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研机构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各有使命和定位。前者侧重围绕国家需求，开展有组织、有目标的战略性研究；后者以学术自由为根基，侧重自由探索与人才培养。近年来，国家对科研机构和高校的财政投入持续增长，但资助机制的设计逻辑却日渐趋同：以竞争性项目为主轴，以论文产出和阶段性绩效为评价核心，不同类型机构之间差异化的支持非常有限。

这种趋同有其历史逻辑。竞争性项目制曾有效打破了“大锅饭”式的稳定拨款，推动了科研产出的快速增长，使我国的科研活动和评价标准快速向国际科学共同体靠近，并实现了快速追赶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超越。但随着时间推移，一种内在矛盾逐渐浮现：国家科研机构原本依托建制化优势，在那些周期长、见效慢、需要持续积累的战略领域长期投入；而这类研究，在强调短周期绩效的竞争性评审中往往处于不利位置。

于是出现了一个现实担忧：国家科研机构是否在竞争压力下，逐渐向侧重自由探索的高校研究模式靠拢？换句话说，其在研究选题上会否趋向追逐热点、在组织形式上会否走向分散？对此，政策界长期缺乏系统性的实证回答，更多依赖经验判断。

趋同资助机制对开展基础研究的影响

现实中，国家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与高校科研人员时常“同场竞技”，申请趋同的科技计划或基金。那么，在相同的外部资助机制下，面对相同的评审规则、竞争压力以及绩效要求，不同使命定位的机构是否还能保持各自的研究特色？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说明趋同的资助机制已经抹平了不同类型机构间的差异性，那么当前以“分类评价”为重要举措的改革便缺乏足够的现实依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给资助机制的设计提出了更进一步的问题：现有资助机制在多大程度上顺应了这种分化，又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不必要的干扰？

数据给出的答案

近期我们团队开展的实证研究工作尝试从数据层面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以中国科学院院属研究所和C9联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九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比较对象，分析了2009年至2018年间双方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及其论文产出，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工程与材料、信息科学六个学科门类，涉及数十万条数据。

研究没有简单比较发文量或引用量，而是构建了三维分析框架，从两类机构“研究什么”（主题选择）、“怎么研究”（组织模式）、“产出如何”（研究质量）三个维度来比较其开展基础研究的差异性。

我们发现，即便面对趋同的资助机制，两类机构依然保持了与各自使命定位高度一致的研究特征，且这种差异在十年间保持稳定，没有收敛的迹象。

在研究主题上，中国科学院所涉猎领域在多数学科中明显窄于C9联盟，但聚焦程度更高。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科学院对“冷门”研究主题仍然保持了持续的投入。在地球科学领域的分析样本中，化石、造林、特有种等研究方向的项目几乎完全由中国科学院单独承担，多个方向C9联盟发文量为零。在生命科学热点领域，C9联盟的响应更为迅速：以免疫检查点治疗方向为例，C9发文量约为中国科学院的5.8倍；核糖核酸（RNA）与基因表达研究方向，C9亦高出约一倍。

在科研组织上，两类机构的差异同样清晰。中国科学院各领域论文中作者在6人及以上的，占比高达54%至71%，多机构协同尤其是跨院所合作是主导模式；C9论文的主体是3~6位作者，独立完成或高校间合作更为普遍。这不只是团队规模的差别，更折射出不同的科研组织运作逻辑：建制化的集体协作，与相对分散的独立探索，在趋同的资助体系下并行运转。

在研究质量上，两类机构各有所长，没有明显的高下之分。中国科学院的平均论文影响力指标（领域加权引用影响力）略高于C9联盟，但两者在论文颠覆性水平上总体相当，只是各有侧重：中国科学院的突破性成果更多集中于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的战略性领域，C9则在信息科学和工程材料等技术驱动型学科中表现更为突出。

使命定位的内生约束力

本研究的目的不只在于描述两类机构存在差异，也在于通过实证证明，这种差异在统一的外部激励机制下依然稳定存在。这说明，使命定位不只是一句战略表述，它已经内化于机构的日常科研行为之中，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约束力量。

这背后的机制并不难理解。以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国家科研机构的资源配置、人才结构和内部考核，长期围绕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展开，形成了特定的选题偏好和组织习惯。即便面对竞争性的外部评审，机构层面的导向依然在发挥作用。高校的情况则不同，学术声誉的竞争和人才流动的开放性，使研究者在选题上更倾向于追踪前沿热点。

这一发现给评价实践带来了重要启示：用同一套量化标准来衡量两类机构，会导致评价尺度适配性不足的问题，难以实现精准考评。中国科学院在多个领域长期承担着关注度低的研究方向，若仅以热门领域的发文数量或国际引用水平来评判其贡献，必然形成系统性的低估。

三点建议

一是适当强化对国家科研机构的稳定性支持。国家科研机构在战略性、冷门研究方面的优势，高度依赖其长期稳定的资源投入和建制化的组织能力。这类研究难以在短周期内产出显著成果，在竞争性评审中也不具备天然优势。这类科研能够持续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是机构使命主导下的历史积累结果，而非资助机制主动激励的产物。未来可考虑在竞争性项目之外，为国家科研机构中的战略性研究方向提供专项的稳定性支持，保障其在长周期领域的持续发展能力。

二是推进真正意义上的分类评价。国家科研机构的评价，应当弱化短期量化指标，侧重评价战略坚守与重大贡献。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评价，则应更加突出学术原创性和人才培养质量，关注研究者是否在真正拓展和推进知识前沿。建立分类评价体系，是对两类机构不同贡献逻辑的精准识别，而非降低标准。

三是推动两类机构优势互补、协同攻关。研究数据揭示的分工格局，即科研院所聚焦战略性领域，高校广泛探索学术前沿，本身是国家创新体系中自然形成的功能性结构。问题在于，这种分工目前基本处于隐性状态，两类机构之间缺乏系统性的协作机制，各自的优势难以形成合力。在若干战略领域，可尝试以具体任务为纽带，推动院所与高校开展有实质内容的联合研究，使建制化的协同攻关能力与灵活的自主探索模式在同一研究议题上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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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谢子畅是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关注政府科技资助机制研究；阿儒涵是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长期从事政府科技资助、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