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美国物理学家达林·基尼恩（Darin Kinion）因科学欺诈开始入狱服刑，他通过研究量子计算拿到了资助，但是他并未获得他所声称的成果，而是对研究中可能产生的数据进行了捏造。

 

　　科学家往往认为，这种公然的学术造假事件是罕见的。但是，我本人就见证过好几起学术严重不端的案例，从数据的大规模篡改到完全捏造不一而足。事实上，多数人没有受到惩罚，甚至那些犯错者还得到了夸赞，这真是让人寒心。造假者捏造平庸的数据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他们通过虚假数据编造令人振奋的成果，因此可以发表在高端出版物上，骗取一大笔资助基金，这与他们的贡献极不相称。

 

　　在我的研究领域――实验生物学领域，我注意到造假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动机。随着环境变化的加剧，公众和决策者都对环境给野生动物造成有害影响的相关简报有大量的需求。我偶尔会遇到提出如下主张的科学家：我们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讲述的故事比我们实实在在的调查还重要，目的可以为手段开脱，即使这种手段会导致数据捏造。他们的观点误导性很强，在科学上没有立足之地。人类对野生动物造成了不可否认的影响，但这一点一定要以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去探究。

 

　　对于有问题的做法，一些科学家可以逃脱惩罚，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科学体系是以信任为基础的。举证责任落在那些持有怀疑态度、报道行为不端的人肩上。除非怀疑的证据无可辩驳，否则人们都会相信科学家确实做了他们声称自己做过的工作。如果科学界要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行为不端的现象，这一点必须改变，是时候把举证责任转交给那些拿出研究成果的人了。

 

　　在某些领域，这种证据通常隐含在科学家如何收集数据、如何报告数据的过程中，详细的证据可能主要是由自动设备输出的数据提供的。期刊和同行评议者要求获得未经处理的全部原始数据文件，而且这样的呼声越来越高了，获得这些文件也许就足够了。

 

　　有的科学要靠人类对偏远的野外作业和野外实验进行观察，这种作业和实验是难以精确复制的――例如，在动物行为研究领域，就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证明研究的真实性。简单地说，研究人员应该经常将他们的实验拍摄下来，将录制的片段连同数据和分析一起提交给期刊社编辑、审稿人和同行评议者。在某些学科（如鸟类学）中，图片文件或音频文件可能比视频文件更好，能够提供更加充分的证据。

 

　　如果极限运动员可以利用自拍摄像机在山顶暴风雪期间记录他们最疯狂的冒险，科学家们就没有理由不去记录实验室和野外研究中发生的情况。

 

　　的确，可视证据可以伪造，但是使用一些简单的保护措施就应该足以防止伪造了。就拿我的研究领域的一个典型实验来说吧：用一箱流动的水，让鱼接触环境扰动，看看鱼的行为有什么变化。架起录像机很简单，每次录像前用个小纸条具体记录一下――如实验编号和对这条鱼的处理历史等――也同样简单。想一想电影导演如何运用场记板来记录许多拍摄片段的顺序，你就会明白为何这个简单的措施会使捏造数据难上加难了。等实验结果出来之后，你还可以将鱼分配到合适的处理组。

 

　　目前，我和同事正在使用这个方法记录有关珊瑚礁鱼对溶解于水的二氧化碳会做出何种反应的研究资料。该方法对其他学科也会有好处，包括基于直接观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在内。

 

　　分享可视证据是很简单的：视频文件可以无损压缩和传输。然后，在手稿提交上去，但尚未发表之前，可以将可视文件上传到免费数据存储库（如免费分享平台figshare或者Zenodo）。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期刊的在线补充材料允许占用10MB~150MB的存储空间，包括图片和描述研究方法的详细资料。

 

　　这样做不仅仅有利于防止行为不端――在发表之前和发表之后，可视证据还可以帮助审稿人发现书面描述和图表中难以明显看出的问题。使用软件可能会有助于量化试验记录中的行为特征，减少实验人员的偏差。此外，科学家知道他们的设备和技术将要被公开展示之后，他们就会更加努力地去完善。

 

　　实现这种转变的最佳方法是，学术期刊要着手要求出具可视和可听证据，用以支持所提交的论文。据我所知，没有任何期刊有这样的常规要求。学术期刊还必须要确保作者遵守其规定的要求。

 

　　调查显示，目睹学术欺诈行为的并不是只有我自己，大约有14%的科学家表示他们也目睹过学术欺诈行为。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继续做自己的事，这样固然容易，但是这种情况阻碍了科学进步的方方面面，我觉得必须要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提供可视证据在运筹方面会增加一些困难，但是对于应对学术欺诈行为来说，只不过是付出一点点代价而已，这样做能够大大减少不可复制研究的数量，不可复制的研究通常也是涉及行为不端的研究。毫无疑问，强制要求出具可视证据将会有助于解决每年在不可复制研究上浪费数百亿美元资金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向我们展示你的研究的科学性！