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仿古商船“哥德堡”号在航行9个多月后，7月18日，驶抵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广州，这是瑞典商船与广州时隔261年的重逢。

这样一次重逢，让许多中国人充满了好奇、好感和憧憬。好奇是因为这是一次跨越历史时空的故地重航；好感是因为“哥德堡”号从来没有向中国贩运过鸦片；憧憬是因为“哥德堡”号的到来，象征着和平往来、友好交流在两国之间正驶向新的里程。

不过，“哥德堡”号的到来，如果只是给我们带来这些是不够的，还应该给我们上堂历史课，只有在温习历史后，再憧憬未来，这样的憧憬才显热切而不失理性。

“哥德堡”号能给我们上什么历史课？这要从西方人为什么来中国说起。显而易见的是，西方人不惜花费巨资建造海船，冒着丢掉性命的风险跑到中国来，是因为与中国进行贸易可以带来巨额利润(据称，瑞典东印度公司一条商船赚取的利润相当于当时瑞典全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什么这种贸易会有如此巨大的利润空间？因为在当时的欧洲正掀起一阵“中国热”(央视的解说是，中国是时尚和财富的代名词，人们对任何来自东方大陆的物品都趋之若鹜，惟恐落在时尚潮流后面)。上等的宴席一定要用中国进口的瓷器才够高雅，豪门名士家中一定要有中国式的摆设家具，包括园艺的风格都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

如此说来，中国似乎是国力雄厚，傲视天下，万邦来朝了，就连吃穿也引领着国际潮流。不管国力是不是真正雄厚，当时的国人倒确确实实是以天朝上国自居的。遥想当年，马戛尔尼来华，乾隆皇帝硬要他行三跪九叩之礼——“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下跪表示英国的“归服”。据说马戛尔尼只同意行单膝跪礼，朝野舆情一片愤然，有官员甚至嘲笑马戛尔尼说英语像野驴叫。

乾隆皇帝的傲慢也不是没有理由，瑞典东印度公司总经理戈贝尔松说：“在18世纪，中国的很多商品比别的国家先进”。既然自己先进，别人都来求着自己，傲慢一点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何况他是大清帝国的皇上。

可是，就这么一个皇帝，他只听到别人夸他的瓷器做得如何的先进，却没有看到别人造的海船多么先进！他虽然不像顺治那样“无许片帆入海”，但延续着清朝皇帝对海运一惯的谨慎，把唐宋以来中国的强项——造船航运业慢慢地葬送了。

可是，也就是这个皇帝在位的期间，西方文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德国修建了首条铁路，英国建成了第一座铁桥，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英国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法国蒙哥尔费兄弟发明了热气球，英国化学家卡文迪许证明了水是化合物......这是物质科学上的。在文化上呢？创立“人性论”的休谟、创立“国富论”的亚当 · 斯密、创立“社会契约论”的卢梭都完成了自己一系列的重要学说，歌德、伏尔泰、莱辛发表了自己关键性的著作......而期间我们在做什么呢？除了扩疆掠土和编撰《四库全书》，我想不出多少先进的事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200多年前，发生在“哥德堡”号一样的海船穿梭往来于几大洋期间。照说，这来往的海船应该让国人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是固步自封的大清帝国却甘做井底之蛙。随后我们终于看到了“辉煌的落日”的景象，接着就进入一段惨不忍睹的黑暗......现在，我们驶向新的未来之前，“乘”着“哥德堡”号回去看看那段历史，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