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后，美国联邦健康和安全部门对米歇尔死亡展开了调查，有关事故的细节不多，但掌握到的事实是米歇尔并非缺乏设备操作经验。据物理系学生乔•奥罗克（Joe O'Rourke）讲，米歇尔此前参加过相关的培训课程，而且也多次使用过车床没出问题。但是，她在夜间工作，可能独自一人（此推测并未得到耶鲁的证实），乔说这样的情况在机械车间并不少见。

 

　　于是，全美上下，实验室主任和安全官员立刻检查各自实验室机械车间的操作安全情况。然而，人们更关注学术自由和安全工作环境之间始终存在的矛盾。两年多以前，另一起备受关注的实验室死亡事件，曾让人们有着类似的自我反省，而事故的再次出现，说明人们在安全问题上的态度并没有明显改变。

 

　　2008年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3岁的研究助理谢里•尚志在一次实验室火灾中被严重烧伤，18天后不治身亡。

 

　　联邦政府因此对学校开出罚单，学校立刻采取行动，严格加强实验室的安全制度。次年3月30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开了最新的安全举措：新成立一个实验室安全中心，这是美国首个能评估安全制度执行效果并研发如何改善科学家安全实验方法的中心。谢里的事故成为众矢之的，唤起全美提高安全标准的意识。

 

　　尽管如此，健康和安全专家表示，他们并没有看出科研工作者的行为有明显变化，也没有看出最有条件改善安全文化的那些实验室负责人改变原有的态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环境安全与健康部门的主任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 说：“要改变主要研究者的态度非常困难。”研究人员仍然独自在实验室工作，缺乏应有的安全监督或保护。马萨诸塞州纳蒂克的实验室安全学会主席吉姆•考夫曼（Jim Kaufman）认为：“很多案例中，学术自由比安全更重要。”

 

　　尽管学术界对这类事件关注很普遍，近几年化学实验室里发生的事故让化学实验成为最严格的审查对象。而谢里事故一年后，得克萨斯理工大学化学专业研究生普勒斯顿•布朗（Preston Brown） 在一次危险的实验中失去了左手的三根手指。布朗当时正在研磨块状的高氯酸肼镍，使用量是可用的一百倍，随后发生爆炸。

 

　　负责调查如冶炼厂爆炸等重大工业事故的美国化学安全委员会（CSB）在事故后介入。委员会首次表示将检查高校实验室安全问题。2010年8月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召开的美国化学会会议上，CSB主席拉斐尔（Rafael Moure-Eraso）表示，委员会已经收集了自2001年以来大约120起高校化学实验室事故的媒体报道，总结认为：“美国高校的安全问题有太多亟待改进之处。”

 

　　耶鲁大学环境安全与健康部门的负责人彼特•莱因哈德（Peter Reinhardt）认为，由于其他学科中最危险的操作规程日趋完善详尽，化学实验室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特别关注的焦点。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当时还没有发生米歇尔事故），他说：“最大的问题是实验室里危险的化学品。”

 

　　坎布里奇市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的健康与安全委员会主席、有机化学家里克•丹海泽（Rick Danheiser）认为，一些实验室的安全标准太宽松。但是 “也有一些化学系有着非常严格的安全项目，而介于其间的实验室为数众多。”

 

　　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市的咨询公司Advanced Chemical Safety的负责人尼尔•朗格曼（Neal Langeman）更加尖锐地指出安全问题的实质。他在2009年《化学健康安全》期刊的专栏文章中写道：“我的结论是，大多数的高校实验室都不是安全的工作或学习场所。”日前他表示，尽管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故，他并没有看出化学家们对待安全问题的态度有明显改变。

 

　　毋庸置疑，美国当今的科学家们的工作环境比七十年代职业健康法规还未出台的时候要安全得多，而且还有新的监督机构――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1991 年，OSHA规定，所有化学实验室都应该备有“化学品卫生管理计划”，也就是能详细说明安全条款和应急操作步骤的手册，但是很少有检查来监督工作的执行情况。

 

　　美国劳工统计局说，科学研究和产品研发部门每100位专职员工中，有记载的事件发生率从2003年的2.1%下降到2009年的1.2%。 但政府并没有追踪学校实验室里发生的重大事故或侥幸避免的未遂事故。美国国家化学科学与技术学术委员会主席多西（Dorothy Zolandz）说：“大多数人认为大学的实验室比工业企业的实验室出现事故的频率更高，后果更严重。”

 

　　研究人员总是强调，工业界比学术界更有条件执行安全的高标准，因为工业界的权力等级制度明确，不会有学校的实验室里那些经验不足的学生，而且管理力度到位。最明显的区别之一在于学校的实验室里允许独自工作。美国化学会去年的调查显示，70.5%的教职员工和52.1%的研究生经常只身在实验室工作，而这种状况在工业界是严格禁止的。

 

　　安全官员和有经验的化学家们认为，良好的实验室安全状况光靠常规定期检查是远远不够的。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汤姆•威尔顿（Tom Welton）表示，关键在于研究团队中的负责人明确他对实验室里每一位科学实验参与者承担不可推卸的安全责任，他们必须建立一种氛围，要让置身其中的研究人员们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010年11月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在实验室安全会议上提供的论据证实了威尔顿的观点。国际化学品巨头、法国阿科玛公司职业安全部门经理罗恩（Ron Zanoni）展示了2004年的一项调查，阿科玛在美国的分公司年事故受伤率在7.8%到0.8%之间。罗恩说，其间的差异与各地的工作以及自上而下缜密的管理体系有着紧密关联。到2007年，随着实验室的安全领导制度得到改善，事故率明显下降。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认为，即使校园里出现了因实验安全造成的死亡，改变研究人员的工作习惯和态度依然困难重重。在过去的两年中，学校不断加强实验室安全规定、培训和检查。但新成立的实验室安全中心的委员会中，一位生理学教授南希·韦恩（Nancy Wayne）表示，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并不领会严格的管理体制，他们甚至有时候把环境检查人员当作“警察”，而不是完善安全标准的合作伙伴。吉布森说：“改变实验室安全文化氛围将成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有些教授甚至质疑是否有必要穿防火实验服，在谢里的事故面前，这是个天大的讽刺。

 

　　谢里当时用注射器从一个瓶子里抽取丁基锂，然后突然起火，烧着了她的衣服。实验时，她没有穿实验服。事故发生后，加州职业安全与健康局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因实验安全疏忽开出约7万美元的罚单。谢里的导师，帕特里克·哈兰（Patrick Harran）拒绝了《自然》杂志的采访请求。洛杉矶地方检察官仍然在调查谢里的案子，目前还未确定是否向哈兰或校方提起刑事诉讼。朗格曼说：“如果真的定罪，规则就会完全不同。好比你重伤了他人，你可能面临重罪指控。”

 

　　在英国，强大的法律威慑力改变了原有的状况。大约25年前，在英国布莱顿市苏塞克斯大学的化学实验室一起爆炸中，一片金属飞进了一位学生的腹部。学生最终康复，但政府的健康和安全委员会指控苏塞克斯大学犯有过失罪。威尔顿说，事件深刻地影响了英国实验室的安全标准。今天，英国的研究人员在做实验前必须签署风险评估报告，但美国人没这么做。

 

　　美国一位工业合成有机化学家、化学安全博客的博主切米乔布尔（Chemjobber）说：“我认为就学术界而言，要真正地让大家改变态度就要对相关教授作出惩罚，虽然这可能有些不公平。”基金会等机构也要承担责任。例如，CSB认为，资助申请推荐过程应该包括明确的安全培训要求。

 

　　“我想，长远来看，CSB的推荐规范、OSHA可能出台的实验室安全新标准，以及美国化学会的参与将改变安全制度规范化的大环境”，朗格曼说，他接着补充到，另一方面，科学家们不应该等着这些变化再去采取安全措施。

 

　　“学术界的成员们有不同于工业界的特殊自由。那么他们就有责任拿出行动，才对得起他们享受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