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社会学是20世纪下半叶“后默顿范式”科学社会学的核心。文章以关键人物及其著作为线索，系统梳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术谱系，总结其核心理论、研究方法以及不同流派的思想变迁，力求清晰呈现其发展脉络和理论知识体系，有助于深化对科学知识社会化过程的理解，为今后科技与社会研究以及相关科技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20世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卡尔 · 曼海姆（Karl Mannheim）为代表的早期知识社会学。曼海姆继承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传统，揭示了广义的知识和信念如何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初步动摇了“知识纯粹客观”的传统观念。然而，传统知识社会学明确区分“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认为后者具有独特性与稳定性，因此未将其纳入社会学分析的范畴。
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 · 默顿（Robert Merton）开创了科学社会学。他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将科学视为一种社会建制进行研究，并提出现代科学的四项规范——公有性、普遍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精神，进一步强化了自然科学的独特地位。但默顿传统倾向于探讨宏观社会与文化因素（如清教伦理、社会秩序）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对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及形式则鲜有触及。在整个知识生产链条上它仅关注载体的建制化与规范的运行，如科学发现的优先权、马太效应、多重发现与科学中的年龄等问题。该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对科学建制化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做了探讨，由此达到科学社会学的顶峰，同时也意味着它开始走下坡路。
促成科学社会学走下坡路的一个重要思想契机来自托马斯 · 库恩（Thomas Kuhn）于1962年发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他从历史主义角度出发，提出“范式”（Paradigm）、“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ility）、“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等革命性概念，挑战了知识纯粹客观、线性积累的传统认识，凸显科学发展的群体性与历史性，为社会学深入介入科学知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第三阶段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与建构主义思潮在欧洲的兴起引发西方社会学研究重心的转向，科学社会学开始突破默顿传统的研究框架，转向直接考察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问题，这一取向被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即对知识本身进行社会学研究。按照发展线索来看，SSK起源于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并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大主要学派：一是以大卫 · 布鲁尔（David Bloor）和巴里 · 巴恩斯（Barry Barnes）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Edinburgh School），提出“强纲领”，奠定了早期SSK理论基础；二是以哈里 · 柯林斯（Harry Collins）为代表的巴斯学派（Bath School），提出“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EPOR）”，聚焦于科学争议研究；三是以布鲁诺 · 拉图尔（Bruno Latour）为代表的巴黎学派（Paris School），开创了实验室民族志研究。
SSK的核心主张可以在它的关键性代表人物的学说里得以呈现。
大卫 · 布鲁尔（David Bloor）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爱丁堡学派核心人物之一
大卫 · 布鲁尔长期在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中心任教，并在科学、技术与社会（STS）领域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就，至今仍被视为该领域的重要思想家。布鲁尔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军人物，其代表作《知识和社会意象》（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1976），一直被视为爱丁堡学派的奠基之作。
布鲁尔的核心目标在于对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进行社会学分析。他主张科学知识社会学不仅是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能揭示科学共同体的集体意识。在《知识和社会意象》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强纲领”，即因果关系、客观公正、对称性和反身性四项原则，同时，他运用这四条原则有力回应了人们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批评，从而证明了“强纲领”的可靠性与可行性。布鲁尔认为，所有科学知识，包括各种真理、信念的形成都离不开社会建构，因此这些内容都需要纳入社会学解释的范围，这种观点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相对主义色彩，但他也并未因此否定客观知识的存在，而是试图借助社会学分析，为科学知识的生成提供一套更为全面的解释框架，这也是他建立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价值所在。整体而言，布鲁尔的贡献在于系统分析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过程，提出“强纲领”，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知识和社会意象》出版后也引发了诸多批评。例如，有人提出所谓的“强纲领”实际上等同于主张知识“完全是社会的”；也有人将科学知识社会学简单理解为探讨社会如何扭曲知识的过程。事实上，这些看似尖锐而又荒诞的批评，往往是建立在知识绝对客观的基础之上，在根本上否定了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可能。应当认识到，科学知识与物理世界并非处于同一层面：物理世界独立存在，知识生产则不可避免地经过社会的建构，并且始终浸润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正如布鲁尔强调的，“所有知识都包含着某种社会维度，而且这种社会维度是永远无法消除或者超越的”。“强纲领”的合理性，也在后续的研究和实践中不断得到证实。
巴里 · 巴恩斯（Barry Barnes）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爱丁堡学派核心人物之一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巴恩斯与布鲁尔在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中心一起工作，为SSK早期核心理论的创立发挥重要作用。他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ociological Theory，1974）被视为爱丁堡学派的另一部奠基性著作。和布鲁尔侧重的“强纲领”不同，巴恩斯更多是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考察科学知识，关注科学的内容与形式。他在库恩范式的基础上，提出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其发展传播等符合文化的一般规律，而且科学共同体享有一套文化资源，包括理论、术语、符号、关于解释的一般观念、常识、美学和哲学偏好等等，文化资源界限明确，科学家在其内部开展研究。文化资源本身就是一种建构，而且受到各种因素（特别是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因此，科学知识绝非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例如，科学理论无法通过观察或实验直接得出，而是科学家对世界的描述，尽管如此，理论却能够成为指导科学家工作的准则，并为自然现象赋予秩序与逻辑，这种秩序是理论强加给世界的结果，绝非世界本身的固有属性。巴恩斯认为，科学总是在既有文化资源的框架中运行的，而科学的文化资源与其他文化总是相互交融、密不可分的，因此，科学史也是一部文化史。此外，巴恩斯有关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作还有《局外人看科学》（About Science，1985）、《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Scientific Knowledge：A Sociological Analysis，2002，与布鲁尔等合著）等。
尽管巴恩斯未能像布鲁尔那样提出具有标志性的“强纲领”成果，但他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剖析科学知识的形成、传播、变迁等核心问题，为早期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与布鲁尔相似的是，巴恩斯同样难以摆脱相对主义的困境，只不过来自文化资源的相对主义较为温和。其次，他将科学视为一种文化的主张，这么做虽在阐释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方面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独到之处，但也容易引发批评：科学在方法论、制度化以及实践等方面显然有别于一般文化，其论证不免存在偏颇之处。1992年，巴恩斯转到埃克塞特大学社会学系，研究重心也由科学知识社会学逐渐转向普通社会学。
史蒂文 · 夏平（Steven Shapin）
美国科学史家与科学社会学家，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
史蒂文 · 夏平与西蒙 · 谢弗（Simon Schaffer）合著的《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1985）是从科学知识社会学角度书写的科学史著作，它以17世纪托马斯 · 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罗伯特 · 玻意耳（Robert Boyle）围绕“空气泵试验”展开的论战为中心，探讨科学事实的社会和政治建构问题。
夏平和谢弗首先揭示了玻意耳通过实验建构事实的机制。他们提出，在玻意耳的实验哲学纲领中，事实的建立运用了三种技术：①物质技术，比如空气泵等实验仪器，它们能够提高感知并构成新感知客体的能力；②书面技术，玻意耳发明了详细的、非个人化的实验报告形式，为实验提供一种“虚拟见证”的可能，即读者即便没有亲临实验现场，也不用亲自重复实验过程，通过阅读实验报告即可在头脑中重现实验，这被视为建构事实最有力的技术；③社会技术，实验需要合格的见证人或共同体，他们的集体同意赋予实验结果以客观性和权威性。玻意耳通过一整套物质、书面和社会技术，使实验事实得以被产生、记录和确认，由此奠定了实验科学的基础。而霍布斯对此提出强烈的批评，认为实验无法产生无可辩驳的事实。在他看来，只要将制造这些事实所依赖的运作过程加以揭示和公开，就能够动摇其所谓的客观性。换言之，霍布斯提出的“运作”，直接揭示了玻意耳建构事实的社会和技术机制，从根本上挑战了实验事实的权威性。其次，夏平和谢弗还表示，玻意耳之所以胜出，是因为他的实验模式提供了一种非专制、基于共识的知识生产方式，这与当时英国复辟时期的政治以及精英社会阶层的需求相适应。另外，实验者始终称自己是主的信徒，玻意耳自身也支持一些以决疑论和良心为措辞的复辟时期的政论；而霍布斯坚守几何学那套权威和演绎的知识体系，在当时带有一定的激进政治意味，与当时的精英偏好和精神相悖。因此，科学知识得以确立，并非仅仅因为其本身的客观性，还与当时政治环境和社会需求密切相关。
夏平和谢弗在《利维坦与空气泵》的最后写道：“当人们逐渐认清我们的认知形式有其约定俗成而人为的一面，就可以了解，我们认识的根本是我们自身，而不是实在。知识和国家一样，是人类行为的产物。霍布斯是对的。”这句话也揭示了SSK思想的精髓，所谓科学知识的客观权威，完全是人类约定俗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霍布斯是对的。
迈克尔 · 马尔凯（Michael Mulkay）
科学社会学家，英国约克大学社会学教授
迈克尔 · 马尔凯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科学与知识社会学》（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1979）一书中。该书不仅系统梳理了相关学术史脉络，论证缜密有力，而且语言简洁明快，是理解科学知识社会学核心思想、把握社会学思维的佳作。
过去科学知识因其独特性一直被排除在社会学研究范围之外，而马尔凯则让科学走下神坛，提出科学产品本质上同其他一切文化产品一样，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按照默顿传统的观点，科学共同体具备四种精神气质，这使得科学不同于其他知识，科学知识反映客观世界。但马尔凯却提出，精神气质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实际过程不起决定性作用，而是受限于文化资源。他认为科学家存在两种文化资源：一种是科学共同体提供的，另一种是社会环境提供的。科学知识生产无法摆脱这两种文化资源的影响，无论是科学事实、理论，还是观察、结论，都不是对自然界的直接反映，而是社会互动或者社会磋商的结果。换句话说，科学知识是在特定时间、群体以及环境下，科学共同体通过彼此交换观点、相互说服、施加影响后形成的主张，它是人们主动建构的，也是不稳定的、可变的。正因为环境总是将客观、权威、公正等与科学联系起来，甚至直接等同，所以很难察觉到文化资源对科学知识的制约作用，更甚者，有些科学家标榜自己客观中立，却主动选择性利用和解释现有文化资源，以此维护或扩大他们的利益。
值得补充的是，与爱丁堡学派擅长、采用的“强纲领”理论分析框架不同，马尔凯将话语分析引入SSK，结合语言学和修辞学的视角，通过分析科学家在话语或文本中的表达方式，揭示知识意义的构建不仅仅存在于实验的结果中，更在于描述科学的语言和修辞中。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单纯依赖话语分析难以全面解释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因为科学实验中的具体操作、技术手段和物质条件等非话语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形成同样至关重要，如果过分强调话语，则可能陷入文化决定论或滑向强相对主义的立场。
哈里 · 柯林斯（Harry Collins）
英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巴斯学派的创始人
巴斯学派与爱丁堡学派几乎同期，但两者的研究取向和方法论有显著区别，爱丁堡学派强调“强纲领”，突出知识的社会建构，带有显著的相对主义倾向，而巴斯学派则更注重科学实践的过程性研究，特别关注科学争论中“得出结论的微观机制”。
柯林斯的经典作品是《改变秩序：科学实践中的复制与归纳》（Changing Order: Replication and Induction in Scientific Practice，1985）。这部作品代表了巴斯学派的核心观点。相对于布鲁尔的“强纲领”，柯林斯的创新点在于提出了EPOR，该纲领分为三步：第一步，寻找科学发现的解释；第二步，揭示结束争论的机制；第三步，将解释机制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相关联。柯林斯的EPOR是一种方法论相对主义，要求社会学家在解释科学研究争议问题时，重要的不是关注“真理是什么”，而是关注“无法得出一致结论时，科学家是如何达成共识的”。因此，相较布鲁尔的“强纲领”，柯林斯的EPOR更为微观，他经常走进实验室，亲自体验科学发现与解释的核心过程，将科学知识社会学推进到了实践研究阶段，为后来的实验室研究奠定了基础。
显然，与布鲁尔相比，柯林斯的相对主义走得并不彻底，他认为“即使科学完全是社会的，个体科学家也仍然应该按照好像科学不是社会的那样行事”，换句话说，科学家应该相信世界是真实的，并且是可以被人类认识的。笔者认为，柯林斯的观点看似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背叛，但实际上恰恰是对早期爱丁堡学派激进相对主义的修正。巴斯学派的诞生意味着SSK学术发生转向，特别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爱丁堡学派遭到越来越多的内部以及外部的批评，不少学者抛弃原来的“强纲领”，并逐渐转向经验研究，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问题有了更准确的把握。
柯林斯是一位开放的社会学家，如果说布鲁尔是理论派，那柯林斯必然属于实践派，他为SSK注入新的方法论体系，将世界各地实验室作为田野，与科学家紧密互动，获得“一手资料”，用真实的案例（如探测引力波实验）解释问题，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扎实的经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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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侠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尹辉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