致敬》中写道）。他曾告诉我，住在德文郡的时候，他有大片的土地，于是他会高高兴兴地将核电站的核废料埋在那里，“当作免费的家庭供暖”。
罗斯还记得，当她按照对方建议，随身带着盖革计数器走进他那用谷仓改装成的实验室时，计数器?“开始发疯”：洛夫洛克对放射性毫不在意。他的葬礼上也提到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他的女儿们称他为?“大自然的鉴赏家”，但他实在很讨厌胡蜂（不过他很喜欢大黄蜂），以至于有一次，他在一只胡蜂身上涂了点放射性示踪剂，以此助力找到它的蜂巢。
洛夫洛克安装在实验室墙上的微波炉被他用来储存炸药，大概是为了他在军队和安全部门的研究（他曾经自比为“低配版Q博士”，Q博士是和007特工詹姆斯 · 邦德搭档的研究科学家）。兰顿回忆说，曾经有一次，洛夫洛克打开一个旧冰淇淋桶，让他辨认里面是什么——那是一团橙色的、油灰状的物质。橡皮泥？不，是塞姆汀塑胶炸药！洛夫洛克的钟表匠车床也在他的实验室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曾用它制造出了电子捕获检测器和其他仪器。
2012年，罗斯翻阅了洛夫洛克的档案（总共有超过80箱的材料），从他的学校成绩单里就可以看到他的独立性在闪闪发光。成绩单显示，他是个不太愿意好好读书的学生，热爱大自然，档案里还有他做过的手工装饰的圣诞卡片（上面画了他昵称为“勒夫勒斯”的蠕虫状生物）、画过的油画和自己写的邦德风格的故事。
对罗斯来说，“独立”标签是洛夫洛克面对批评时为自己辩护的一种精明方式，是一个挑衅的信号，表明他不是那么容易被归类的。当洛夫洛克谈到作为一个独立科学家如何如何时，“他指的是独立思考”。当洛夫洛克在为科学博物馆拍摄的一部电影中谈及盖娅（他最伟大的遗产）时，这一点变得明显起来，他颇有些自命不凡地宣称：“等到五十年后——这远远超出了我所能预测的范围——到那时候，如果有人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这里，我想他们的想法一定已经进步了不少……他们一定已经接受了地球是活的，还会在日常交谈中提到这一点。但我觉得它在科学领域不会还有那么重大的意义。想想达尔文和自然选择吧。在他提出它的50年之后，科学界几乎就不再有人提它了。”
也许这就是洛夫洛克说自己独立的真正含义：他只是在等待我们其他人追上他。
资料来源 A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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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罗杰·海菲尔德（Roger Highfield）是英国科学博物馆集团的科学部主任、牛津大学邓恩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化学系的公众参与访问教授，以及英国研究与创新机构下属医学研究委员会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