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与西方国家领导人相比，中国政府领导人倒愿意使自己成为工程师或科学家，就像您一样。就科学技术对国家的重要性来说您持何种观点？

　　答：在中国，人们非常重视科学技术。中国历史悠久，在科技领域有过辉煌的成就，然自明朝末年起，中国在这一领城开始落后于其他民族。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直至新近出现的互联网，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于是，我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为什么自那时起就开始落后于其他国家？

　　总体说来，要归因于久已存在的封建制度。明朝期间，统治者忙于修复和加固长城，禁止人们出洋，此后又实行“海禁”政策，于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的大门就这样被关闭了。

　　你们想必都注意到了中国的许多领导人，如李鹏、朱镕基，包括我自己，都是电器工程师出身，其他领导人也均有工程专业背景。这是因为我们这代人从青年时代就期盼着建设好我们这个国家，并将民族的振兴建立在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之上。

关于国际合作

　　问：现在中国表现出日益开放的姿态：尤其在科学领域，您对开放的前景及存在的问题做何评价？

　　答： 15年前，我出任过上海市市长，最近我又一次到上海考察工作，上海在房产开发、公共交通、商业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我感到惊讶。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均归功于改革开放，因此，我始终相信，我们需要抛弃不好的陈规陋习(如闭关自守)，当然，我们仍需发扬中华民族所有好的传统。

　　最近，我访问了希腊，还在读中学时我就开始对古希腊文明持有浓厚兴趣，故在我访问希腊期间就同有关人士就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由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其他一些思想家发展的理论和原理进行了比较研究。我的观点是，一方面，中国人民确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的古老文明而感到自豪；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停止学习世界上所有优秀的文明成果，我们一天也不能停止。

　　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吾师。”孔子还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借助于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科学共同体可以学习到现代理论和管理技能，提高自己的研发能力，改进工艺流程，提高产品质量，以致产生出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此同时，中国科学家也能为现代科技进步作出重要的贡献。

　　问：有一些能够表明中国对参与国际科技合作承担相应义务的新举措吗？

　　答：中国政府将全力支持推进中国全球性和区域性科学研究及高新技术产业化合作网络，如建立类似中以、中澳合作基金形式及中国—亚太经合组织科技产业合作基金形式。我们不仅要鼓励中国科学家积极参与像欧盟第五个框架研究计划，有选择地参与国际大科学合作研究项目，而且还要在国家级重大科研计划和科技研发基地的建设中对外开放，吸收国外科研机构和科学家参与中国的基础研究及高技术开发研究计划。

关于中国科学共同体的研究能力

　　问：中国政府能够为设置自己的大型研究设备提供资助吗？能够从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研究中获得必要的回报吗？

　　答：是的，我们将重大科研设备的设置作为推动我国科技发展的重大部署之一。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建成了一批颇有影响的重大科研工程，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合肥托克马克装置、清华低温核反应堆等。这些设施的装备和运行，增强了中国科学共同体的科研能力，拓展了共同体探索未知世界的能力。正在建设中的大型科研装置还包括检测地壳运动的监控网络、大范围多目标光纤分光仪、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的循环冷藏装置，以及合肥超级超导托克马克装置。中国政府在“十五”期间还将进一步加强重大科研装置的装备，提高我们的基础研究能力。加强国际间的相互合作对于促进科技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使所有参与合作的国家均可从中获益。为此，我们希望与世界各国进一步拓宽科学合作的渠道，积极参加更多的大型科研装置的国际合作项目。

关于基础研究

　　问：您如何看待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

　　答：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基础研究所获得的成果已经为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突破性进展，也促进了应用科学的纵深发展；反过来，应用科学的不断发展也必然对基础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我敢断言，如果没有量子理论，就不会有微电子技术；同样，没有相对论，就没有原子弹，当然也不会有核电站。有时人们并不了解基础研究的某些突破会在哪些具体领域获得利用。创立量子理论的科学家当初并不了解，更不可能预测到它对日后微电子技术的发展意味着什么？为此，我向来主张我们的研究力量要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之间有一个合理的资源配置。当然，还要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和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就我个人的看法，我倒期望像美国这样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应在基础研究方面有更大的投入。

　　问：中国政府在支持基础研究方面有何新的举措？

　　答：政府将为基础研究划拨更多的研究基金。我们在去年3月就加强基础研究召开过一次国务会议，并就如何为科学家造就良好的科研环境进行了讨论。

　　我们鼓励科学家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我们鼓励研究机构采用新的运行机制，以促进科技进步。政府将继续增加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人力度，鼓励相关机构、地方政府部门、企业及民间基金组织以各种方式支持基础研究。

　　问：您认为哪些研究领域最有可能对中国未来的繁荣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答：许多新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都有可能对中国未来的繁荣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就我个人来看，我认为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以及资源与环境科学等研究领域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将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科学交流

　　问：中国发生的一切变化莫过于您的政府致力于将工作在美国和欧洲的年轻学者吸引到国内来，并对他们委以重任；就您个人而言，您支持中国的这些新举措吗？

　　答：我们的政府是鼓励科研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来去自由，鼓励他们出国留学，学成后回祖国工作。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观点，但我们坚信他们应该享有来去自由的权利。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中国经济，为吸引这些人才创造更好的条件。

　　问：西方有些人士以为国内的年轻学者不能自由地通过互联网同工作在海外的同行进行相互交流，由此制约了他们自由出国的机会，有这回事吗？

　　答：我对西方某些人士持有这样的推测表示非常遗憾，因为这不是事实。这些年来，中国的年轻人不仅可以借助互联网自由地讨论问题，而且他们还有许多出国留学和在海外工作的机会。1978 年至1999年期间，近32万青年人及青年学者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这一期间出国留学人数总和是1872年至1978年一百多年来出国留学人数总和(13万人)的两倍以上。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还接受了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34万多人次。

　　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自1993 年以来还为出国留学人员制定了资助政策，鼓励他们学成后回国工作，并确保来去自由。去年，我们还为那些自费出国的留学人员作出了制度安排，设立了服务于他们的中介机构。现在他们既可以通过政府资助的方式出国留学，也可以通过自费的方式出国留学。

　　谈到互联网，它的发展使我们有了更好的条件来获得世界上所有的信息资源。据中国国家信息网络中心统计，及至去年年末，中国已经拥有890 万网民，这些网民中的绝大多数是24~35岁的年轻人。我要指出的是，信息的增值作用体现在它的“共享性”和“开放性”，故我希望所有年轻人，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所有的科学家或学者都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及其他交流手段。

　　问：您对目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政府部门为从国外吸引中国科学家所做的努力感到满意吗？如果做的还不够，那么，中国政府还能为之做些什么？

　　答：总的说来我是满意的，但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科研方面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资源的竞争。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一直在致力于培养各种人才，提高他们的学历层次。自1978 年以来，在海外的留学人员中已经有11万人学成后回到国内，而且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然，由于各种原因，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出国人员不能或暂时不能回国工作，这是可以理解的。对此，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正采取各种措施，为他们创造更加舒适、更加便利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建立灵活的机制，实施更加开放的政策。此外，各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类留学人员创业园，也为他们在园内进行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发挥了“孵化器”作用。我坚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研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学成回国的人员将会越来越多。

关于教育改革及科普工作

　　问：假如中国的教育体系继续沿袭侧重于知识积累，教育年轻人模仿前辈的做法，中国在科学研究领域能充当引导世界科学发展的领导者吗？如果没有这种可能，那么，在培养年轻人创造性思维及创新能力方面将采取哪些措施？

　　答：我个人就是在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自己的传统教育体系。

　　中国教育体系有不少好的传统，中国的基础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举世公认的、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我认为对年轻人来说，科学知识的积累还是应该受到鼓励的，当然在前辈工作的基础上寻找创新更应该受到鼓励。我们正在对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如推进全面素质教育，促进教育与科研的结合，鼓励创新人才的成长等。我对正在进行的教育体系改革的前景充满信心。

　　问：您对在中国公民中的科学普及水准作何估价？政府对此将采取什么措施？您是否支持在小学阶段就该加强科普教育？

　　答：未来的竞争本质上就是人才的竞争，或者说就是全民素质的竞争。提高全民素质、培养优秀人才将是一项长远的、富有挑战性的系统工程，这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作为发展中国家，我认为中国需要不断提高全体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一方面，大力加强科普宣传工作，在全社会倡导爱科学、学科学的良好风气，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提倡科学方法；另一方面，我们正全面推进九年制义务教育，进行课程体系改革，并通过创建课外活动基地和科学馆，加强对中小学生的科学知识、创新意识的培养，推进素质教育。

关于高科技的负面影响

　　问：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科学上的重大突破常常诱发出影响其自身发展的后果。西方有许多人担心干细胞、无性繁殖研究及遗传基因测试改变了人们日常的食物结构，高度发达的电信系统和纳米技术对个人的隐私权及其他权利构成了危害，您对此持何种观点？

　　答：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些问题，防止基因歧视、保护个人隐私、贯彻知情选择和实现公正等原则都是我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我认为科学自由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坚持；但科学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不能危害人类自身。中国政府正在研究制定有关规章制度，促进、引导、规范和保障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我相信，生物技术，尤其是基因研究，必将给人类带来福音；我也相信，电信技术和纳米技术的进步也会对未来的社会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在同克林顿总统、以及前总统卡特和布什的会谈中，我曾经就这些问题同他们交换过看法：我们怎样才能使年轻人免受因特网的负面影响？传媒业发展速度很快，我多次说过，我们现在直接面对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但要确保一点：即所有事实都不应被歪曲。

　　我认为互联网也应该如此。不然，人们会问，如何在网上区别事实的真伪？

　　问：有些中国人感到来自西方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国外同行对中国知识产权将构成威胁，包括中国的基因资源，您是否担心这个问题？如果担心的话，中国将采取何种与之抗衡的防范性措施？

　　答：知识产权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向来强调我们应当充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同时又要善于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我相信，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对各方都有利。

　　至于人们所担心的遗传基因的资源问题，中国在1998年6月发布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其出发点就是要在该原则指导下促进国际合作和交流。中国政府鼓励中国科学家与国外同行在这一领域进行合作研究，所限制的只是少数个人和公司以科研名义来采集标本，从事商业活动。自《办法》施行以来，中国科研机构与哈佛大学的美国卫生研究机构及欧洲科研机构的合作进展良好。

关于江主席本人的世界观

　　问：主席阁下，您对西方文化进行了仔细研究，有些领域还是您的强项，也许阁下能让我们分享一些。

　　答：是的，我对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进行了深度的比较研究。美国历史相对较短，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欧洲国家则不然，它们拥有悠久的历史，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崛起的缘故吧。

　　你们知道，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非常尊重马克思和恩格斯，我查阅过一些档案资料，从中得知，恩格斯曾经于1888年 8月至9月访问过美国，他意识到了美国是一个胸怀开阔，富有创造力的国家，因此，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纷纷移居美国，这个国家的人民总是乐于从这些移民身上学习到一些好的东西。其结果是，美国既从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身上学到了各种最富有个性的东西，也充分利用了这些宝贵的财富。

　　有些人认为欧洲人倾向于喜爱传统的东西，他们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欧洲，欧盟国家向市场推出了欧元，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推出欧元是为了同美元进行抗衡。去年，我访问了瑞士、意大利、奥地利、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欧洲拥有悠久的历史，尽管在300年前的英国和200年前的法国曾经爆发过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可封建主义留下来的陈规陋习在许多方面依然存在着。

　　基于本人的科技知识背景，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当今所居住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期望采用单一的政治模式来统治多样化的世界。在读大学期间，我们做过交流电发生器实验，我们在做该项实验时采用了许多不同的技术路径，却得出了同样的结果。我在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彼此讨论和交流观点时都引证了这个案例来阐述我的观点。使我妒忌的事是克林顿、希拉克、布莱尔和施罗德，他们都相当年轻，他们精力充沛，富有活力，每个人均有独特的知识背景。对于我来说，科技是我的领地，而克林顿总统则是法律专家。因此，领导人之间彼此探讨和交换观点将有助于彼此学习对方的强项，弥补各自的不足之处。正基于此，我强烈主张不同国家领导人之间应进行私人之间的接触，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电话和互联网彼此交换信息。

　　[ Science， 2000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