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理论研究相比，国际实践和经验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是目前国内针对科技政策所做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研究主题。诸多学者收集了大量的国际案例，对美国、加拿大、欧盟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区的科技政策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并为我国科技政策的发展和制定提出了相应的借鉴和启示。

 

　　桑惊（2002）以国家创新系统思想为背景，对欧盟创新政策体系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作者主要介绍了四类创新政策工具：欧盟框架计划、中小企业政策、人力资源政策以及知识产权政策。以此为基础，作者对这些政策进行了简单的评价。黄灿（2004）采用欧盟创新趋势图表(European Trend Chart on Innovation)项目中对创新政策的分类体系，介绍和比较了欧盟和中国的创新政策，并指出了双方创新政策实践上的差异和差距。论文提出，欧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较高的水平，各成员国产业界的实力和优势，以及在创新政策上研究和实践较早的起步和较大的投入，决定了欧盟的创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中国。

 

　　节艳丽，杨舰（2003）认为1995年日本《科学技术基本法》的制定是日本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基本法》提出了振兴科学技术的五个基本方针：①知识是人类一切财富的源泉,因而也是人类最为宝贵的财产。因此无论是研究者还是一般国民都应当为知识的创新而努力,而政府则应当为这种创造性的发挥而积极创造条件。②依靠科学技术去谋求人们的生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③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④注重并加强国家试验研究机关、大学以及民间企业的研究机构三者间的协作。⑤注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

 

　　王晓明（2009）总结了德国科技政策的基本原则和科技体制。德国基本法中规定德国科技发展政策的基本原则是：“科学自由、科研自治、国家干预为辅以及联邦分权管理。”从科技体制结构上来看,德国科研机构呈金字塔型排列,最基础的是大型研究中心为主的战略导向型基础研究,然后是以高等学校、马普协会为主的创新导向型基础研究,接着是以弗朗霍夫协会为主的技术导向型应用研究,最上层是工业企业和赢利性私人研究机构为主的产品导向型应用研究,从而形成一个分工明确、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科研体系。还分析了德国科技政策演变的时效性、创新性等特点，对我国科技发展战略具有重要启示。

 

　　鲁贵宝和曾繁华（2007）对我国科技创新政策做了综述，总结了我国知识创新政策、技术创新政策、区域科技创新政策、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创新政策、国防科技创新体系政策和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与科技决策机制创新研究现状。

 

　　牟春光、刘云（2008）通过分析韩国科技政策现状、特点、演进过程及其发展趋势，探讨了韩国科技政策演变过程中与国家战略、经济政策、产业政策、教育政策、文化背景等外部环境的互动协调关系，并给出了我国科技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建议。王玲（2009）介绍了李明博政府推出的《第二期科技基础计划（2008-2012年）》的内容，对其科技政策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李立（2004）、鲍鸥（2005）分析了俄罗斯科技政策。后者介绍了俄罗斯科技政策的总体纲要、优先发展方向政策和创新政策的基本内容及其所存在的问题。

 

　　刘义之（2004）对法国的管理机构和公共研究体系的构成和各构成要素的职责进行了论述。周晓芳、刘清等（2007）介绍了法国为应对科技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矛盾所采取的主要方法和措施：一是用法律来保护支持法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二是建立最高首长负责制和国家级协调机构；三是改善科研环境，加强科研领域对年轻研究人员的吸引力；四是简化科研行政管理程序；五是增强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职业状态的灵活性；六是强化对中小企业在科研与创新方面的支持；七是保证财政支持；八是加强国际合作。

 

　　杨洋（2010）介绍了美国科技政策发展的3个阶段，论述了美国政府科技政策与科技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对我国科技政策发展的启示。

 

　　马可（2010）认为日本在短时期内的崛起并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与其不同时期合理适时的科技政策有关。他把日本科技政策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明治维新时期科技政策的萌芽与崛起；二战后日本科技政策的恢复与发展；日本科技政策在完善中的创新与“科学技术创造立国”。

 

　　崔禄春（2002）对建国5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策进行了梳理，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科技观进行研究和归纳，力图揭示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科技政策形成与实施的历程。

 

　　魏玉东、郑文范（2009）通过对影响科技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经济、社会、思想背景和政策决定等因素分析，对苏联科技政策的主要模式“高度集中-军事工业导向制”从萌芽阶段到改革阶段的演变过程进行梳理，重点考察经济、社会和科技体制与科学技术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找出科技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关系所在，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为处于转型期中国科技政策的完善提供借鉴。

 

　　黄学工（2005）指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导向是欧美技术创新政策的主要差别，但其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政府资助基础领域的研发和基础研究设施的建设；政府明确重点扶植方向，给以税收优惠；大力发展私人投资和风险资本，培育中小企业；重视大学-企业-政府间合作关系，努力发挥大学的作用；创造环境，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余建平（2005）对美国、日本、欧盟的技术创新政策进行了比较，总结了各国成功的经验。指出美、日、欧盟等国的创新政策，虽然有不同的模式、政策手段、支持的重点和强度也各不相同，但在目标和手段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都是以促进工业技术创新、增强国家竞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为目标，把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作为主要战略重点。在研究欧盟创新政策时，作者指出欧盟技术政策历来具有较强的干预性。其特别包括：建立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对核心技术的规划；以及采取多种措施改善创新环境。

 

　　杨书臣（2005）研究了日本的人才政策，认为实施科技人才战略已成为近年日本科技政策的主要特点之一。韩振秋（2007）通过对日本科技政策变革内容的阐述，分析了日本科技政策的新特点，总结了日本科技政策的调整和特点，以及对我国科技政策的有益启示。

 

　　李敏、赵勇（2005）提出德国科技政策的指导思想是提高国家技术创新能力，创造竞争氛围，让最具有创新性的思想和科研课题能得到国家的资助，加强科学界和经济界的协作。

 

　　杜鹏程、韦伟（2004）综合总结经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政策及其成功经验，将其分为三种模式：一是美国模式，即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去完成技术创新，政府主要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日本模式，即政府直接介入技术创新活动，并制定专门的科技发展政策，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并适时调整政策，进行创造性的技术开发，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三是以英国、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模式，其科技发展政策介于美国和日本之间，政府主要是通过制定科技发展计划，加强对科技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协调和管理。

 

　　郭炬、陈为旭（2010）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美国科技管理研究的分析，梳理美国科技管理研究领域的脉络，找到目前研究中的不足和空白，提出关于未来美国科技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为美国科技管理研究的深入与发展提供助力。

 

　　李建民（2009）认为我国与日本有着相似的科技政策演变历程，但科技与经济实力存在很大差距。认为日本战后科技政策的演变对我国有如下启示：强化对科技自主性的追求应该成为政策设计的归宿点；发挥企业作为科技与经济结合载体的作用；政府作用的发挥对科技政策效果影响巨大；形成有利于科技发展的文化氛围非常重要。

 

　　黄灿（2004）认为中国的创新政策在知识产权保护、培育企业创新的行为、特别是鼓励中小企业的创新都还存在明显不足。中国的创新政策偏重知识的创造，而不是知识的传播；更鼓励技术型企业的创办，而不是激励现有企业内部的创新活动；财政支持更多的是以无偿资助的形式，较少运用灵活的风险投资和贷款等多样的方式。许围城，王效俐（2005）认为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技术创新供给政策较多，而对技术需求政策制定较少。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重视技术创新的环境建设，但这些政策存在着许多问题：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我国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部门尚缺乏认知高度和实施力度；从创新环境上来说，我国技术创新政策倾向于短期的项目管理，而忽略技术创新的环境政策和需求政策，急功近利现象比较盛行；从管理方式上来说，技术创新政策的政出多门现象严重；从市场角度来说，我国的技术创新政策地域性强，域际合作性差，成果流动性不足。

 

　　满小欧、黄一坤（2006）从解析印度科技政策的发展过程及特点入手，具体分析了科技政策在印度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总结了印度科技政策对完善我国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体制、使科技政策更好地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黄军英（2008）结合美国科技政策的历史、现状，分析了几位总统候选人的科技观点，提出美国未来科技政策的走向可能在环境及气候变化、能源、胚胎干细胞研究、宽带部署等方面发生改变。杜宝贵、徐建（2007）在分析科技政策含义的基础上，探讨了科技政策发展问题，指出当前科技发展趋势表现为：政府要发挥在科技发展中的主导性，大力加强基础研究的科技投入，积极促进官、产、学的科技研发联合，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建立完善的国家创新系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