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4月25日，《自然》杂志发表了三篇描述DNA结构的论文：一篇是剑桥大学的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提出的模型，也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双螺旋结构；另两篇附加论文来自伦敦国王学院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和莫里斯·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他们的X-射线衍射图支持双螺旋结构的假说。

 

　　60年后的今天，科学界都在庆祝这一突破性的发现。《基因组生物学》杂志为此组织了一系列网络研讨会和出版了一张海报，概述了遗传学和基因组学历史：从1953年最初的发现到十年前完成的人类基因序列草图（尤其是近十年来，新的理论如潮水般不断涌现），探讨了DNA研究的未来，参与者不乏类似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这样的顶尖科学家。

 

　　为了纪念这一科学上的里程碑式事件，《基因组生物学》杂志专门为雷蒙德·戈斯林（Raymond Gosling）做了专访，请他讲述了这段传奇，当时他是威尔金斯手下的生物物理学研究生，是现在仍然健在的两个署名作者之一（另一个是沃森）。

 

　　故事引人入胜且不乏幽默。戈斯林在详细描述上世纪40年代实验室故事时指出，双螺旋结构这一重要发现纯属“偶然”：比如，瑞士生化学家如何获得优质DNA样品的过程，以及他们在国王学院化学楼地下室进行繁杂的X-射线衍射成像准备工作，最后竟然发现回形针是进行纤维伸展的完美工具。为了产生清晰的图像，他们还使用了安全套来密封泵入氢气的相机瞄准仪。

 

　　谈到DNA图像的产生，戈斯林回忆道：“这个美丽的斑点照片……是最美妙的事情。我知道，当时自己已经成功地使这些纤维结晶，如果DNA是遗传物质，我一定是有史以来使基因结晶的第一人。”就在那一刻，戈斯林意识到，揭示DNA的结构将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威尔金斯时，他兴奋地喝了一大口雪利酒。”

 

　　为了使这次访谈更具时效性，《基因组生物学》杂志邀请了编委会中的13位科学家论述了自1953年以来该领域取得的一些最重要的进展(见“基因组生物学60年”一文)，包括内含子和基因碎片的发现、限制性内切酶遗传图谱方法的兴起、微阵列、DNA测序、人类基因组计划、古DNA分析及基因水平转移。

 

　　祝你生日快乐，D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