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I）被美国总统特朗普视为美国对华“技术决胜”的首要战略支柱。上任伊始，特朗普就签发行政令，反对美国“自我设限”，要求执政团队为美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扫清障碍。

拜登时代的核心AI治理机制和“伦理、安全、风险”为主导的监管理念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特朗普雄心勃勃的《赢得竞赛：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Winning the Race: America's AI Action Plan）。以此为标志，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从“安全优先”向“制胜优先”全面转变。

当全世界还在讨论如何让AI更安全、更公平时，美国已经悄然切换赛道——不再试图驯服这头野兽，而是要骑着它冲向全球霸权的制高点。这一转向在政策重构、基础设施布局和外交战略三个层面同时展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AI霸权工具箱。

政策重构：从“护栏治理”到“自由冲刺”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转向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动作：拆除所有可能减缓AI发展速度的制度障碍。2023年，拜登签署的14110号行政令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护栏式治理”体系：要求所有联邦机构设立AI首席官员、引入AI系统风险评估、制定算法偏见测试标准，并提出AI使用必须保障公民权利。这套体系的核心逻辑是：政府设规则，社会设底线，企业在边界内创新。

但特朗普上台后，这套体系被连根拔起。在特朗普眼中，拜登政府对AI监管的执着，既不利于国内的AI创新发展，也无助于在国外赢得AI竞赛。2025年7月23日，特朗普的新一届政府启动了全新的《美国AI行动计划》。新计划的核心特征是实行系统性的“去监管化”：反对设立联邦层面的AI许可机制；解散AI伦理相关顾问委员会；批评“算法公平性”和“多元、平等、包容（DEI）导向”是“意识形态干预”；强调“技术中立”和“企业自主”才是美国的真正优势。

更激进的是，特朗普政府刻意回避了“公平”和“公民权利”等关键词。在整份行动计划中，这类措辞几乎被删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利益”“市场活力”“意识形态中立”等政治语言。拜登政府强调算法不能歧视，模型必须透明，AI要服务所有群体；特朗普政府则强调算法不能“左倾”，模型必须服从市场，美国企业的自由高于任何“社会工程”。

这种政策重构还体现在政府角色的根本转变上。特朗普设立了多个政策工具从国家方面对AI发展赋能：“AI与能源投资”（Al and energy investments）70亿美元项目对AI需要的数据、电力、能源、人才进行全方位投资；《美国AI行动计划》还包含对特朗普上个任期提出的国家AI研究资源试点（NAIRR）项目的进一步深化，通过与行业合作加速计算资源的成熟化，扩大学术群体对AI资源的使用。政府从AI的“监管者”变成了“投资者”，从“裁判员”变成了“教练员”。

在Deepseek强势崛起的背景下，特朗普转变美国AI战略的深层逻辑十分直白：当中国在大步向前时，美国不能被价值观包袱绊住脚步。特朗普要的不是改良监管体系，而是彻底拆掉它。在他看来，伦理约束并不能给美国带来肉眼可见的利益，而是竞争劣势，是过度监管的根源。

基建布局：举国体制下的基础设施军备竞赛

特朗普的AI战略在基础设施层面展现出明显的“举国体制”特征，这与其政策层面的“去监管化”形成了鲜明对比。新政府将AI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到国家安全高度，实施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动员措施，提升了私营部门在释放AI潜力方面的作用，同时减少了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

首先是“战略基础设施快审机制”的建立。数据中心、芯片工厂、AI电力设施被纳入战略快审清单，可以绕过传统的环保评估和社区听证程序。这意味着AI基础设施项目将享受类似军工项目的审批特权，建设周期可能缩短数年。这种做法虽然提高了效率，但也引发了对环境保护和社区权益的担忧。

其次是联邦数据的全面开放。特朗普政府决定向私营企业开放大量联邦数据，供其训练AI模型使用。这些数据包括政府运营数据、科研数据，甚至部分涉及公民隐私的数据。与拜登时代严格的数据保护要求相比，新政策几乎不设隐私预审门槛，完全以产业需求为导向。

最关键的是AI产业链的“去全球化”重构。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2025年5月同时发布三份法规文件，宣布以“体系化、闭环”的方式取代此前“拜登时代”拟议的《AI 扩散规则》（AI Diffusion Rule）。三份文件分别从使用场景、涉华产品、供应链合规三个维度收紧对AI 芯片及其在AI模型训练中的流转控制，构成一套新的AI芯片出口管制政策框架。这不仅是采购政策的调整，更是对全球AI产业链的重新塑造。美国试图构建一个完全自主可控的AI基础设施体系，从芯片制造到模型训练，从数据存储到算力调度，都要实现“美国制造”。

这种基建布局的背后是一套“AI军备竞赛”的思维。特朗普政府动用国家力量，以超常规的方式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这种举国体制式的基建投入与其“自由市场”的政策表态形成了微妙的矛盾。一方面强调企业自主和市场自由，另一方面又动用国家资源大规模干预市场。这种矛盾反映了特朗普政府AI战略的实用主义本质：意识形态让位于竞争需要，理论一致性让位于战略有效性。

外交战略：从多边合作到单边霸权

在外交层面，与“美国优先”的理念相匹配，特朗普的AI战略专注于维持美国的“技术特权”，而不是扩大美国的“技术魅力”。这一转向不仅仅体现于具体的政策目标，更体现在美国实现目标的手段和过程。

拜登政府时期的AI外交特别强调与盟伴形成共识、共建规则。无论是AI治理还是算力封锁，拜登政府花费了大量的资源、精力，来协调统一盟友、伙伴网络的政策立场，特别是与欧盟、日本、加拿大等对美友好的行为体进行接触，试图构建一套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国际规则体系。在自由国际主义的理念下，多边合作是拜登政府施展AI外交的主基调，包括通过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来推广美国的政策立场与战略诉求。

而在“美国优先”的理念下，AI治理的过程好坏不再重要，关键的是世界继续运行在美国技术基础之上。特朗普政府将“国际合作”定义为“让盟友买美国的AI技术”和“让世界接受美国的标准”，并且无视盟友、伙伴对于技术主权的需要，理所当然地将美国的盟友、伙伴视为美国的技术附庸，试图用输出完整的人工智能技术栈的方式来挤压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生存空间。同时，特朗普政府也采取“意识形态+”策略，力图通过价值观外交，来争夺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制度话语权。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明确提出，美国将在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七国集团（G7）、二十国集团（G20）等一系列涉及国际标准制定的组织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从更宏观的国家安全战略层面看，特朗普政府已经将AI纳入国家安全核心领域，使之与军事、情报并列，并设立了AI信息共享与分析中心（AI-ISAC），专门处理“国家级AI安全威胁”。这一举措也同样表明，特朗普的真正目标不是防范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风险，而是重点遏制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特别是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崛起，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优势地位。

三位一体的战略重构：政策、基建、外交的同步转向

特朗普政府的AI战略转向，体现在三个高度协同的维度：政策重塑、国家基建、外交布局。这三大维度精准瞄准了AI作为通用技术发展的三条生命线：技术路径的方向控制权（政策）、底层基础设施的供给权（基建）、全球扩散规则的主导权（外交）。AI的通用技术特性致使它具备指数级成长、平台级渗透和系统性重构能力。正因如此，谁掌握了制定标准的能力、谁控制了底层资源、谁能塑造全球传播逻辑，谁就拥有了塑造未来秩序的权力。

在美国国内，其通过监管松绑为企业释放技术创新的自由度，以国家主导的基建计划（包括算力、芯片、数据流通）掌控技术基础命脉，进行国家战略导向技术调度；在国际层面，则以技术民族主义为核心，推动“技术单边主义”，同时以选择性合作打击联盟稳定性，削弱对手战略协同能力。

这三股力量共同作用，构建出一个“美国优先”的AI战略合围体。其核心意图并非与世界协同治理AI风险，而是反过来——通过AI重塑全球秩序，使AI成为其重夺霸权的地缘政治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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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吴琪是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科技与社会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治理、科学智能（AI for Science）；莫非是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科技与社会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技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