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9日，钟老师在银川的遗体告别仪式即将开始之际，我正坐车行驶在新疆的公路上。一侧是远处重峦叠嶂的山，一侧是零零星星的树木和时不时冒出的工业设施。高压电线贯行，双向车辆往来，天上乌云如穹窿盖顶，望不到尽头的道路――即便是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相比，也是绝对压得过的辽阔尺度，让人身处其间，备感震撼。

 

　　在这样的路上，不由就想着，钟老师必然也是多次在西部苍茫天地间赶路，那些曾令我们惊叹的、似乎不假思索就能给出的中肯建议，很可能就是在这样荒凉公路上闭眼小憩时反复考量而储备起来的。转而又回忆起跟着钟老师学习和工作的日子，点点滴滴，竟如江海汇聚，和泪水一起汹涌而来。

 

　　于我而言，在钟老师这里受到的最大影响，就是对科普事业的热情。

　　我在翻译科普书籍上小试牛刀，应该始于《林肯的DNA》。那时，钟老师已经编撰、翻译了好几部学术和科普书籍了。也许是有前车之鉴，初译工作开始之前，他就先讲了个“故事”，说此前有位师姐，文笔好得很，好到什么程度呢？她先用机器翻译，再自己润色文字，以至于钟老师在修订译稿的时候看了好几章才发现有问题。等拿出原文一读，发现逻辑虽对，但牛头不对马嘴。这下钟老师可不敢大意了，所有内容都要拿着中英文一一仔细校对。自那之后，绝不脱稿校对就成了他的习惯。可能是《林肯的DNA》一书中有趣的遗传学故事引发了钟老师浓厚的兴趣，他从自己开始，鼓励大家给翻译的内容加上译注，如果自己都不懂，怎么让读者看懂？短短两三句话，一方面可以帮助外行读者能更明白专业词汇的意思，反过来也让译者在编写时学到了更多的知识。或许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科普翻译，是教学相长的另一种诠释。翻译结束交稿后，大概是意犹未尽，钟老师又建议我们一起写一篇译后记，这既是对文字翻译工作的总结，也是对内容局限之处的补充。不盲从书本和现有知识，敢于“挑刺”并提出自己观点，这可能就是后来钟老师常挂在嘴边的“批判性思维”的雏形吧。于是，严校、细注、译记就成了钟氏翻译的“DNA”，贯彻至今。

 

　　如果说《林肯的DNA》是轻松的科普小品，那《大流感》则用史诗级别的重量压了下来。这是一本出版社编辑自己都觉得翻译稿酬太低的书，内容牵涉医学、法律、历史、政治、文化各方各面，文笔多了晦涩难懂和需要推敲的地方，作者还旁征博引各类风格的文字――小说要绘声绘色，谚语要通俗隽永，打油诗要俏皮调侃，标语要简短有力……钟老师一方面让我们尊重现有译本，一方面也亲自操刀翻译一些没有可参考译文的内容。有时寥寥数语尚推敲几日，又忽然在饭间得意扬扬告诉大家他想到的妙词。如果在讨论和修改中，他的遣词被我们推翻，他也会欣然接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现实。《大流感》的翻译用了三年，或许有人会觉得这必定是一个费时劳神的过程，没错，但在翻译期间，我也在钟老师的引导下，慢慢体会到了雕章琢句、学习新知的乐趣。不过说到翻译如何费时，我们也会开玩笑地埋怨钟老师，是他的“一指禅”严重拖了后腿。为了翻译效果，翻译小组的成员只有几个，而到最后统稿时，几乎只有我和钟老师在进行，力求语言风格的一致，于是越到后期工作量就越大。有时我在校对译稿，一时也找不到其他人协助时，钟老师就只能自己把他密密麻麻的改稿内容打进电脑，适应了这个打字节奏后，他还不许我们帮忙了，总说别急，就快好了。不过，也可能是《大流感》恰到好处的拖稿，使其最终发行后不久，就和全球甲型流感大暴发“撞车”，反而导致了本书的大卖。这么说来，钟老师的“一指禅”兴许还应算功臣之一呢！

 

　　每次我告诉别人，上海自然博物馆（简称“自博馆”）里的墙壁上、栏杆间、展柜里绝大部分能看到的文字，不管中英文，都是钟老师带着我们撰写的，几乎没人不露出诧异、崇拜的神色。而这些看得见的文字，可能只是我们工作量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想起那些钟老师率领我们这群小兵跟自博馆图文“斗争”的日日夜夜，几易其文最终折戟沉沙的废稿，是在观众所见之外更加辛苦的付出。那段长达四年的时间里，钟老师沉重的双肩包内，总有图文初稿的打印版，上面是钟老师或工整（可能在桌子上批注）或凌乱（也许是在车上批注）的字迹。即便如此字斟句酌的图文，也很可能在下一次讨论中因为有了新的角度和知识点而被推翻重来……没参与过的人应该无法想象写作图文的艰辛，更无法想象钟老师这样经常在一天内要辗转数地或者连开数会的大教授，居然心甘情愿将如此宝贵的时间匀给科普。在自博馆建成开放之后，钟老师还成了自博馆的活广告――要么逢人就推荐自博，要么就索性亲赴自博馆当起了义务讲解员。翻出当年的那些纸稿，想着他摘下眼镜皱着眉头看我们初稿时的严肃，想着他站在自己最得意的图文前给我们讲解的满足，想着他背着书包回头示意我们跟上的驻足……钟老师会和自博馆同在吧！

 

 

《延续生命》和生命的延续

 

　　《延续生命》的翻译始于“国际生物多样性年”（2010年）。由于钟老师工作越来越多，我们接的书却越来越厚，交稿时间必然是越来越长――这回是六年。尽管是大部头，我们对《延续生命》却仍细致到了文献格式的校对，加上各种知识框、作者注、题语、图注……巨细靡遗。因为我们深知，交出去的书籍，分量也越来越重。书籍校对最后拾遗补阙期间，我正休产假在家，有时会收到钟老师的短信，第一句必然是先问我是否有时间，然后才是能否帮他查一些资料这类的请求。钟老师这种对学生对部下对同事一贯的尊重和信任的态度，在我看来是极为难得的。今年3月，钟老师打电话给我，说《延续生命》终于要出版了，现在要写译者序以及校对清样，请抽空来一趟研究生院吧！当时我和钟老师已经在两个校区办公了，我坐校车到钟老师办公室的时候，已过中午。记得我们为这篇译者序商讨了一个下午，期间钟老师还见缝插针出去开了两个小会。最后他说这次译者序最后咱们署名签字，随后很得意地在纸上写了个藏名，说是“拉琼”还是“德吉”教他的，笔法流畅，一气呵成，我在心里偷笑，钟老师您私下一定是临摹了好多遍吧！最后一次见钟老师，是去他的办公室递交材料，顺便取了这本《延续生命》的纸本。我一直找不到和钟老师的合影，现在看这个签名，或许以这样的方式和钟老师并列，也是一种合影。而钟老师的生命种子，也在这一本本书中，一次次讲座里，一个个学生间，永远延续着。

 

 

薪火相传之愿，奉还师恩

 

　　钟老师总在赶路，仿佛时间不够用，不，他的时间是真的不够用。但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时间和精力，有钟老师传承给我们的志趣。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唯愿此生亦能不负师恩，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