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立国之初，即已确立了“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坚持市场经济和有限政府的理念，并未给政府干预经济、社会事务留有太多的空间。但是，在科技的发展道路上，政府一直积极倡导科学之于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健康幸福的重要意义。尤其是二战后，政府与科学的关系更加明确，科技政策被提到议事日程，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跃迁。可以将美国科技政策发展演变分为三个阶段：二战至20世纪60年代末是美国科技政策初步形成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进入调整改革阶段；20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今则不断丰富和完善。伴随这三个不同阶段而诞生的万尼瓦尔·布什报告、拜杜法案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堪称美国科技政策的经典之作。

 

　　在美国科技政策的演变过程中，《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无疑是一篇经典的科技政策文献。报告产生于二战即将结束时，F.D.罗斯福总统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对时局进行了深刻判断：美国正面临着需要聪明才智的新领域，如果我们以进行这场战争所用的同样的眼光、勇气和干劲来开创它们，我们就能够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工作和生活。正是依据这一判断，美国制定了未来科技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诠释了美国政治与科学的理想互动关系，为战后美国经济、社会以及科学自身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被喻为美国现代科技政策的基石。

 

　　美国是在1941年全面介入二战的，当时的国际环境，改变了美国政府和科学的相对游离的状态。在政府的主导下，战时科学指挥机构成立、研发经费大幅提升、青霉素、雷达等新技术研制成功、曼哈顿计划及由此展开的人才争夺战，为赢得战争作出贡献，并为美国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充分的科学储备。1944年，罗斯福总统预感到战争进入尾声，便给时任国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的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写了一封亲笔信，希望科技界能够为和平时期的国家发展服务，用以确保国家经济活力、健康与安全。基于对世界和美国未来的深刻思考和高瞻远瞩，罗斯福要求布什把重点放在军事科研成果转为民用、加强医学研究、政府科技投入和科研人才的培养四个方面。1945年7月，由于罗斯福总统已经辞世，布什向继任总统H.S.杜鲁门提交了题为《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报告，成功地回答了罗斯福的提问。

 

　　《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由正文和附录两个部分组成。正文分为绪言、向疾病作斗争、科学与公共福利、更新我们的科学人才、科学的复苏问题以及达到目的方式等六个部分。附录则包含了四个专门委员会提交的专题报告。布什报告主要的观点层层递进，一是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不管是医学研究、军事研究，还是增加公共福利的新产品、新工艺以及更多的就业机会，都需要新科学知识的支撑，而新知识的来源就是基础研究。二是鉴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除大学作为国家最基本的基础研究组织外，布什认为，政府应该加大投入，激励研发活动，协调研究者行为，积极培养科学人才，以促进科技进步。三是辅之以最有效的行动计划，布什建议由政府出资，成立一个完全由科学家管理的国家研究基金会，支持科学研究，增进公共福利。布什设计了基金会的组织架构和运行规范，并作出了不少于5亿美元的基本预算。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去世，这一议案几经波折，经过近5年的斗争和妥协，最终到1950年，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法》，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正式成立，实行政府出资、科学家管理、同行评议分配科研经费的模式。目前，NSF已发展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科学研究基金。

 

　　布什报告的另外一个贡献还在于倡导了一种处理科学共同体与政治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关系的指导原则，就是科学共同体与政府应是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尽管杜鲁门批准的基金会，其主席必须由总统提名并交参议院批准，而不是当初设想的由科学共同体的董事会选举产生，但是建构这种科学核心理念的意义恰恰是在于维护了科学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战后美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全球优势正是得益于布什的这一思想，并且这种科研模式已得到了世界的普遍认同。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布什科技政策的理论基础，包含了以基础研究为龙头的“研究―创新”的线性模型，在这种模式下，对科学的持续输入将直接增加创新和技术的数量。其政策意义在于破除了完全靠市场力量自发推动、政府不干预科技发展的传统观点，促进了政府对科技发展尤其是基础研究的大规模支持。在布什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政府机构根据预定目标制定和实施科技计划，诞生了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航空航天、卫星通信、计算机以及一系列医学奇迹等等前所未有的大科学、大技术项目，并在六七十年代涌现出大批的科学与工程高级人才以及诺奖获得者，推进了科技的快速跃进，向社会公众展示了科技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拜杜法案》(An Act to am-end the patent and trademark laws)颁布于1980年，其立法宗旨主要是鼓励将政府资助的大学和小企业的研究成果商品化，使研究者更注重研究成果的产业化方向，以振兴美国经济。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开始深刻反思并进行科技政策变革的关键阶段，其特点为完善科技立法，同时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注重科研成果的商品化，建立科研-教育-生产三位一体的新型研发体系，并初步形成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和雏形。《拜杜法案》正是美国政府进行制度创新，依法重新定位和制定科技政策的代表之作。

 

　　《拜杜法案》的出台与当时美国国内科技、经济发展的状况有关。科技方面，美国已经建立了坚实的科技基础，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重点在于促进国防、空间科学、医学和基础科学的发展，以应对“冷战”和“美苏争霸”的需要。经济方面，宏观经济理论主导美国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影响深远，削弱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尽管在布什当年的报告中就非常前瞻地提出了技术转移的概念，提倡研究成果商品化并转移到市场应用，但由于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存在种种限制，成果产权归属缺乏激励，使得美国20世纪60、70年代科研成果商业化水平非常低，到了70年代后期，美国国家竞争力受到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来自日本和德国的挑战，国内经济跌入低谷，出口下降，技术产品的国内国际市场份额被挤占。

 

　　面对这一状况，美国联邦政府和立法机构开始重新审视科技体制和科技政策的有效性，并进行科研成果管理制度的创新。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拜杜法案》，同年通过的还有《史蒂文生-怀德勒技术创新法案》。之后，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技术转移法案：如1986年通过的《联邦技术转让法》、1998年《技术转让商业化法》、1999年《美国发明家保护法令》以及2000年《技术转移商业化法案》，进一步简化归属联邦政府的科技成果运用程序，大力提升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国家竞争力。《拜杜法案》的核心是将政府资金资助的科研成果的专利权归属于成果所在的大学研究机构，鼓励科研成果的转移和扩散，实现产业化。《拜杜法案》通过“资助合同”确定政府和被资助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在确认被资助者专利权人地位的同时，仍然赋予政府监督管理的职能，使得权利人不能滥用具有独占性质的专利权，不能阻碍科技的进步，不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拜杜法案》以及相关技术政策的调整与完善促进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复苏和产业竞争力的回升。首先，大学研究机构开展技术转移的积极性得到提高，各大学纷纷成立技术转移办公室，加快了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步伐。以美国大学技术管理协会的数据为例，该协会成员多为技术转移机构，1979年，协会成员数为113个，1989年发展到691个，1999年则达到2178个。作为技术转移的职业中介组织，技术转移办公室成为成果转化的桥梁和纽带。同时，大学的创新热情被大大激发。1980年，美国大学能够被授予的专利不到250件，这些创新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被成功转化。从1991年到2003年，新的许可量从1229件增加到4516件，总量达到了2．5979万件。1980年开始到1993年，美国高校自己创设公司达1013家，到2003年时共成立4081家，并涌现出大批以大学为中心的创新型中小企业集群，尤其以128公路地区和硅谷最为著名。在信息技术、基因工程、医疗方法以及计算机软件产业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另外，大学、企业和政府在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上的合作关系不断加强。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扩散和商业化，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与企业建立了广泛的伙伴关系，形成政府和民间合作研究机制，共同进行新技术的开发。

 

　　《拜杜法案》被认为掀起了学术资本主义的新浪潮，虽然随着历史的推进，人们开始质疑并批判其局限性和失灵的一面，诸如大学的公共产品属性遭到了破坏，学术被异化等等，美国也在不断思考和试图进行修正，以重塑现代专利制度。然而，重建新时代的《拜杜法案》，并不能磨灭其产生时的重大历史意义，它引领了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型，为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引用当时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评价就是，“拜杜法案是美国国会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通过的最具鼓舞力的法案”。

 

　　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acture，NII）于1993年9月15日由克林顿政府正式发布，并被冠以“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之名，称其将与二战后的跨州高速公路网相媲美，其实施将永久改变美国人生活、工作和互相沟通的方式。而事实上，在NII实施的基础上，美国又相继发布了下一代互联网计划（NGI）和面向21世纪的信息技术计划（IT2），还正式提出了《全球信息基础：合作议程》，倡议各国开展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并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响应，在带动全美经济的持续增长的同时，甚至还影响了全人类的生活和交流方式。

 

　　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开始对国内国际政策进行调整。1992年克林顿政府上台，在其竞选期间发表的《技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竞选咨文中，就提出“今天高新科技背后的原动力不是军队而是民品产业”。加之产业技术是美国经济的巨大基础，从未来发展着眼，实现军品民营的战略转移对美国来说意义重大。因此，在技术政策方面，克林顿政府不遗余力地突出私营部门的地位，明确联邦政府的技术职责是鼓励民用技术的发展、商业化和应用；加强基础设施的投资，为发展与使用新技术能力的增长提供条件。而此时的信息技术也已经为NII的实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微电子、光纤、光电子学以及计算机软件等技术领域均已实现突破，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融合，特别是光纤传输与ATM交换技术得到迅速发展。1981年，首次以“个人计算机（PC）”命名的IBM PC面世；1988年，第一个横跨大西洋的海底通信光缆（TAT——8）系统敷设成功；1990年，World Wide Web软件开发成功，Internet搜索程序Archie在McGill大学问世，最早的局域网交换机研制成功；1992年，Intel推出第5代芯片Pentium处理器。这些技术的飞速发展，更使得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凸显出来，同时，也为“信息高速公路”的实现奠定了深厚的技术基础。

 

　　NII的顺利实施与副总统阿·戈尔的努力密不可分。1991年，还是参议员的戈尔先后提出了“高性能计算行动法案”（HPCA）和“高速性能计算与通信（HPCC）计划”。之后，进一步提出建立全国性信息网的设想。在戈尔的推动下，1993年2月，克林顿以国情咨文的形式在国会发表了题为《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技术――经济发展的新方向》的报告，认为有效地获得信息对于美国所有经济部门来说正成为一个关键要素，同时对于学校、医院以及其他公共组织也具有同样的价值。正式向国会提出建设NII的计划，并以此作为政府科技政策的重点和产业发展的基础，以增强美国的竞争力。

 

　　信息高速公路是各种信息网络的综合与集成。信息高速公路包括了各种通讯技术，如卫星通讯、有线通讯、无线通讯和移动通讯等，通过这些通讯技术，信息才有可能传送到各个家庭、企业和政府机构。信息高速公路集成了各种信息电讯设施，包括了大量的计算机、电话、电视机、无线电等等的硬件设备。信息高速公路还包含了各种大量的信息及其文本，信息以数据库、文字、图形、图像、声音、文本、文件及二进制代码文件等各种形式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存储和传送。当然，信息高速公路还包括大量的信息业的从业人员和用户。信息高速公路展示的信息社会的远景就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获取任何信息资源。在整个NII的实施中，政府投资大约在1000亿左右，而私营企业的投入则达到2——3万亿。许多大的计算机和通信公司纷纷加入，实现了公私伙伴共建NII的良好局面。

 

　　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其增长过程呈现了“稳健增长与低通胀率、低失业率”的特征。从1992年财政赤字2904亿美元的历史之最，到1999年已实现财政盈余1150亿美元。而信息产业强劲增长的新经济特征，使得美国经济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NII计划的实施功不可没。NII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基础设施的能级，实现了从公路网到信息网的跨越。NII还进一步带动了美国高技术的全面发展，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微电子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以及空间、海洋、能源技术等前后相关的一系列高技术均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最终是直接推动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大大增强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保持了其集科技、经济以及军事等优势于一身的大国地位。

 

　　长期以来，美国都把保持世界科技领先地位作为战略目标，审时度势、适时有效的科技政策造就了美国科技全球领先的地位和优势。进入新世纪，美国又相继发布了《为了21世纪的科学》、《美国竞争法（创造机会：大力推进美国在技术、教育和科学领域的卓越）》，为美国未来科学事业发展制定路线图。仅从美国联邦政府R&D投资一直持续增长的事实也可以看出政府对科技发展的重视。在布什政府第一个任期，联邦政府R&D投资增长了44%，2001财年为910亿美元，2005财年达到1320亿美元，相当于每年增长了10%。到2009财年，布什政府8年联邦政府的R&D总投入超过１万亿。现任总统奥巴马在竞选时就把科学技术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发表了《投资美国的未来――奥巴马-巴登科学与创新计划政策》。可见，“在保障国家未来的安全、繁荣，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上，科学是一项关键因素，而且一直是美国国家工作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