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唯一一次日本之行

在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和文学家伯特兰 · 罗素（Bertrand Russell，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引荐下，1922年10月至1923年3月，爱因斯坦偕第二任夫人艾尔莎（Elsa Einstein）应东京私人出版商“改造社”之邀赴日访问讲学，同时为新成立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鼓与呼并在返程时顺访西班牙。因爱因斯坦赢得诺奖发生在他远东旅行期间，故有必要回顾他这趟旅行的详细行程。

1922年10月3日（两天前的10月1日，在遥远的东方，爱因斯坦后来的崇拜者、同事、事业追随者和传承者杨振宁降临人间），爱因斯坦夫妇离开柏林寓所前往苏黎世，10月6日前往马赛，次日在马赛港登上日本邮轮株式会社的“北野丸号”，10月8日启航，10月13日到达塞得港，次日通过苏伊士运河，10月28日到达科伦坡，11月2日到达新加坡（次日离开），11月9日到达香港（次日离开），11月13日上午10时40分许到达上海汇山码头，次日15时许离沪，11月17日15时许抵达这次航行的终点站日本神户港。

爱因斯坦最初计划访日四周，经双方协商，在他抵达上海之前就已将访日行程延长了两周（爱因斯坦首次途经上海时曾表示七个星期后将来中国正式访问），这是他终生唯一一次日本之行，旅日时间共43天。改造社代表稻垣守克夫妇（稻垣夫人是德国人）事先专程从东京到上海迎候爱因斯坦夫妇，后续访问由稻垣夫妇全程陪同并负责日常翻译，爱因斯坦在日本演讲时的翻译是留德物理学家和诗人石原纯。新晋诺奖得主爱因斯坦在日本的访问受到了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引起巨大轰动。他所到之处无不摩肩接踵，盛况空前。他先后访学京都、东京、仙台、松岛、日光、名古屋、大阪、神户、奈良、广岛、宫岛、门司和福冈等地，行程紧凑，学术活动频繁，效果极佳，尊崇科学的日本人给爱因斯坦夫妇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除爱因斯坦夫妇的旅居费用之外，日方另行支付给爱因斯坦2000英镑（约合8800美元）的丰厚演讲报酬，出版版税则另计。爱因斯坦访日六周，一共做了6场科学演讲（演讲地点均在东京大学物理学系主礼堂）和8场公众演讲（东京2场，仙台、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和福冈各1场），12月14日还在京都大学做了1场临时即兴演讲《我是怎样创立相对论的？》。爱因斯坦的日本之行极大地促进了相对论在日本的传播，改变了日本人的科学观，对日本物理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并间接地推动了日本科学研究的制度化，更重要的是熏陶和启蒙了一代日本青年学子，意义重大而深远。

值得一提的是，爱因斯坦原本计划在访日结束后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顺路访华两周，因邮路延误，双方沟通不畅而发生了误会，爱因斯坦最终遗憾地“失约”中国。据施郁教授仔细考证，爱因斯坦把原定访华的两周时间用于访问巴勒斯坦（今以色列境内）了。

1922年12月29日16时许，爱因斯坦夫妇从日本北九州门司港乘坐日本邮轮“榛名丸号”启航踏上返程（与来程航线稍有不同），12月31日上午11时许到达上海汇山码头，1923年1月2日11时许离沪，1月5日到达香港（次日离开），1月10日到达新加坡（两天后离开），1月13日到达马六甲，1月14日到达槟榔屿（槟城），1月15日到达科伦坡，1月31日通过苏伊士运河，2月1日到达塞得港并下船，从陆路转赴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等多地参观访问，2月7日视察筹建中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次日获颁特拉维夫首个荣誉市民称号，2月14日回到塞得港，2月16日换乘英国邮轮“霍尔木兹号”重新启航，2月21日在马赛以东65千米处的土伦登陆。2月22日至3月15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马德里、萨拉戈萨等地参观访问。3月5日晚，在马德里拜访西班牙神经组织学家和心理学家圣地亚哥 · 拉蒙 · 卡哈尔（Santiago Ramón y Cajal，190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宾主相谈甚欢。3月14日从萨拉戈萨回到巴塞罗那，次日从巴塞罗那回到苏黎世，3月21日从苏黎世回到柏林寓所，圆满结束这趟前后历时近半年的远东之行。

1922年6月24日，爱因斯坦好友、魏玛德国（1918—1933年存续）新任外交部部长、犹太大富商和政治家瓦尔特 · 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光天化日之下在柏林郊区的街道上被极端右翼民族主义分子枪杀。爱因斯坦作为德国公共生活中杰出的犹太左翼人士，其人身安全已受到实实在在的威胁。同年9月17—24日，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莱比锡举行，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 · 冯 · 劳厄（Max von Laue，19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代替受拉特瑙被枪杀事件影响缺席会议的爱因斯坦出席大会并做报告《物理学中的相对论》。9月17日和18日，在爱因斯坦即将启程访日前夕，出席莱比锡会议的物诺委主席阿伦尼乌斯以及爱因斯坦的挚友和强力支持者冯 · 劳厄分别给他写信，二人强烈暗示他将获得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都建议他取消或推迟访日行程。1922年夏，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开始，马克迅速贬值，在最为疯狂的翌年秋冬，德国妇女甚至用马克纸币来生火炉，因为其价值已低贱到不如燃料。因爱因斯坦与日本已有合约在身，为了不负日本人真诚的盛情相邀，同时为了体验异国文化、暂避当时柏林已甚嚣尘上的反犹浊流和缓解家庭经济窘困状况，他不顾挚友规劝，毅然决定按约如期启程访日。

1922年11月11日夜，爱因斯坦在从香港到上海的邮轮上收到前一天由奥里维留斯签署的获奖电报通知而得知自己获诺奖的确切消息，“通过无线电广播”获悉的说法不确。11月13日，爱因斯坦抵沪后再获德国驻沪总领事弗里茨 · 蒂尔（Fritz Thiel）递交的获奖电报通知。因爱因斯坦对自己获诺奖早就心中有数，加之他历来就淡泊名利，故“并不惊讶”，心态很平静，在旅行日记中对此事只字未提。

爱因斯坦诺奖奖金的真实用途

1921年单项诺奖奖金额是121?572.54瑞典克朗，名列倒数第7（历史最低是1923年的114?935瑞典克朗）。按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购买力计算，1921年的诺奖奖金只相当于1901年首届的29.56%，亦名列倒数第7（历史最低是1919年的27.75%）。1922年12月11日，诺贝尔基金会通知爱因斯坦，其诺奖奖金已存入斯德哥尔摩的恩斯基尔达银行，时值32?653.76美元，约合7500英镑或18万瑞士法郎。1921/22学年，堂堂爱因斯坦在柏林三处职务（柏林大学教授、普鲁士科学院院士、凯撒 · 威廉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薪资合计仅相当于区区668美元（2020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中译本《爱因斯坦全集 · 第13卷》第539页），诺奖奖金约相当于爱因斯坦当时在柏林工作年薪的49倍，德国当时通货膨胀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爱因斯坦诺奖奖金的用途，众说纷纭，往往还夹杂着演义故事，大多缺乏事实依据。经综合判断分析，笔者采信美国知名传记作家沃尔特 · 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在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中译本《爱因斯坦传》（张卜天译，2014）第279页经仔细考证后的说法：

（爱因斯坦）诺贝尔奖奖金的整个故事非常复杂，多年来引发了大量争论，随着爱因斯坦与米列娃的通信在2006年被公开才真相大白。根据离婚协议，诺贝尔奖奖金被存入一家瑞士银行。米列娃可以使用利息，但只有在爱因斯坦同意后才能花这笔钱。1923年，在咨询了一位理财师之后，爱因斯坦决定只把一部分钱放在瑞士，而把其余的钱存入一个美国账户。这使米列娃感到恐慌，并引起了摩擦，后来在朋友们的斡旋下才逐渐平息。在爱因斯坦的准许下，米列娃1924年用瑞士的钱和一大笔贷款在苏黎世买了一幢公寓。其租金可以用来支付货款、物业费以及一部分家庭开销。两年后，经过爱因斯坦首肯，米列娃又用诺贝尔奖奖金中的40?000瑞士法郎以及一些贷款买了两幢房子。后来证明，这两幢新房子的投资是失败的，为了不危及第一幢房子（米列娃和爱德华在那里居住）的所有权而不得不卖掉。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的大萧条降低了在那里开户和投资的价值。爱因斯坦继续为米列娃和爱德华支付数量可观的钱，但米列娃的确有理由担心在经济上是否能够得到保障。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爱因斯坦建了一家控股公司，从米列娃那里购买了剩下的公寓（她仍然在那里居住），并且接管她的债务，以免房子再被银行收走。米列娃可以继续住在这幢公寓中，并获得多余的租金收益。此外，爱因斯坦还每月寄一笔钱以帮助抚养爱德华。这种安排一直持续到40年代末，那时米列娃再也无法照顾房子了，来自租金的这笔收入已经入不敷出。在爱因斯坦的准许下，米列娃卖掉了房子，但依然拥有对房子的所有权。来自这笔收益的钱最后在米列娃的床垫下面被找到了。一些批评者指责爱因斯坦听任米列娃在贫困中死去。虽然米列娃有时肯定感到被遗弃和穷困潦倒，但爱因斯坦的确试图保护她和爱德华免于经济上的压力，不仅支付了他应付的那部分，而且还对他们的生活开销给予补助。

1919年2月14日，爱因斯坦和原配米列娃 · 马利奇（Mileva Mari?）被苏黎世法院判决离婚。据爱因斯坦研究专家方在庆研究员介绍，判决书中有如下条款：“如果爱因斯坦教授离婚后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么诺贝尔奖奖金在扣除爱因斯坦已向米列娃 · 马利奇付出的部分外，剩下的归米列娃所有，这笔钱将被存入瑞士银行。”上述诺奖奖金的真实用途表明，实际操作时并未完全遵循判决条款。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大崩盘，爱因斯坦用诺奖奖金做的投资多数损失殆尽。

爱因斯坦参与的诺奖提名

诺奖得主自动拥有相应奖项的永久提名权。诺奖得主早年拥有的提名权范围较大，如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发明家古列尔莫 · 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19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以意大利皇家科学院（1926—1944年存续）院长的身份提名自己的同胞、意大利剧作家和小说家路易吉 · 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竞争诺贝尔文学奖并一举获得成功。皮兰德娄一生仅获这唯一一次诺奖提名便功成名就，凸显马可尼这次提名的巨大价值。后来，随着诺奖得主人数逐渐增多，其提名权范围变小。诺奖得主彼得 · 多尔蒂（又译为杜赫提，Peter Doherty，199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在《通往诺贝尔奖之路》（马颖，孙业平译，2013）第14页中提到：在当年12月的“诺贝尔周”期间，他专门就诺奖得主的提名权范围问题咨询诺奖相关机构，得到的答复是提名权仅限定在自己成名的那个领域，比如说他就无权提名文学奖，但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有权提名化学奖，反之亦然。正因为生理学或医学奖和化学奖的颁奖领域多有重叠，为了协调通报各自的工作，两个诺委会会在每年春季举行联席会议，以确保同一位候选人不会在同一年被授予两项不同的诺奖。

爱因斯坦参与诺贝尔奖提名情况见表1。1919年时，爱因斯坦需事先收到颁奖机构的提名邀请函才能提名。

爱因斯坦无愧于“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巨匠”，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慧眼识珠，9次提名诺奖（物理学奖8次，化学奖1次），提名函中11人（爱因斯坦先后2次提名薛定谔）全部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最长不超过4年）就荣膺诺奖。爱因斯坦在诺奖提名中取得了百发百中的惊人业绩，完美展现了他对现代物理学的深邃理解、前瞻认识和精准判断。

此外，爱因斯坦还写过七封关于诺贝尔和平奖的提议信和一封推荐赫尔曼 · 布洛赫（Hermann Broch）竞争诺贝尔文学奖的提议信，他曾写信探讨是否该给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颁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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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朱安远是自由撰稿人，北京荣休高级工程师，诺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