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此次《自然》杂志用这么多的篇幅,多角度介绍中国科技的进步及面临的挑战,以您之见,这样的安排可能是基于怎样的背景?

 

　　武夷山:我们往往易于看到自己在科技发展方面的种种问题,而不太注意中国科技悄然发生的巨大进步。国际科技界对中国的科技进步看得很清楚,他们认为,中国科技进步是整个亚洲科技进步的一部分。

 

　　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国家医学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科学技术问题》杂志2008年第3期发表的布鲁斯·伯科威茨(Bruce Berkowitz)的文章说,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和加拿大的研发经费约占全世界研发经费总额的一半。而如今,亚洲国家的研发经费占全世界的40%,美洲占37%,欧洲占23%。与上述分布基本一致的是,在三地专利(在美国专利与商标局、日本专利局和欧洲商标局同时申请的专利)申请总量中,亚洲国家占36%,美洲占34%,欧洲不到30%。日本、中国、韩国、印度、中国台湾、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赶超态势,令老牌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刮目相看。2008年7月16日,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评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以中国科技实力为主题的听证会,与会专家从不同视角分析了中国的科技实力及对美国构成的挑战。《自然》杂志的专题文章,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的。

 

　　记者:开篇代表编辑部观点的那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挑战”。为什么用“挑战”这样的字眼?

 

　　武夷山:《自然》杂志社论所说的“挑战”,主要指中国科学技术自身在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而不是中国科技实力对发达国家的挑战。社论重点谈了两个挑战,一是中国科学家能否成功解决一些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全世界又具有普遍意义。例如,节水、水污染治理、地震预报、抗震建筑技术、洪涝控制、抗旱作物等等。二是以中国社会的现状,能否培育出生机勃勃的科学文化。我个人认为,第一项挑战是更严峻的。到目前为止,尽管我们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科研日程”是人家确定的。比如,人家提出了“歌德巴赫猜想”,陈景润试图去证明这个猜想。像袁隆平院士这样自主确定研究日程的情形,迄今还不多。中国要想对于世界做出较大的贡献,必须更多地参与甚至主导研究日程的确定。前苏联在研究日程的制定上是自己说了算,这是她成长为科技大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主确定研究日程,才更可能有自主创新。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长期追随别人制定的研究日程,就可能把中医药这么宝贵的东西抛弃掉。

 

　　记者:您读后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在《自然》的这组文章中,中国科技是一个怎样的图景?

 

　　武夷山: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们关于中国谈了什么,而是他们是如何组织、安排这组文章的。多数文章是由熟悉中国情况的记者撰写的;但也有几篇文章的作者是拥有“大历史观”的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他们讨论大国的兴衰,介绍已故的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另外,《自然》杂志编辑部还采访了国内的一些科学家和海外华裔科学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专门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科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教授写了一篇重头文章。这样,既有西方人的看法,又有中国人自己的观点,就比较平衡(至少形式上显得平衡)。这是国际性杂志经常采用的做法。

 

　　社论在列举中国最应解决的问题时,把节水列在首位,这给了我极深的印象。相对于水资源问题的严峻性,我们目前在节水、水污染治理的长期对策研究方面的经费投入与人员投入都还远远不够。

 

　　记者:关注和热议中国是近年来的国际社会的一大热门。如果说早些年曾有低估中国的情况,现在似有过分抬举之嫌,《自然》的这组文章对中国科技的评述是否相对客观？

 

　　武夷山:对于任何国家密切注视其他国家(尤其是自己的现实竞争对手与潜在竞争对手)的发展动向都是明智之举。在此跟踪过程中,人们总是要关注别人的可供自己借鉴之处,而相对忽略对方存在的问题。例如,我曾经在中国驻美使馆科技处两次长驻,那时写的调研报告,重点放在美国有什么好的做法可供我们参考,而不是美国国力如何正在衰落。同样的道理,我曾经听过美国驻华使馆科技处一位外交官做报告,他认为,中国863计划的管理模式是相当先进的。我问他,中国863计划管理是否存在什么问题呢?他回答说(不像是敷衍):我一直在关注中国科技中的好东西,一时还真说不上来863计划管理哪里需要改进。因此,我不觉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科技有过分抬举之嫌。只要我们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无论别人是表扬,是批评,还是带有偏见,我们都可以从中汲取有用的东西。

 

　　记者:在西方科技评论家眼里,中国科技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在哪里?

 

　　武夷山:西方评论家对于中国科技发展的障碍,不一定有什么共识。但我觉得,我们应该特别关注的是这么几点:

 

　　第一,他们都提到中国培养的理工科博士生越来越多。我们倒应该思索的是:我们的尖子人才在为谁培养呢?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在2004～2006年期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者,分别比美国任何大学的毕业生在本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都要多(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毕业生获得博士学位者排在第3位)。当然,留学者中的一些人将来会归国服务。但是,尖子人才外流如此严重,必须引起我们的反思:我们自己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博士生培养计划的吸引力为什么不大？

 

　　第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竭力鼓吹全球化。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阻挡,我们要积极应对。但是,如薛澜文章所说,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在科研日程制定方面,更易于跟着别人走,还觉得这就叫“融入主流”。一种生物基因的丧失,是全人类的损失;一种文化、一种语言的消失,也是全人类的损失,或许是更大的损失。像中国这样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传统文化的国家,如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从传统文化、传统科技中汲取营养,创造出自己的科研特色,是个非常严肃的大问题。

 

　　第三,科学发展要以人为本,既表现在科研成果要惠及民生,也表现在科技发展要相信、依靠科学家。在现实中,科学家在科技决策中的自主权不够大,科研项目经费中允许的人头费太低,科技评估实践中表现出的评估者急功近利、不宽容失败等等,都是不相信、不依靠科学家的表现。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科学难以有新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